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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陷阱”源自古希腊著名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对公元前5世纪雅典和斯巴达的冲突导致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的论述。那么，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是否“不可避免”，真的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吗？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第23章第6节中有一段关于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爆发战争的记载。因为英译本是面向普通读者的普及性读物，很多译文并不够严谨和确切。它的英文翻译成中文就是：“使得这场战争不可避免的是，雅典人势力的壮大以及斯巴达由此产生的恐惧。”如果从古希腊文来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话，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国内的中文译本中，唯一一本从古希腊文翻译过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何元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页）写道：“我相信，战争的真正原因，尽管很少为人所知，是势力壮大的雅典人，引起了斯巴达人的恐惧，从而迫使他们开战。” 根据国际古典学界的最新研究，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避免”的战争。这里有一个关键词“anankasai”，过去被译为“不可避免”，而实际上它在这里是“迫使”的意思。据美国古典学家利西和奥斯特瓦尔德的研究，这里“迫使”指的是发起者雅典人而非斯巴达人，因此是雅典人迫使斯巴达人开战，并非斯巴达人迫使雅典人开战。即便将“anankasai”译成“不可避免”之类，也不意味着这场战争的爆发具有客观必然性，更无法得出“势力壮大引发恐惧从而导致战争”这一“铁律”。 身为雅典将军的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后世考察公元前5世纪中期希腊各城邦之间关系的主要史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叙述时间从公元前431年到前411年，反映了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战争，可以说是一部公元前5世纪晚期的希腊政治史。但是这部史书并非是对这场战争全面的真实的记录，而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带着某种寡头倾向，对历史事件有选择性地加以详略有别的记载，对伯罗奔尼撒战争进行了自己的建构。修昔底德的判断并未被学者们普遍接受，格罗特、迈耶、格兰迪、卡根和德圣克鲁瓦等希腊史专家，都对修昔底德的论断提出质疑。 修昔底德强调的“恐惧”，这是一种心理因素。就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来说，现实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恐怕要比心理因素更真实。希腊史学者康福德、贝洛赫、卡根、汉森、卡特利奇等利用考古发现、铭文材料、古典文献等材料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不少新结论。康福德认为，是商业利益引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比雷埃夫斯港的商人迫使伯里克利发起战争。贝洛赫强调雅典与其他希腊城邦尤其是科林斯和麦加拉之间的商业竞争在战争爆发中的作用。卡根认为，雅典势力的增长和斯巴达随之而生的恐惧催生了战争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雅典的势力在公元前445到前435年并未有大的增长，其野心也并非是毫无止境的，而斯巴达也未产生过分的恐惧感。斯巴达和雅典实际上都各自拥有三种选择，战争并非唯一选择。卡根得出结论：“没有人策划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也没有哪个城邦需要这样一场战争。” 在雅典和斯巴达的冲突中，斯巴达一直保持了克制的态度，并不存在深深的恐惧。公元前460年，雅典的手伸到了希腊大陆，不仅接纳斯巴达敌人美塞尼亚人流亡者，还让斯巴达盟邦麦加拉加入提洛同盟，攻击斯巴达盟邦埃吉那，与斯巴达主要盟邦林斯发生冲突并使后者遭受重创。而斯巴达一直保持宽容，直到公元前432年才在科林斯人的煽动下对雅典宣战。卡特利奇提出，即使最后真的是斯巴达率先开战，在公元前432年的公民大会上，斯巴达人也只不过是不想被人嘲笑怯懦才赞成向雅典宣战的，而且在开战前斯巴达人还继续与雅典进行外交斡旋，甚至在德尔斐神谕同意他们进行战争后也没有马上开战。如此性格的斯巴达人，不可能是战争的挑起者。从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腊城邦政治局势发展和古希腊城邦居民思想观念来看，战争的爆发并非不可避免。但国与国之间如果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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