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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邓叔叔（下） 
在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在下陆，说起“邓明”两个字，只要是上了年纪的，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时在路上遇见人叫邓书记邓经理，说了一会话，人家走了他问：“小白，刚才这人是谁啊？”。也是啊！公司上万人他那认得过来呢。
名气之大不仅因为他是一名抗战老兵革命前辈；也不仅是因为他曾经在有色多个单位担任过领导；还不仅因为他是大冶有色第一代领导集体和第二代领导集体成员，是企业开创者之一。 我以为，更为重要的是邓叔一身正气、刚直不阿的秉性，对党忠诚密切联系群众和对革命工作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 邓叔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山东人。他一表人才，身材高大伟岸；性格刚毅，虽然有些暴脾气，但是一个提得起放得下的人。 邓叔是有色公司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最后一个离世和最高寿的领导。 邓叔之所以高寿，原因很多，但我以为：他老人家能上能下、能屈能伸，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良好心态，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1960年邓叔提拔为大冶冶炼厂党委副书记后，仍兼任熔炼车间书记直到1965年。
邓叔主政熔炼车间八年，铜冶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同期国内外先进水平，俱乐部经常召开庆功大会。三年困难时期，邓叔想方设法保障职工生活。厂区120多米高的烟囱（据说当时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二）每年检修时工人们都是爬上爬下既危险又非常消耗体力，一次邓叔不顾违反纪律，让维修人员免费不限量吃肉包子。结果一位张姓工人吃的太多竟然撑死了，这件事邓叔自责了很长一段时间，多次去家里看望其家属。 1965年铜绿山由湖北省冶金厅划归大冶冶炼厂，干部职工来自多个单位，工作不好开展，厂党委又派邓叔兼任铜绿山矿党委书记。原铜绿山矿王矿长说：“1965年我毕业分到矿里，矿山刚上马，职工大部分住农村，本可以住矿宿舍的邓书记和时任袁矿长住一水泵房，和大家同甘共苦......” 听父辈们说：邓明就是一个救火队长，哪里工作不好搞就派他去那里。与当年也提拔的两名副书记不同的是，邓叔工作起来不怕得罪人有一股狠劲，很多人都怕他，连我们孩子们背后都称他老人家叫大佬邓。传说邓叔在熔炼当书记时，办公室如果关门他就踢开，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开门办公。 可是就这么一个替领导排忧解难的猛将，当文革来临时却第一个受冲击。 
1966年运动刚开始,他和时任第一副厂长的管庆本伯伯从武钢四清工作队回来，在新下陆十字路口刚一下车就被人揪斗。
一次在厂俱乐部开批斗大会，身材高大的邓叔叔带着手表穿一身整洁的衣裤伟岸的站在台上，特别是一双黑皮鞋擦的铮亮。这下可惹恼了造反派：这哪像批斗会啊！分明是向“革命群众”示威,人们高喊口号：打到邓明！走资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时有一大人怂恿我：你上去踢他几脚，再把他的手表拽下来。我就一看热闹的小孩，而且冲着小勇、小刚(邓叔两儿子)的同学关系也不能干啊！ 当年批斗邓叔的主要罪状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富农子弟三反分子；衣着整齐、擦皮鞋是脱离群众；四清查帐时有429元钱说不清楚出处是贪污，批斗时还戏称“四两酒”。 殊不知，讲究仪表可是邓叔在“四野”跟随首长多年培养的一个优良传统，并从部队带到了地方。据说在辽沈战役期间，刘亚楼打仗回来先擦皮鞋再洗脸,罗荣桓调侃说他要体面可以不要门面，林总帮忙解释说参谋长是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养成的习惯，不会擦皮鞋就拿不到毕业证。 再说“四两酒”，那是邓伯伯一次去北京出差，同去的一下属回来报销有429元对不上账两人有些扯。2016年我在网上写的一篇文章《曾经的有色俱乐部》中提到过这件事。小勇觉得数额大了点，还回去问他爸到底是429元还是229元，邓伯伯说记不清楚了，这就是大人大量！我当时还担心这样写老爷子不高兴。 文革真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是一块试金石。在大难来临时为了保全自己，人性的弱点暴露的淋漓尽致。 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所有领导都成为走资派被打到了,大家一个样--靠边站!这时怨天尤人的有、相互埋怨的有、投机取巧的也有。可最早被批斗的邓叔叔，没有埋怨任何人。 运动初期大规模的批斗会结束后，全家被赶出北村小洋楼，搬到东村平房住。邓叔下放到生产车间劳动改造，每天穿着翻毛皮鞋和上班的人流走到厂区，在车间和工人们一起干体力活。一次筑炉搬运耐火砖时还砸伤了脚。 那些年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运动不断，随便一个名目就把走资派拉出来批斗，已经参加工作的小勇、小刚常骑自行车把父亲送去接回。到1973年这一改造就是六、七年，正处在经验丰富、自富力强的邓叔，失去了正常的领导工作。这叫什么事啊！可邓叔想得开，仍然一如既往大大咧咧不在乎。 但孩子们的事就不一样了。1966年小刚受到父亲的影响，都开学两个月了，还不能上初中，邓叔实在没办法，给时任厂长王克让写封信让小刚送去，这才又上了学。 
1969年我们在“冶中”读书时，校工宣队石队长很左，同学们都不喜欢他，有天晚上小勇、小刚俩兄弟，在墙上用墨水写了几个大字：石××滚出冶中！第二天他看后晕厥了过去，被人抬到办公室。查出来后哥俩被整的够呛，一天上午学校组织师生去市里参加公判大会，散会后车子有意不带他两回来。结果走了几个小时下午才到下陆，刚巧遇见工宣队童副队长，又累又饿的俩兄弟顿时怒从心头起，把童副队打了。事闹大了，被校方定为走资派老子指使儿子打击报复工人阶级。兄弟俩被派出所拘留，一些革命教师群情激昂冲到邓叔家里开批斗会，说起来那几年这哥俩没少坑爹。这要是放在别人家那还了得，可老爷子什么世面没见过？没事！
我想说的是：1975年邓叔复出后担任有色公司革委会副主任（1979任副经理）一直主管教育。对当年批斗他的那些老师们该重用的重用，该提拔的提拔。教我们政治课的陈老师那一天也去过他家，后来在有色公司党校校长位上退休。为了表示歉意，2018年陈校长还特意要我陪他去邓叔家，这份迟来半个世纪的道歉，邓叔大手一挥：我忘记了！ 1973.1.15日大冶冶炼厂改称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因硫酸、化肥等化工产品的相继投产，新组建一化工厂。一直在熔炼车间劳动的邓叔被解放，任化工厂党委书记（并没有恢复到原级别）但仍然看不出邓叔有任何情绪，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据原公司经理办刘主任说：“1973年冶化大会战，邓老挂帅指挥，数千之众，昼夜奋战，当年我也曾参加冶化改造挑灯夜战......” 邓叔不仅抓生产还重视职工业余文体活动。那些年公司的篮球运动搞得红红火火，据说每次化工厂参加比赛时他派人送汽水，还亲自去现场观看助威，赛后队员免费吃肉包子、肉丝面。 1975年经过六年的下放劳动和两年的基层工作，组织上终于给邓叔完全落实了政策：恢复企业副职待遇，任命大冶有色金属公司革委会副主任（79年改称副经理）。在这一段时间特别是1976年文革结束后，邓叔总算是甩开膀子扎扎实实干了一些过去想干又无法干的事。 1982年有色公司调整班子，可能是邓叔太耿直,新来的张书记对他也不太了解,1983年邓叔不再担任副经理改任公司调研室副主任。 不久黄石来了一个铁腕的曹市长抓市容市貌整顿。这项工作下面很难办，于是张书记重新启用邓叔为有色公司环境治理领导小组组长。有人嬉笑：“排挤你时晾在一边，有难处又想起你了”。“我干工作不是为哪一个人”邓叔一笑了之。果然在遇到曹市长发脾气时别人都不敢吱声，只要邓叔不紧不慢地说：你不就比我大一级吗？我要是市长比你还凶。 后来企业职工加级，因为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涨工资，扯皮的人多工作难做，张书记又让邓叔担任公司调资领导小组组长。 
悼词：“邓明同志在我公司工作以来，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大冶有色金属公司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追悼会继续进行，我又想起许多陈年往事。想当年邓家和我妹夫梁家、我岳父胡家交往密切,几家的孩子更甚,特别是我妹夫梁剑、二舅哥永建和邓家的小勇、小刚，按我们下陆话那可是割头换颈的交情。从小在一起玩耍，一起上学放学逃学，一起打架一起偷鸡摸狗。梁剑和小刚下放农村一个生产队，招工到一个厂。我和小勇是小学、初中同届同学，我爱人初中和他在一个班。小勇完全继承了他父亲讲义气、嫉恶如仇的品性。我爱人常说：“读书期间直到下农村和刚参加工作时,小勇就像一个大哥哥一样罩着我，生怕被人欺负”。 1977年我爱人（那时还是女朋友）从有色经理办调黄石市委当打字员，市委派人来有色公司政审，有人把文革中对我岳父的不实之词写成材料，是邓叔说明原委才得以调动。这事还是最近才知道的，老爷子帮了忙也不说，这就是他的风格！ 也是在七十年代中期，我爱人的大姐在福州当兵转业，按从哪来回哪去的原则应该回武汉。但六十年代大姐当兵走后，岳父从省冶金厅调铜绿山矿，一大家子人都在黄石。岳父和邓叔说了这事，他专门去武汉找了省民政厅的老战友。 
邓叔的老伴袁阿姨1983年在有色公司教培处人事科当科长时，我从有色中学调劳动公司，袁阿姨劝我还是留在学校当老师好。因为我执意要调动，她亲自给我办的手续。后来袁阿姨也调劳动公司任党办主任，并且在我们单位退休。2002年我任劳动公司经理后，办公室有人给我反应，袁阿姨属于烈属，按政策每年春节应该上门慰问。此后我代表组织每年春节都去慰问老两口，2010年我退休后，还专门作了交代。
悼词：“邓明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74年来......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是啊！参加革命75年，74年的党龄，邓叔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党和政府没有忘记。2005年邓叔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一枚；2015年邓叔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一枚；2019年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一枚。
悼词：“他具有共产党员高尚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情操，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用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公司广大干部职工的爱戴和尊重。” 山东人重情讲义。文革前的黄石市委书记孙德区因为经常在冶炼厂和铜绿山蹲点,对年轻有为的邓叔颇为欣赏列入后备干部培养。后来的那场运动使所有的事情都成为泡影。1975年邓叔已经解放了，而孙书记还在襄樊下放劳动。邓叔委托在襄樊实习的小刚去看望，孙书记非常感动，再三请小刚转达对他父亲的谢意。 
邓叔自从1957年来到这个企业直到去世，老人家就再也没有挪窝，在下陆这个小地方一待就是六十多年。 邓叔在部队时一直在首长身边工作,又是从省里下来的干部，在省、市有许多老上级、老战友、老同事。凭借邓叔的资历、人品和能力再找一找这些关系，调动、升迁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在个人问题上，从未向组织开过口伸过手。老人家常说：“我是幸运的，三次负伤都没事，当年和我一起出来的七八个小伙伴，全都在战场上牺牲了。” 1974年军代表撤离黄石,市委班子调整，刘广泉任市委第一书记，管组织的市委书记陈金声就是邓叔在湖北省委的老同事，那几年还常常来下陆看望老同事。 1980年代末公司组织离退休老干部去深圳参观考察。他们回来后我去看望梁伯伯，那天邓叔也在那。两个老人说：现在的深圳除了国旗还是红的，其它和中英街那边的香港都一样了！可以看出老人们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担心和改革开放的不理解。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老干部们才逐渐改变了观念。 邓叔和梁海桥伯伯、宋协勇叔叔、孙学礼伯伯都是山东威海人，又都是参加抗战的老兵。有时他们在一起聊天，说过去谈现在，浓郁的胶东口音别具风格，喝酒说(哈)酒。我两个妹夫都是威海人，基本能听懂，就是那个“肉”和“油”从来就分不清楚。 到了晚年邓叔听力不太好，听别人说话都是小毛在耳边重复，但回答时中气十足。老人家除了抽烟喝酒，一辈子也没有什么爱好，就是走路。也可能是听力原因，避免在外面与人交谈，他总是选择晚饭后天快黑了，出去走一圈。 邓叔喝了一辈子的酒，酒量也大，两儿子还接了他的代，再加上一个女婿阎时。我常戏说他们邓家喝酒是以吨为计量单位。九十年代我们公司干休所每个星期都要去黄金湖购买散装白酒回来卖给老干部们。邓叔每次都提两个大酒壶去干休所，常有人和他打招呼：“邓经理您应该去买好酒喝啊！”“我没钱，还有两儿子回家喝”邓叔回答。说起来真是不好意思，当时别说是公司级领导，就是我们处级都很少喝这种低价散装白酒。 
邓叔还抽了一辈子的烟，记得我最后一次去看望老人家，还是像以往一样见面就递烟。小毛说：“人家不抽烟，你还认识他吗？”。老人家看了看我，摇头说记不得了。充满褶皱的脸上，露出莞尔一笑。那是一种不好意思带有孩童般的微笑，这个略带羞涩的笑脸使我心头一颤，定格在脑海中。邓叔这一辈子不苟言笑，一个铮铮铁骨的山东大汉，到了风烛残年，真是老小老小啊！
悼词：“邓明同志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
追悼会结束。我开车跟随灵车穿过工人村到新下陆十字路口，走下陆大道过老下陆十字路口，这都是老人家走了六十多年的路啊！
乳山少年,参加八路,由山东进东北,辽沈大捷出关南下,战平津渡长江,解放海南,出生入死； 有色功勋,筹建冶炼,离市委到下陆.熔炼铜绿克难攻坚,好书记廉经理,管理企业,一身正气。 车走大泉路到达黄石殡仪馆，在马鞍山公墓邓叔叔与袁阿姨合葬。两位老人静卧在他们为之奋斗了大半辈子的第二故乡——黄石的青山环抱之中。 在袅袅升起的青烟中，我仿佛看见了一张刚毅的、憨憨的、孩童般纯真的笑脸...... 2020.5月白宁于北京
白宁，男,1955年生于南京，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大冶有色金属公司退休职工。当过知青、装卸工、中学数学老师、电器工程师、企业经理。现为黄石市棋类协会主席、黄石散（杂）文学会副主席、下陆区书法协会副秘书长、黄石市政协文史专家。多篇文章被《今日头条》《湖北杂文》《黄石日报》《黄石视听》等选登。
[特别推荐]白宁的随笔《我的邓叔叔》（上） 《新东西》编辑部 征稿启事： 1 、原创首发，诗歌（除旧体诗词外）、散文、小说、评论、收藏、书画等作品，拒绝一稿多投。百字内简介加个人清晰生活照一张。 2、作者文责自负，如有抄袭侵犯他人权益，本平台不承担任何法律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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