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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中国文学还是外国文学，短篇小说似乎都是处于一种较为尴尬的境地。人们提及文学名著，往往第一时间想起的，是那些鸿篇巨制。我们所谓的四大名著，都是长篇小说，四大之外再作补充的话，恐怕《聊斋志异》也不会是首选。像那些篇幅短小的“凄婉欲绝”、“不可不熟”（洪迈《容斋随笔》）的唐人小说，事实上却不如由它们改编的元代戏曲更广为人知。  契诃夫（一八六〇-一九〇四） 在西方文学中，这种奇怪的现象同样存在。虽然有莫泊桑、欧·亨利、契诃夫这些以短篇小说闻名的作家，但说到那些经典名著，也是《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尤利西斯》等厚重的小说更容易让人脱口而出吧。 前两年去世的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他的评论集《短篇小说家与作品》的导言中，提到了弗兰克·奥康纳所写的一部短篇小说论集《孤独的声音》（1963）。后者把短篇小说看作“被淹没的人群”：“短篇小说因其自身浪漫的、个人主义的、不妥协的性质——远离了大众。” 布鲁姆进而言之：“短篇小说中没有荷马或莎士比亚，狄更斯或普鲁斯特，甚至也不能说，是屠格涅夫或契诃夫、乔伊斯或劳伦斯、博尔赫斯或卡夫卡、弗兰纳里·奥康纳或埃德娜·奥布莱恩这些人主导了短篇小说的形式。如果我听到人们说起史诗这种体裁的时候，首先会想到荷马或者弥尔顿，而说起诗剧，多数人都会应之以《哈姆莱特》。短篇小说首先让我想到的是它的多样性，而抒情诗则让我想起雪莱和济慈……”  卡夫卡（一八八三-一九二四） 布鲁姆指出：“弗兰克·奥康纳觉得短篇小说是契诃夫式的艺术，充斥着‘新的被淹没的人群，有医生、教师，有时还有牧师’。”而他在这部论著中，则多次强调了短篇小说的两种类型，一种是契诃夫模式，“像詹姆斯·乔伊斯、D. H. 劳伦斯、厄内斯特·海明威以及弗兰纳里·奥康纳这些不同的小说家，基本上属于契诃夫的传统”；另一种对立的模式，“由卡夫卡创造、博尔赫斯发展”，写“梦魇般的怪诞幻象”，是“虚幻的文学”。 不过，我们也不难察觉，所有那些创作出了长篇巨制的小说家，实际上很多也写过短篇小说。像托尔斯泰，既有《安娜·卡列宁娜》、《复活》，也有《伊凡·伊里奇的死》、《克莱采奏鸣曲》。 二十世纪的文学，写长篇看似已是大势所趋，特别是畅销书几乎都是清一色的长篇小说。但是，还有不少伟大的作家“痴迷”于短篇小品中。如早期有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也写了两部长篇，一篇未竟）等，后期则有博尔赫斯。晚年被问及为什么不写长篇时，博尔赫斯十分谦逊地回答，“原因是我写不出长篇小说”。（参见《博尔赫斯谈话录》）  博尔赫斯（一八九九-一九八六） 此外，还有加拿大作家、二〇一三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斯·门罗，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等等，也是专注于短篇小说的创作。 当然，相较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好像也好不到哪里去。甚至乎，中篇小说的界定也是有点含糊的，例如有的中篇小说就被定义为了长篇小说。而就“血缘”关系来说，中篇小说其实更靠近短篇小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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