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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老人杨绛走的时候，有人感慨说道“世间自此再无女先生”。 请不要小瞧 “先生”这个称呼，它放在女人身上，带着浓郁的民国知识分子的味道。 与普通男人也能称其为先生不同，能称为“先生”的女人，大多有了几分特殊的意味，只有拥有大学问，器识高爽，风骨魁奇的才女方能驾驭。 杨绛，可能真的是中国最后一位能用先生称呼的女性了。 我们谈到杨绛的时候，常常感慨她与钱钟书的真挚爱情、她们一家人“我们仨”的幸福快乐。 但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杨绛先生在很长一段时光中，没有了挚爱、女儿的陪伴，只留下她孤身一人在人世间踽踽独行。 从“我们仨”到我自己，寂寞过后，方显安然。 1996年，对于杨绛而言是个不忍回忆的年份，她与钱钟书的独女钱瑗，患脊椎癌，住院时已是晚期。 这年10月，钱媛想起母亲杨绛说过要写《我们仨》的事，就要求把这个题目让给她，由她来写。当时，她只能仰卧，写字很困难，由护工移动纸张协助书写，在书中，她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人生在世，应爱惜光阴。我因住院躺在床上，看着光阴随着滴滴药液流走，就想写点父母如何教我的事：从识字到做人，也算不敢浪费光阴的一点努力。” 11月，医院报病危，钱瑗还在“爱惜光阴”，至1997年2月26日她写完前5篇，杨绛劝她“养病要紧，勿劳神”，而她实在也已力竭，就听话搁笔，5天后于沉睡中去世。 钱瑗走时，杨绛还得守着这个秘密去照料病榻上的钱钟书。 爱女已逝，但杨绛依然不得不坚强起来，装作没事的模样让同样病重的钱钟书安心。 白发人送黑发人，心里必是一片冰凉。她只得一人续完《我们仨》，在一场时空错置的“万里长梦”中怀念过往：“阿圆一再对我说：‘娘，不要愁，有我呢。咱们明天就能见到爸爸了。’” 佛曰: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长久，求不得，放不下。 爱女钱媛的去世，对于杨绛来说是一次极大的打击，但她只能选择挺住，逝者已逝，生者坚强。 1998年的12月，钱钟书先生在缠绵病榻一年之后离开人世。而前一年，这对夫妇唯一的女儿钱媛因病去世。 为此，杨绛在自己仍未完成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容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从“我们仨”到“我自己”，书稿尚未写完，斯人却已逝去。 但杨绛并未消沉。“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人活一世，不能“逃”。其中的“责任”二字，突然让人觉得有千斤重。 是的，在女儿和丈夫离世后，这位近九十高龄的老人，没有卸下“责任”而被悲恸所吞噬。而是继续自己的翻译工作，将丈夫七万余页的笔记悉心整理出版，出版了两本充满温情的书《我们仨》和《我们的钱瑗》，近一百岁的时候推出自己的散文集《走到人生的边上》。 某种意义上说，她在与孤独为伴，活出了自己生命的价值的同时，也在为丈夫和女儿的人生“打扫现场”。或许这就是这位老人所说的“责任”。 她就像是一株悬崖峭壁上的遒劲孤松，眺望着悬崖底下的无边寂寞，却依然立得笔直而倔强。 “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杨绛先生，便是在这寻觅的过程中，活出了自己的意义。 人生，活到了最后，便是与自己的相处。 有的人觉得寂寞孤独，觉得百无聊赖，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这大把的时光到底有何意义，最后只能消磨一天是一天。 但对于有的人来说，岁月太短，光阴走得太急，他/她还有许多未竟的心愿，还有许多想要去做的事情。 回首之时，才渐渐地发现，人活着便是一种心境。寂寞难捱也好，安然自处也好，是心境，是修炼。 而走到人生的边上，杨绛愈战愈勇，唯愿“死者如生，生者无愧”。她想用最后的岁月告诉我们，人至暮年，依然有许多潇洒而有意义的活法。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我们不怕寂寞，只怕人生一世，浑浑噩噩。 历经千帆后，当我们真正寻到自己想做的而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最终会发现： 寂寞过后，方显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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