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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立昌，阳新县人，1962年生于幕阜山深处一个山村，从军、务农、做工，后进入某县直机关从事工矿企业管理，喜欢文学、历史，80、90年代有作品散见于《中国有色金属报》《冶金报》《湖北日报》《安徽文学》《诗中国》等报刊。写作是一种业余爱好，是心灵的净化。 我家窗前插着一根孤独的芦苇。那根芦苇在酷暑严寒中战战栗栗地度过了整整两个年头，酷热的阳光晒黑了他青嫩的皮肤，寒冷的北风吹落了他柔美的须和叶，现在进入眼帘的只是一根光禿禿的杆儿，如果无人提醒，你绝对不会想到这是一根芦苇，一根来自长江南岸的芦苇。 这根芦苇来自江南一个叫棋盘洲的地方。前年清明刚过，我便随一个工作队走进了棋盘洲。工作队的任务是协调农民与开发区之间的关系，说穿了，就是调查摸底，让农民顺利地离开世代相守的土地，把这片肥田沃土拱手让给城市的开发者，工厂、码头、街道。 棋盘洲内有三个大村，靠西是韦山村，西北是东湖村，我入驻的是位于东北的棋盘村。 棋盘村村民分三块地方聚居，南边的聚居点已被三家大工厂夹住，西面是一座现代化的水泥厂，南面是一座化工厂，西北是一座特钢厂。村长老张就住在这里，我第一次走进这个村落就不舒服，那个化工厂飘出的污染物在空气中不间断传递着，路旁的树枝已经枯死。 老张说：“我们整天吸这样的空气，真想有个好地方去。” 然而，相当部分村民还在雇车拖砖石进村，准备改建或新建住房。我不解，政府年前就下发了停建通知，这些人怎么就至若罔闻呢？ 老张告诉我：“这是普遍现象，别地方都这样，一边是想搬迁，过市民生活；另一边是故土难离；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冲撤迁补偿来的，工作量大着呢！” 我住的位置是棋盘村靠东北的聚居点，这里紧靠长江大堤，一九九八年长江流域发生大洪水后，江堤整固，原先住在江边的农民、渔民都迁到了堤内，大堤上修建的沿江公路把城市与偏远的乡村紧紧连接在一起。我住在一座闲置的空屋里，屋子的主人在南方打工几年没有回来。这房是座二层楼，二室一厅，屋后是厨房、茅厕，小院里有口水井。到了雨季，楼上雨水漏个不停，所幸楼上堆放着许多大缸小缸，这时便派上了用场。 房主的兄弟住在隔壁，瘦高个，四十多岁，以前一直在外打工，做泥工活，手艺特好，因患了糖尿病，就留守在家了。他是个能吃苦的人，我住处的屋漏就是他捡好的。他每天打胰岛素。我开始不知道他患病，对他并无好感。慢慢地，便改变了这种认识。 村支书与主任似乎很忙，带着我入户调查的便是他。碰到自家亲戚，他便要茶水。其实他自己不喝，心里是担心怠慢了我。春禁刚过，他便叫上小舅子到江上弄了两只江鲶，说是慰劳我。这让我着实感激了一阵。 傍晚的时候，他常陪我翻过江堤，在长江边漫步。这江边正在建码头，打桩机将几十米长的圆桩毫不费力就钉在了江岸，他便兴奋起来：“将来这码头建成了，就是省里数一数二的大码头！” 我说：“到那时，你就住在楼群里了。” 听我这么一说，他象焉了一般，怔怔地望着江水，咕噜着：“我不希望那样，我们原来的生活多好。” 我说：“你怎么这样想呢？城市化、工业化是发展的必须，过上市民的生活是农民所追求的呀！” 他说：“谁追求了，我这病就是在城市打工，生活没规律得的。我们这么好的肥田沃土，被你们城市化了，就再也长不出五谷杂粮了。” “那你还带着我去入户调查，宣传拆迁？” “不带怎么办？上面决定的事。” “依你这么说，这工作可难做了。” “不难会叫你们来，就是我们愿意搬迁，也要维护自家的利益，能弄多点补偿就尽量争取多点。” “补偿是有标准的。” “什么标准？我们祖祖辈生存的地方，你拿什么做标准？” “你看，你们村患糖尿病的、精神病的不少，有好几个精神病人都是在外打工得的病。要是开发区建成了，你们打工在家门口，这样多好。” 听我这么说，他便腼腆起来，我知道，这话刺到了他的痛去。 “你放心，我是不会为难你的，我们这里的人，都象芦苇一样，心善着呢！” “真的，到你这里这长时间，我怎么没看到芦苇？” “看，那不就是。”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是一片在秋风中摇曳的芦苇。 总队通知我到东湖完成突击任务。于是每天清晨赶往东湖，天黑回到棋盘。 东湖的一片农房，是规划的新区大道所经之地。工作队员与村干部一道挨家挨户磨嘴皮、做工作，政策牌、友情牌、亲情牌无所不用。可总是不见效果。 头天说妥了一家，第二天上门又变卦了。胡家的媳妇是小学教师，儿女在外读大学。 村长说：“他是我表哥，从他家突破。” 老胡在江堤内侧的港湾包了一段捕魚。那位女老师表态：她支持政府工作，只要补偿合理，一定配合。可老胡说：这屋是我做的，我是农民，农村都是男人说了算。 老胡每天傍晚在港湾下网，天没亮又到港湾起网收鱼。村长与我一道每日蹲在岸边等他收网，可老胡总是收几只鱼便送上岸，说上几句，又划船牵网去了。 村长顺手折断一根芦苇，嘴里咕嘟着：“表哥折我象折芦苇一样，一点情面都不给。” 老胡轻飘地送出话来：“你把卢副镇长家搞定了，我决不为难你们，别以为我们都是芦苇枝儿，你想怎么折就怎么拆。” 村长拉开嗓门说：“表哥，这话可是你说的！” “我就这么说了！” “可那不是卢副镇长的屋，是他弟弟的，他弟弟是个残疾人。” “兴你讲教师家庭，就不准我提镇长家的，他家动了，我保证服从。” “那好，我们不为难你，你也不能为难我们。”我说道。 “你放心，我说到做到。” 村长说：“怎么办？” “按他说的做，咱去找卢副镇长。” 跑到镇上，卢副镇长说：“我就知道你们会盯上我。” 我说∶“镇长老兄，我们也是没辙了。” “你们给我三天时间，不能让我太为难了。” 我们又挨家挨户磨嘴皮，这帮人象是商量好了似的，油盐不进。卢副镇长回家两趟，被他老娘骂了出门。第三天，卢副镇长来到村部，说：“这事我做主了，就从我家拆起，我签字算数。” 我说：“这不妥吧？” “怎不妥，那屋是老爷子留下的，本来就有我的份，现在我做主，补偿全给小弟就成了。” “嫂子知道吗？” “这就不用你们操心了。不过，你们放心就是了。” 老胡见镇长家动了，惺惺地说：“领导带了头，我还有舍话说。” 秋末，突击任务落在了韦山村。有一家大型上市公司要在这里投资建厂，计划元旦破土动工，元旦前必须完成红线图內三十户的拆迁任务。户数虽少，但时间太紧了。开发区、镇政府将辖区内与这几十户有亲友关系的机关单位领导及村干部全都安排上阵，轮番动员、劝导。 我的对象户是俩位老人，男的姓王，看上去和蔼可亲，房屋评估等前期工作做得很顺。我暗自庆幸。找到村支书，要求村里将闲置的库房安排给他们临时居住。 支书说：“安排库房没问题，就怕拆迁协议签不下来？” 我说“不会吧，那俩位老人挺配合的。” “没那么简单，那家是有名的牛筋坨，难缠得很！” 我不以为然，拿着协议，登门拜访。俩位老人耐心听了我的解释，慢慢地提出他们的要求：门前菜园的围墙墙脚埋在地下的有一尺多深要算石方、菜地里有个窖棚要算价钱、田里有根水管是自己花钱买的……你如果答应得了，就叫村里人来算帐、签协议。 我真有点欣喜若狂了：“好，我晩上就找村长及镇长。” 村长说：“搞不成的，那家人的花肠子多着哩。” 镇长说：“话不能这样说，明天叫镇办的刘主任跟你一同去签下来。” 第二天，刘主任与我一道兴致勃勃的走到老王家，只见大门紧闭。跑去问住在隔壁的村妇联主任，主任说：“不知道是不是到地里去了，我叫人去找。” 俩老回到家里，坐下，刘主任寻问他们有什么要求，老王走进里屋，拿出一个小本子，提了几道要求。刘主任说：“这几个要求老季跟领导汇报了，我现在把帐算岀来，怎样？” 老王说：“你算吧！” 刘主任一项一项算好，填写，汇总：“好了，你核一遍吧！” 老王核算了一遍，慢条斯里地说：“我还得想想，周围人家都没签，我不能带这个头。” 王主任说：“你的意思是有人签了你就签？” “是的。” “哪好，我们等等。” 出了门，刘主任说：“老季，你可别往心里去。” “不怪他们，毕竟是一生的大事，多想想无妨。” 过了两天，已有两户签了协议。我约了当地一位老师又来到老王家，老王说：“等有人拆屋再说。” 过了几天，签拆迁签议的已有上十户，有五户人家已搬到了安置房，有三户房屋己拆。我又约刘主任来到老王家。王婶说：“老头子到地里栽树去了。” 我们按照王婶的指点，找到了老王，俩人动手，帮着栽完了树苗。 老王说：“明天签吧，要镇里的领导来，我还有两个小要求。” 刘主任与我一道将情况向镇长作了汇报。镇长说：“明天我们一起去，能让步就让一步。” 这夜过得很长，我设想着如何签下这份协议，以及签下后双方的心情。 天亮了，镇长、刘主任和我一行三人大清早来到老王家。镇长叫上村妇联主任：“田主任，你今天可得上阵帮帮忙，王大叔可是你亲叔。” 妇联主任说：“我也说不了，他还以为我家签协议得了几多好处呢！” 镇长说：“那我们还得防一手。” 进了老王家，田主任说：“叔，镇长都来了，你就把协议签了吧。” 老王说：“镇长，我侄媳妇都说话了，可屋是我自己的，我还有两个要求，一是那个木楼要算一层，二是装修费要提高些。” 镇长问：“那木楼有多少平方？” 刘主任说：“九个平方。” 镇长说“那木楼与装修费只能按评估标准来，你现在签协议，我们可以找一下建驻企业，以救助困难户的方式给以弥补。” …… 老王说：“我要问我儿子，我儿子说上海那边的拆迁补偿比我们这高多了，你们把填好的协议留份给我，我好做孩子的工作。” 镇长说：“老人家，上海是发达地区，标准当然高些……” 不管我们怎么说，老王就是铁青着脸，…… 我懊恼至极，一路上给镇长道歉。 镇长说：“你道歉个舍，这是我们镇上平时工作没做好，让你为难了。老季，这户以后你就别管了，由我们做工作，我们乡镇干部是芦苇，走到那里根就伸到那里，不信做不通他的工作。” 棋盘村西部自然湾的住户不多，姓氏不少，镇办刘主任就出生在这里。 刘主任说：“棋盘村有四十三个姓氏的村民，西湾四十多户人家就占了十九个姓，这湾是个杂姓棵。” 经了解才知道，这湾人都来自不同地方，有从四川过来的，有从江西、安徽、江苏过来的，有从相临县市迁来的……一句话，祖先都是顺着江水漂来的。 刘主任带我拜访了一位老者，人称张伯。张伯己有八十高龄，青壮年时是村里的当家人。刘主任介绍说，这里原来是一片芦苇荡，居民大都靠捕魚、渡船为生。解放后，就是张伯等人带领村民战天斗地，把芦苇荡改造成了旱劳保收的良田。 张伯说：“我有什么功劳，主要是国家政策好。” 张伯告诉我，他们的先辈都是依水为生的人，象浮萍一样居无定所，是共产党救了他们，让他们在这里安居乐业。 我问他对办开发区有舍想法，他说没舍想法，他想信政府，相信日子会越来越好。 离开棋盘洲的时候，我特地跑到一个水洼旁折了一枝芦苇，我把这在远古水荒时代的芦苇和这现实中的芦苇一同带回了我居住的城市，带回了我的寓所。 我把这枝棋盘洲的芦苇插在窗前，看着在微风中颤动的惠和叶，眼前便浮现出棋盘洲的人和事。现在站立在窗前，望着这已固化的芦苇茎，脑中还显现着房东兄弟、村长、刘主任、张伯以及老王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的身影。此时，我仿佛也成了一株芦苇，一株行走着的、带着棋盘洲泥土气息的青青的芦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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