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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中的父亲 文/臧天羽 我的父亲臧润萱虽然已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但我对他却时刻不能忘怀,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的形象在我的心中越来越清晰，促使我由最初撕心裂肺的想念，到理智追索品味父亲的一生。 每当我回到父亲生活的那个极其简陋的住宅，站在屋中父亲的遗像前，望着他身穿军服、浓眉大眼，英俊威武标准军人形像，环顾屋内四周，又见了每天陪伴着他的一大堆的书藉、报刊、杂志，还有微型半导体收音机、放大镜、象棋、出去遛弯时带的小马扎等等，睹物思人，一件件，一桩桩的往事就浮现在我的眼前了 说起来我们这一家也算是军人之家。我的爷爷臧崑山早年曾是张学良将军麾下的团参谋长，后转到内蒙通辽市国民高等学校任军事教官。1934年12月11日，我的父亲在哈尔滨市马家沟出生，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东北，蒋介石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日本侵略军到处疯狂烧杀抢掠，伪满官吏更大肆搜刮民财，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父亲五岁的时候，他十九岁的姐姐就去世了，六岁时母亲因病死在了亚布利，九岁又失去了哥哥，幼小的父亲只好跟着爷爷相依为命，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1946年4月，父亲在爷爷的学生于永祥、路宝山①影响下，瞒着爷爷在内蒙通辽市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新四军三师黄克诚的特务团，在部队当司号员。当时战争年代部队不断扩大整编，后改编为东北野战军七纵队、一三二师、三九四团。在三年多的解放战争中，我父亲随部队转战东北各个战场，参加了解放四平、锦洲、辽沈等大小十余次战役。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为了劳苦大众能过上好日子，他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四平战役中和我父亲同入伍的新战士里就有六人牺牲在战场上。部队渡辽河时，正值春寒料峭时，全体指战员趟着冰茬的河水渡河，幼小的父亲头顶着手托着行李趟过刺骨的河水，他落下了腿疼的毛病，以至终身携带。战争年代条件特别艰苦，由于没有衬衣衬裤，长时间穿着空心棉袄棉裤，衣服里生了许多虱子，奇痒难耐，战斗间歇时找个没人的地方，将棉衣棉裤里外一翻，把粘在衣服里边的虱子用手划拉掉再穿。 1948年父亲所在的部队入关后，他又参加了解放天津的战役。父亲跟我说：“我们用了不到三天的时间就解放了天津。我所在的部队是从南门进去的，当我吹响冲锋号时，部队特别快地冲向敌人。巷战非常激烈，不到十分钟的功夫我身边的连长牺牲了，副连长代理连长领着我们继续战斗。又过了一会儿，代理连长也牺牲了。前后不到半小时就牺牲了两位连长。”父亲是司号员紧跟着指挥员，亲眼目睹牺牲了的两位连长。他说：“我头顶着密集的子弹前去团部送信......那次我立了大功了。那天部队从早晨一直打到下午两点多钟，战斗异常激烈，敌我双方伤亡都很严重。过晌午时，给养还没有送来，战士们又渴又饿又乏，饥肠辘辘，我们冲向敌方的死人堆里，捡回了十几箱罐头和饼干，趁着战斗间隙，享用了战利品。突然，头顶上飞来了国民党的飞机，扔下了几颗炸弹，正好落在了我们所在的位置上，当场牺牲了八名战士。”父亲被掩埋在炸飞的泥土和牺牲战友们的身体里，后被战友们扒出，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在叙述那段历史时，父亲充满了对牺牲战友的无限怀念…… 天津解放了，父亲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突然有一天听到从家里传到天津的口信，说爷爷，因为天天思念参军的儿子忧郁成疾，精神失常，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父亲悲痛地哭了，可父亲还是满含悲伤投入了新的战斗。 1949年部队南下，父亲参加了江西上高、广东从化、广州市等战斗。纪录片《解放了的全中国》影片中，有我父亲打着鼓欢庆解放广州的特写镜头。 为了彻底消灭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1950年父亲所在的部队又奔赴江西、广西等地剿匪。在一段一百八十里路的急行军中，星夜兼程，又困又乏的父亲在行军的路上睡着了，是两位年龄大的战友架着他走完了一百八十里的行军路。 在两广大山深处剿匪的人民解放军所遭遇到的艰苦和险恶是笔墨难以形容的，那真是天当被子地当床 ，一边行军、一边作战，风餐露宿。全体指战员不但要战胜凶恶的敌人，还要战胜蚊虫叮咬、野兽出没的威胁，父亲的不少战友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因蚊虫的叮咬染上了疟疾倒下去了。 在两广的云雾山中剿灭国民党残匪后，父亲所在的部队奉命进驻海南岛，肩负着保卫祖国南大门的重任。三年多的解放战争中，父亲是用双脚从东北走到海南岛的，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父亲十七岁入团，十九岁入党，二十岁当排长，在鲜红的党旗下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一生都在履行着他的入党誓言！ 1958年经他的老战友爱人介绍，认识了当时在齐齐哈尔铁路子弟学校任教的王文捷，他们相识并恋爱了，通过鸿雁传书抒发着各自的情感。妈妈把情书装订成册，每封信里都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 父亲在给妈妈的一封回信中这样写到：“谢谢你向我介绍了家乡的景况，你百分之百的完成了使命。家乡的飞跃发展给远离故乡的我带来了说不尽的喜悦，我为生长我的故乡——祖国工业中心——东北而骄傲！我为能献身保卫我们伟大而可爱的祖国而自豪！”经过了一段苦苦地相恋后，在建国十周年的欢庆中他们在齐齐哈尔结婚了。 1961年4月29日，我妈妈在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生下了我。刚刚出生的我没有给父母带来添人进口的喜悦和快乐，医生告诉我妈妈：“女孩患有先天性脊柱裂，属疑难病症，治愈率很低，要有思想准备。”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把我妈妈吓呆了，痛苦得不能自拔！她赶紧写信告诉了远在海南岛的父亲。父亲得知女儿患有疑难病症，坐立不安、夜不能寐，整天心烦意乱，非常痛苦。贴心的战友想把这事报告给上级领导，要他请假回东北看望重病的女儿，可他坚决不同意。部队正忙着搞演习练兵，因当时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鼎峰时期,做为基层领导的父亲不想因私事耽误工作，他把痛苦埋藏心底，自己默默地承受。他写信安慰忧愁中的妈妈，要她依靠当地政府，积极配合医院的治疗工作。第一医院的领导得知我是军人的女儿，他们组织了医术高明的医生进行了几次会诊，每天查看病情，仔细观察，护士不离左右。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治疗后，医院领导决定舒大夫（2）给我施行手术治疗。 经过近五个小时的手术，医生用激动的声音告诉了我的妈妈：“你女儿的手术成功了！”妈妈激动地把这喜讯写信告诉给了远在海南岛的父亲。收到妈妈来信，父亲高兴地当即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这样写到：“亲爱的舒大夫及全体医护同志：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写这封信。你们以高超的技术，强烈的责任心治好了我女儿的病，让我十分敬佩和感激，你们也是我学习的榜样！我要更努力的学习和工作，圆满完成祖国人民交于我们保卫祖国、把守南大门的神圣任务。” 我看到父亲当年写给医院的感谢信的底稿时，激动地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一边感受着父爱如山的温暖；一边被父亲那爱国家、舍小家、爱岗敬业的精神所感动！ 1961年11月，妈妈带着我随军来到了海南岛父亲所在的部队。 1963年当周总理向部队要十万名优秀军队干部支援国家的商业建设时，父亲第一个报名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因为部队先是送他上速成中学，后又进军事学校学习军事,部队那时也急需有文化、懂军事的人才，所以没有批准他转业。他找到政委磨了三天，政委舍不得他走，首长是看着他从一个立志报国的少年在革命队伍里一步一步地成长为有文化、懂军事的革命战士。更忘不了战争年代里他们九死一生的共同的革命经历。政委的眼圈红了，湿润了，战友之情油然而生。他被战士的赤胆忠心感动了，终于批准了父亲转业。 在春光明媚的三月，我父亲怀着建设祖国的美好愿望和伟大理想，告别了军旅生涯，来到了北国的一个既不是他的家乡、也不是我妈妈家乡的黑龙江省龙江县。被分配到离县城十几里的合山供销社任党支部书记,主任，时年二十九岁。从此，他以饱满的革命热情献了青春、献终生。 父亲带着全家四口人（妹妹刚刚出生三个多月）和全部家当——一只牛皮箱、两套被褥，坐着供销社装载着货物的大马车，来到了当时还没有通上电的合山公社九里村。 新的生活开始了，我们一家四口人搬进了原供销社的仓库，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平房里。屋里四面透风，一多半做卧室，一少半做厨房。我们一家一住就是九年。我的两个弟弟也先后出生在这间土屋里。现在我依稀记得冬天冷得要命。我和妹妹的手脚都冻得起了大血泡，患处的肉都是黑紫色的、又痒又疼。那时的农村吃水都是打大口井，井离我们家很远，大约有半里多路。父亲的工作总是很忙，经常不在家，吃水只好靠妈妈去担。我最怕天黑，因为天黑了，父亲不回来，黑黑的屋子里就剩下我们娘几个人，我怕狼来，那时的农村夜晚野狼经常“光顾”村屯，狼嚎的声音瘆人。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呢。 1964年，县里派我父亲到依安、拜泉等县搞社会主义教育，（任工作队副队长）他一去就是两年多。当时妈妈带着我和幼小的妹妹生活得非常艰苦，城市里长大、学生出身的妈妈是师范学校的毕业生，随父亲从部队来到了农村,她工作也丢了。父亲长年在外地，家里的生活十分窘困。为了贴补家里的生活费用，我的妈妈做过多种临时工，扎过笤帚、挑过白土、装过货车。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被当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斗，天天不让回家接受“批判”，大字报贴到了最显眼的地方，有人还要给他戴高帽。父亲出于对毛主席的衷心，接受了群众的批斗，也说明了自己从小参加革命，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一步一个脚印儿地走到今天，从来没有和党三心二意过。得到了群众的同情。妈妈对运动心里没底，天天担心父亲，总是偷偷地抹眼泪，身体受到了极大地伤害，经常生病。 1969年当“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爆发时，战事紧张，龙江县成立了预备役独立团，我父亲任一营营长，随时准备参战。文革期间父亲被频繁地调换工作，今天去外地搞外调，明天又被抽去破案件，还是经常不在家。 1970年上级安排我父亲带领民工去内蒙扎兰屯修筑国防公路。期间我妈妈生病很严重，公社有关领导打电报催他赶快回来，可因工作忙，过了好长时间他才回到家。 1972年初冬，为了满足全县建材需要，上级又安排他带领一百多名民工去伊春市五营区利林林场采伐木材，连春节他都没在家过。在小兴安岭的密林深处，他带领民工搭起帐篷，冒着零下四、五十度的严寒，踏着没膝的积雪在山上一干就是半年多。每天收工回来，鞋和鞋套（用鹅羽绒做的包脚套）冻在了一块儿，用火烤好长时间才能脱下来，睡在帐篷里的板铺上，早晨起来眉毛、胡子全是霜，艰苦是常人难以忍受的！ 1973年，上级派我父亲到东方红公社卫生院工作。任党支部书记、院长，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两年多。那是缺医少药的动乱年代，父亲带着医生走村串户，为老百姓防病治病。有一陈姓人家才几个月大的女孩得了脑膜炎，情况非常严重，父亲通过卫生部门的各种关系给弄到了安宫丸和庆大霉素才使女孩保住了性命，得以康复。农民小吴二十几岁就有多种疾病，不能下地劳动，更谈不上能成家立业。为了帮助他自立，鼓起生活的勇气，父亲把上级分派上卫校学习的名额给了他，使他有了学医的机会。过了二十多年，小吴已变成了老吴，他经多方打听，找到了我们家的住址，来看望已离休在家的父亲。他说多亏老院长了，在农村开了一个诊所，生活富裕，儿孙满堂。父亲总是把别人的疾苦挂在心上，记得有一年夏天发洪水，他下乡看到农民兄弟因洪水损失了不少生活用品，他非常着急，回到家里就拿出一套被褥捐给了农民兄弟。 1976年10月，父亲的工作调动到了县七一运河管理站。他还是拣最重、最困难的工作干。同志们对他的评价至今记忆犹新。“老臧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任劳任怨、不讲索取、只讲奉献。”这是一位叔叔来我们家做客时说的话。 动乱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可我父亲一直也没有按着他的级别落实政策，对于迟迟得不到政策落实，他毫不在乎。有一天下班回家的路上，父亲偶然遇到了多年未见的老战友尚德明，老战友尚德明战争年代是一级战斗英雄，多次立过战功，因其父亲的历史问题牵扯，尚德明被所在部队开除党籍、军籍，遣送回老家——山东省成武县。当时我父亲正在部队，对尚德明的问题前后处理结果清清楚楚。 战友重逢别是一番滋味！父亲得知了尚伯父因受不了老家有些人的歧视，被迫背井离乡来到了龙江县，先后有四个孩子因贫病交加离开了人世，对他的处理还没得到纠正。经历过多少坎坷和不幸的父亲掉眼泪了，为战友不幸的遭遇难过了。 1979年除夕，家家户户都在欢天喜地、热热闹闹的过年，而我父亲却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屋里为战友写申诉信。 信很快地飞到了海南岛父亲所在的部队。军党委很重视，当年的老领导多数还在，部队把父亲写的申诉信复印数十份分发到各个连队。很快部队派出了团政委孙志国、教导员小杨两同志北上黑龙江省龙江县，为老战友尚德明落实政策，恢复党籍、按行政十九级干部待遇落实。父亲高兴地把孙政委、杨教导员请到家里做客。 1980年，上级为了给没有工作的知青找出路，安排父亲到新成立的水利机械修配厂工作。他带领着青年们制作抗旱大水桶，原材料缺了，他就四处奔波及时解决原材料。为了解决农田干旱问题，他又带领青年去农村打抗旱机井，没日没夜的工作，一心扑在事业上。一次他坐着单位青年小侯开的小四轮拖拉机，去离县城二百多华里的内蒙古扎来特旗巴达尔湖乡检查打井工作时，在回程的路上，他和小侯司机迷路了，几经周折重新找到了回家的路。这时，天渐渐地黑了，由于回家心切，司机急着赶路，车开得特别快，车头和拖斗脱钩了，司机竟没发觉 ，车继续朝前开着，把我父亲甩在了茫茫荒野的路上。深秋的北方夜晚天气格外寒冷，父亲在拖斗上冻得瑟瑟发抖，不知过了几时，司机才发现拖车和人都丢了，吓得他赶紧顺着原路找到了父亲，天亮时分他们才回到家里。一夜没睡为父亲担心的我们听父亲笑谈事情的经过，都后怕地为他冒出了一身冷汗，父亲却风趣地说这是“巴达尔湖历险记！”父亲豪迈乐观的情怀深深地感染着我们。 1983年，组织上调父亲到县人民检察院工作，不管在什么工作岗位上他都干一行、爱一行。在起诉科工作时，他办案认真，力求严谨、客观、公正。对自己的工作要求非常严格，从不马虎。后来领导考虑到他身体不好，视力昏花，公检法工作又特别辛苦，组织上又调他到县水利局做工会主席工作。可父亲‘天生’就不能做清闲的工作，他要求到基层单位去工作。在他的要求下，被安排到基层单位河道管理站。在这里，他走遍了近二百里的堤坝，组织防洪抢险、修筑大堤，始终工作在矿野河滩。无数的脚印留在了大坝河堤上。 他的一生哪里最艰苦、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是他的工作岗位。总是在最基层、最前沿的地方工作。一辈子听从指挥，服从领导，不计较个人得失，直至离休。 晚年父亲体弱多病，战争年代的创伤和多年的野外艰苦工作环境使他积劳成疾，无可改变地进入了人生的倒计时。清贫的父亲依旧住在低矮的平房里，且前些年工资拖欠，待遇等等和同级别的、在机关里离休的同志相差着一大截呢！医药费还得自己垫付上，以至有时因手头拮据延误了看病的时机。对这些不合情理的事，父亲不攀比，不抱怨，心平气和。 2008年6月末，父亲被检查出食管癌，这一不幸的确诊结果对我们家来说不啻晴天霹雳。面对这残酷的现实，全家人心如刀绞、痛苦难言，我们建议他到省城或大城市去治疗，并给他办理了转院手续，可父亲坚持要在当地治疗。他说要给国家省点钱。我们拗不过他，只好听从了他的意见。 手术后的父亲体重从原来的一百三十七斤迅速消瘦到了不足一百斤，人也苍老了许多，不到二十天就出院了，请家庭护士到家里来给他打吊针。在和病魔抗争了两年零一个月后，父亲于2010年8月13日早5点54分撒手人寰，无论我们怎样的哭喊，他都再也没有醒过来，永远的走了。 在临终的前几天，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对妈妈说：“你跟我这一辈子也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我走后按有关政策还能给我二十个月的基本工资，留着用吧。我知道孩子们都很孝顺，但他们的生活负担也很重......”父亲对妈妈充满了歉疚！对子女仍然关怀备至。 父亲走了，虽没给我们子女留下万贯家财，但他的爱祖国、爱党、爱人民；艰苦奋斗、任劳任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品格是我们永远要继承的宝贵财富。 注：于永祥：原齐齐哈尔市政协副主席。 路宝山：后改名贺严，原齐齐哈尔市烟草公司经理。 舒大夫，原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外科主任。 作者简介 臧天羽，1961年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江县水务局退休，喜欢用文字记录人生感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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