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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曾在《书剑恩仇录》中说：“慧极必伤，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人生在世，凡事不可过度，否则物极必反。 做人太过，容易走不长久；做事太刚，容易招致横祸。 人生有度，过则为祸。 做人忌满，万事求缺。 说话有分寸，不随意戳他人痛处 《荀子》中有这样一句话：“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之言，深于矛戟。” 好好说话，就像春风拂面一样让人舒服； 尖酸刻薄，只会让原本的感情支离破碎。 葛优就是一个说话替人考虑，不在言语上压人一筹的人。 有一次，他参加一个饭局，酒过三巡，就有人高谈阔论：“最近那谁要投一个新片儿，主要是因为……” 这时候，在座的一位忍不住吐槽：“就你能，就你知道得多！” 还有一位带着讥笑的口吻：“这谁不知道啊？” 但葛优却从头到尾微微笑着，抱着双手，坐在人群中，恭恭敬敬地听，偶尔还会捧个场：“这我还真不知道，您还得多讲讲，我还得听您细说一下。” 他身上，似乎总带着一份老北京人的悠闲自在。 那些高谈阔论，年过半百的他绝不是没听过，往往他听个开头，就能猜到结尾。 但他却愿意看朋友们吹个牛、撒个欢，愿意给说话者留些余地，给自己也留些自在。 所以，很多人都会在公众场合不吝啬地赞美他，并表示非常喜欢和他相处。 葛优说话，永远自带分寸感，不会给别人的热情泼凉水，也不会轻易戳人痛处、揭人伤疤。 好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蔡康永曾说：“你说什么样的话，就是什么样的人。” 能够好好说话的人，往往都是能把别人放在心上的人。 谁都会说话，但不是谁都能说好话。 会说话的人，不仅能让人得到尊重，更能暖人心。 说话的艺术，在于一种恰到好处的分寸感，这种分寸感往往体现在看透不说透。 看透，是一种智慧；不说透，则是一种心胸。 做人留余地，不把别人逼入绝境 官渡之战期间，陈琳作为袁绍的幕僚，写了1700多字的《讨贼檄文》痛斥曹操。 不仅说曹操“行盗贼之态”，而且还数落了他的祖宗八代。 读了陈琳的檄文，曹操当即惊出了一身冷汗。 不久之后，曹操的大胜袁绍，陈琳也被生擒。 一时间，处死的声音不绝于耳。 受到如此屈辱，换作其他人，可以早就趁机报仇，以泄心中不快。 但曹操却因惜才，反将陈琳留在身边委以重任。 跟随曹操之后，陈琳不仅为建安文风又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成功跻身“建安七子”之一； 而且为曹操出谋划策，更被学者卢弼称赞“料事之明，与魏武不谋而合”。 曹操这种得饶人处且饶人的胸襟，让很多人心甘情愿追随他，也助他成为一代霸主。 《菜根谭》里有一句话：“待人而留有余，不尽之恩礼，则可以维系无厌之人心；御事而留有余，不尽之才智，则可以提防不测之事变。” 做事待人留有余地，不仅可以留住人心，而且可以助人成事。 一个人的风水，往往就在自己的身上。 当你得势之时，没有对别人赶尽杀绝。 在你失意之时，也自然会少了一些落井下石。 《傅雷家书》中有句话，“理直也不要气壮，得理也要饶人。” 很多时候，饶过了别人，就是放过了自己，甚至是成就了自己。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给别人留余地，就是给自己留下了生机和退路。 交往不逾矩，不冲破别人的底线 孟非说过这样一件事儿： 他刚到电视台上班时，主持了一档不错的节目。 他还没向家里报喜，就接到了一个亲戚的电话。 对方想让孟非帮自己的儿子安排一个工作，她觉得，儿子是学编导的，进电视台理所应当，如果孟非肯帮忙，这事儿简直轻而易举。 孟非好言相劝：“进台里，是需要考试的，不是我托人找关系就可以。” 亲戚一听，却暴跳如雷，不仅埋怨孟非不帮忙，而且还明里暗里冷嘲热讽，说他飞黄腾达就忘了穷亲戚了。 孟非无奈之下，直接说自己帮不了这个忙，甚至还拉黑了这位亲戚的联系方式。 漫漫人生旅途中，我们逐渐和很多人走散了，才明白无论什么关系，最合适的距离其实是适可而止。 周国平曾说过：“一切交往都有不可超越的最后界限，这界限不清晰，然而又是确定的，一切麻烦和冲突都起于无意中想突破这界限。” 如果这位亲戚明白，自己的请求可能逾越了两人之间的界限，不因为对方的拒绝而穷追不舍，也不会闹到被拉黑的那一步。 我们每个人，在人际交往中，其实都要学会克制自己，把握分寸，不冲破别人的底线。 因为人就像寒冬里的刺猬，彼此离得太远，会感觉寒冷；互相靠得太紧，又会觉得刺痛。 曾国藩曾说，最喜欢“花未全开月未圆”这七个字。 因为花一旦盛开，就离衰落不远了，月亮一旦全圆，就离亏损不远了。 会说话的人，既能畅所欲言，又能不戳人痛处。 会做事的人，既能展现自己的才华，又能不把人逼入绝境。 好的关系，既能惺惺相惜，又能不越过彼此的底线。 做人忌满，万事求缺。 花半开，酒半醉，懂得适可而止，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 文|师父曰原创 图|源于网络，侵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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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Zhanjh1936 > 《杂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