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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后短短数月，山西省大部分地区迅速沦陷，作为陕西、山西分界的黄河成为沦陷区和国统区的分界线。一旦让日寇突破黄河防线，就可以长驱直入，占领富庶的关中平原，向南翻越秦岭，从北面包抄陪都重庆，威胁国民政府安全；向北攻上黄土高原，威胁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 为了守卫“北起府谷，南至宜川，有千里之遥”的黄河防线，刚刚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抽出第129师385旅（欠769团），120师359旅718团及各师炮兵营、辎重营等部9千余人，组成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以保卫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安全。 不久，留守部队统一整编为肖劲光任司令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兵力也扩充到1万5千余人，编为警备第1至第8团和第770团、骑兵营，共下属12个团，作为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保卫黄河河防、清除边区匪患、进行反顽斗争、参与生产建设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11月，日寇结束了在华北地区的大规模用兵后，调遣部队兵临黄河要津风陵渡等地，企图西渡黄河占领陕甘宁边区，进攻大西北。面对黄河防线的紧张局面，八路军留守兵团根据党中央指示，“将黄河河防划为三个地段，成立了两延（延川、延长）、五县（绥德、葭县、米脂、清涧、吴堡）、神（木）府（谷）河防司令部”，并根据形势发展，及时对河防兵力进行了调整。 从1938年2月起，山西日寇开始频繁进攻陕甘宁边区河防，并凭借其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多次以炮火、飞机猛烈袭击八路军留守兵团驻守的河防阵地，进攻兵力、频率不断增强。对此，留守兵团命令各河防部队不畏强敌，积极备战，迅速做好了敌情侦察、战前动员等各项工作，并在广大群众支持下，依托黄河天险，选择有利地形，很快就构筑起一道类似坑道的坚固防御工事。 当时，负责山西防务的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曾派员前来视察，并情不自禁称赞道：“八路军能做这样坚固的工事，实是我们所预料不到”，“这真正算国防工事”。后来的实践证明，这道坚固的防御工事以及充分的战前准备，成为八路军留守兵团在黄河河防守备战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自1938年春至1939年底，“日军先后对我留守兵团部队驻守的黄河河防发动23次进攻，每次使用兵力少则2000余人，多则2万余人。”其中，规模较大的重要战役主要有7次，包括：1938年3月的神府河防战斗，1939年1月的马头关、凉水岩河防战斗，1938年5月，1939年6月、9月、12月在宋家川进行的四次河防战斗，以及1939年11月的磧口河防战斗。 1941年和1942年，日军又连续数次调集兵力进犯。“凭借飞机、大炮等装备上的优势，曾多次企图强渡黄河，速战速决，摧毁我边区根据地。”但边区河防部队运用“半渡而击”“主动出击”“两面夹击”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沉着勇敢地战斗，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 同时，黄河以东晋察冀、晋绥等敌后根据地的八路军部队也全力配合，对日寇用于进攻黄河防线的辎重、渡河器材全力截击，协助留守陕甘宁边区的河防部队先后对来犯日 军作战80余次，对中国坚持8年抗战作出了战略性的重大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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