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感谢您拔冗接受专访！最近，您的短篇小说《皮子》刚刚获得“和平崛起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全国文学创作大赛”小说奖银奖，您本月上旬赴深圳载誉而归，能谈谈获奖感想吗？
接到获奖通知很意外，查了邮箱，才确定自己参加过这个比赛，记得当时看到组织者是全国文学专业协会、西南大学文学院、深圳大学文学院、《特区文学》杂志社，觉得既有严肃性又有权威性，才决定把《皮子》发过去的。一篇作品从酝酿到完成，便有了欣慰；在朋友间交流、发表或获奖，有如为自己的孩子找到了阶段性的归属，写作是个体性的，获不获奖并不影响写作者内心的坚守，获了奖也没什么可沾沾自喜的，年底工作多，抽不开身，所以我没有亲自到深圳领奖现场。《皮子》通过特定场景中，两个边缘化的人物对话，以一碗蛋炒饭为线索，状写了社会变革初期的生存境况；饭桌上的冲突峰回路转，扣人心弦，对话波俏、机敏，回味无穷；在结构上，欹势入笔，渐次推进，我想这些特点大概是获奖的原因吧。
2、您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坚持笔耕不辍，并且长年坚持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写作的密度和厚度都有不俗表现。已出版小说集《家宏来信》，还将推出《虚掩的门》，您是如何处理好工作与创作时间上的冲突的？
我参加工作近四十年，二十六七郎当岁就是中学校长，后来辗转几所学校总离不开干部或领导角色，无论身份如何变化，一是从未离开过教学岗位，二是从未放弃过文学初衷，即使在担任过某重点中学副校长副书记的十五年里，虽然掇置笔耕，但也未放弃阅读。在电脑未普及时，每天在晨露中阅读世界名著是我的常态，现在我每天都有两节中学数学课的教学任务，作为学校领导还有庞杂的行政管理事务和心理负担，在工作之余写上几百字，存到邮箱，下班后回到家里，娱妻育子、含饴弄孙后再打开邮箱写上几十几百字，晴耕雨读，常年不断，密度就出现了。写作的厚度谈不上，可能有几篇在文学好事者中留下了一些印象和谈资吧。
2011年的小说集《家宏来信》收录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上世纪末的二十篇中短篇小说，受西方哲学思潮影响较多，力图突破现实主义小说的局限，加入了很多先锋的元素，又兼顾传统审美习惯，如可读性和亲和力等，算是现代小说中国化的探索吧。在已付梓即将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虚掩的门》中，对现实的生存语境、历史真实的探索、社会复杂的现象多了一些人性的思考和哲学考量。可以这么说，我写每一篇小说绝不会只让读者产生单一的愉悦，我会让读者有所思考，有所回味，也就是说，我不是一个会讨好读者、讨好编辑的作家。
3、您曾经是一位文学愤青，也热爱诗歌，并坚持创作，写过文艺评论，您的写作题材比较宽泛，风格现代，大多取材于本土，尤其是深入底层，抵近真实，您是如何对繁杂的生活素材进行审美把握的？
每个人都有充满激情和幻想的青春年代，而我们的青春年代恰逢改革开放初期，从禁锢中走出来的我们，贪婪地吮吸着开放带来的精神营养，张扬个性、表现自我是那个时代的标配，“文学愤青”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那个时代也成就了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对于诗歌创作，我是外行，只是偶尔记下几句从心里滑过的句子，充实后再分行罢，发表的不多；评论多是在文友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或是读后感；九十年代，随笔和散文发表过一些，但我主要还是寄情于小说创作。在小说创作题材上，有的关注现实社会中的焦点问题，如教育问题、医患纠纷问题、官场生态问题；有的关注中国百年革命史的问题，展现史实、还原真相，给人以在场感；有的关注情感问题，挖掘精神层面的困惑和苦恼，展现现实与虚幻的二元碰撞。一花一世界，每个人身上除了时代烙印外，还隐藏着丰富的内心世界，文学除了展示精彩的外部世界外，更主要地是要去揭示不为人知的那一面，像光的透视与折射，直抵人性的隐秘和幽暗。有了这样的认识，我想面对繁杂的素材，才能找到表现的手法，把握审美的意趣。
4、您的小说虽然篇幅不长，以短篇居多，但社会容量很大，文化历史元素也很多，现代性丰富，对人性的开掘很深，您是如何做到的？
首先你对笔下的人物要熟悉，除了声口气息、人生经历外，你对他的内心世界，精神取向等，要作精心的设计，要成为你笔下的人物，必须在你的脑海里晃荡很久，而且一定要和他在梦里出现交流，有了和他这样的熟悉过程，我才会下笔去写他。除了灵感，必要的准备和酝酿是必不可少的。我的系列小说《油菜花黄》《追逃记》《奔突记》《二爷的飞机》是以荆沙本地百年革命为题材的，历史久远，手上的资料不多，仅有一本原沙市政协在八十年代初编辑的，薄薄的一本《文史资料》，里面是从辛亥革命以来的亲历者们的回忆文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天天随身携带着这本发黄的资料，在上面画满了红杠杠黑杠杠，在和亲历者们逐渐熟悉后，在酝酿自己饱满的创作情绪后，我才下笔。你所谓的社会容量，我想肯定不仅仅指单位字数内发生故事、产生人物的数量，而是指文字里蕴含着的社会的历史的信息量、人性深处促人思考的元素和构件。鲁迅的《狂人日记》通过被迫害者“狂人”的形象以及“狂人”日记体的描写，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表现了作者对以封建礼教为主体内涵的中国封建文化的反抗；也表现了作者深刻的忏悔意识以及从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对中国的文化进行的深刻反思，同时对中国甚至是人类的前途表达了深广的忧愤。这些容量通过文学的手段，塑造出文学的形象，而这个形象的东西对于你表达的容量只是一孔锁眼，正如卡夫卡所说：“生命就象我们上空无际的苍天，一样的伟大，一样无穷的深邃。我们只能通过“个人的存在”这细狭的锁眼谛视它；而从这锁眼中我们感觉到的要比我们看到的多。”
5、您的小说风格既有先锋和现代性，也有批判现实主义的风格，囊括了当下社会流变的种种状态，您是如何构思作品的？您的小说集荒诞、反讽和幽默于一炉，有穿透世俗的力量和独特的审美张力，属于中国化的先锋，您是如何坚持和把握这一写作风格的？
我接触现代小说是在八十年代读卡夫卡、加缪、昆德拉等人的作品开始的，后来又有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的热潮，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鼻祖是鲁尔福；这几年又读了卡福、巴别尔、麦克尤恩等人的作品，发现小说除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写法之外，还有很多非常有趣的写法，弱化故事、超现实体验等，往往会使你感到贯穿作品的气场，或压抑、或荒诞、或无奈，完全不同于传统小说的阅读经验，昆德拉说：“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小说家发现人们这种或那种可能，画出存在的图”。
现代派小说为什么出现并得以生存，除了作者表达的需要外，也体现小说家发现了人们这种或那种可能。虽然现代派小说展示的是现实的阴影和精神缝隙的幻像，但有如相片的负片一样，也是另一视角下的真实存在。现代派小说除了技巧的革新外，他把视角转入到了世界的空灵深处，错乱之处。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很多不为人类认知的领域正逐步被揭示，假如真的存在外星高智能生物的话，地球在外星人眼里又将是怎样的小说视角呢？果真像人类自己看到的那样正常吗？所以丰神静朗，自然如妙的现实主义小说也好，奇艺诡谲，痴迷错乱的现代派小说也好，只要出于对社会、对人类的真诚关注，任何的叙述形式和技巧都是合理合法的；任何的流派，通俗的也好，高雅的也好，不管技巧怎样，一定要在合度的情形下，才能给读者心智的体验和艺术的享受。
好小说与流派没有关系，我有好几篇小说就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叙述方式，只不过糅杂着现代意味的元素。我对好小说的四个标准是：俏皮得拍案叫绝，回味无穷；柔软得直逼心底，肝肠寸断；哲理得幡然醒悟，如痴如醉；沉郁得透不过气，生死无界。
6、您的小说语言具有细密、厚实、洗炼、粘磁等特点，极具江南地域特色，您能谈谈对语言的把握技巧吗？
有读者来信曾说到我的小说语言问题，说印象最深的是文字阳刚、简约、精准，似乎吸取了文言文的精髓，不滥用词汇，不堆砌，于先锋写作的探索中仍能保持中国文字之美。如《杳行日记》中，“月黑，雾，不见对面灯火，偶有轮笛，声不透雾，闷闷若无。乱岗上伏草蛰虫之音，绵婉不绝。”类似的句子流畅蜿蜒，构成小说的形式美。还有些西化的长句，也处理成中国化风味，如在《肥皂手枪》中，“抱帖的脚还没迈进客厅，我就看见他暴凸的眼珠越过了瓶底般的眼镜，精灵一般地溜到了沙发一角。他的羸弱高挑的身躯被这眼珠牵引着，当他的身躯慢慢地组合进了他的眼珠周围的空间并与眼珠复合归位后，我就看不到他的眼珠，只看见两个啤酒瓶底在灯光下玩着光的反射的游戏。”当然，语言要与刻画的人物相契合，才能显示隐奥幽微的趣味。
语言的简约、准确是第一位的。我在完成某篇小说时，几乎在每一次接着写下去前，都会对前面已完成的部分再一次作语言上的打量与修改；第二才是语言的俏皮有味、机智幽默，语言不仅要契合人物，还是你作品中气血流动的关键，形成气场和张力的关键。
7、您的小说选题准、开掘深，尤其是主题深邃，比如《千脚泥》《杳行日记》《断耳》《黑狗店》《虚掩的门》等，这其中寄予了哪些深意？您对今后的创作有何期待？
存在主义认为，世界原是荒诞的，在荒诞中加入了“偶然”的“奇迹”，在喜剧的底色中暗含着悲剧元素，使得偶然性完成对必然性的一种“解构”，所谓“解构”是对常态的揶揄、颠覆、抗拒、反驳和消解。
现实的存在是两个极端之间的存在，崇高与卑下，向往与无奈，神圣与世俗，幸福与苦难，等等。从任何一个极端去结构或是解构这个世界，我们都可以找到人生的惆怅与快感，找到生命的光亮与影像，从而为我们了解世界的本质，提供一孔锁眼。
小说做成了故事不是好小说，小说没有故事压根儿就不是小说。有的小说用眼看，有的小说用心看。或许今后再不会写小说了，或许今后会写出更好的小说。说到对今后的期许，我还是用我的小说集《家宏来信》后记中的话来回答，同时也用来结束今天的访谈吧。
架一把茅，或许还有些些风月；辟半弓地，难说不成小小轩窗。学如烟海，予惭浅陋，岂敢自矜收一粟；书似云山，人尽可师，但期共勉上诸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