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夏天，路过一家中文书店，门口摆了两只竹筐，标明里面的书五角钱一本。当时汽油是一加仑平均一元两角五，再小的车加满一次总要十加仑。买一份当天的报，还要两角五。没钱倒不一定逼死英雄汉，贱价总是让人觉得有便宜可占，于是为五角钱折腰，翻捡起来。内中有一本《诗经研究方法论》，李辰冬著，台湾水牛出版社，属水牛大学丛书第三九。
李辰冬先生
翻开来，封面折进一窄条，上有作者照片，很犟的相，下面写：李辰冬，一九○六年生，河南省济源县人，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国立师范大学教授。封底简介说“本书继诗经通释、诗经研究之后，是李辰冬博士关于诗经之第三部论著”等等，看出版时间，一九七八年，十二年前的了。不料这一读，竟读到天亮，躺下后想，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样一个人，这样一种解释呢？怪。
《诗经》为南燕人尹吉甫独自写成？
大致说来，李辰冬先生认为(这本书就是在讲为什么认为)《诗经》是周宣王三年到幽王七年五十年间南燕人尹吉甫一人所做。这之前，我知道《诗经》里有几篇是尹吉甫所做，而且也知道有个“兮甲盘”，王国维考释其“铭”是记载这个尹吉甫的功绩，但无论如何想不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都是尹吉甫所为。
我见到李辰冬先生的结论，第一个反应是，有意思，这倒可以是一篇小说，可见我是做不了学问的，常常就要来大胆假设，滑向小说。李辰冬先生对胡适之先生非常尊敬，却恰恰反对胡适之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认为不是科学方法，科学方法是从原始材料中寻求原理法则，再以这些原理法则解释原始材料。
青年时代的李辰冬
民歌无个性，而《诗经》三百却篇篇有个性
李辰冬先生研究《诗经》总结出七条原理，且选两条看看：
三百篇的形式有点像民歌，实际上，作者是用民歌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内心，并不是真正的民歌。民歌无个性，而三百篇篇篇有个性。所谓个性，就是每篇都有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固定的人物，固定的事件……
每解释一个字、一个成语、一句诗、一个地名、一个人名、一个名称、一种称谓、一件史实，先得把这个字、这个成语、这句诗、这个地名、这个人名、这个名称、这种称谓、这件史实作一统计，看看三百篇中共用多少次，能不能在这些次中求出一个统一的意义。
法则有十六，且也选几条：
凡遇地理上的名称，必得以地理来解释，不得如《毛传》“前高后下曰旄丘”……必得查出这些地理名称都在什么地方……
凡遇地名，不仅解释古时在什么地方，现今在什么地方，遇必要时，还要解释它的历史与环境，务期与诗义发生关系。
如将同一地名的诗篇作一归纳，求其统一的地带，一定可以寻出各篇中的历史事迹。
如将同一地带地名的诗篇作一连系，一定可以发现一件古代史或故事……
如将相关地名的诗篇……作一连系，一定可以发现一件古史……
如遇山川名称，必得指出山的那一段，川的那一段，不能只说山名、水名、或发源于何处…… 如遇人物的名称，必须追究出他是什么时候人、什么地方人、什么职位，他与诗篇中其他人物的关系，他在诗篇中什么地位……
如遇文物制度上的名称，必须以周时的文物制度来解释，不得以后世衍出的意义作解释……
凡遇历史事实，必须找出事件发生的地点、时间、人物、甚至月份、日子，这样才能与历史事实相配合。并将每件历史事件的年份时代算成西历，就不致有年代先后倒置的错误。
如将《诗经》中的同一诗句，同一称谓，同一名物的诗篇作一归纳，往往发现这些诗篇的关系；但必须受其他法则的协助与约束。说得更详细一点，就是这种法则不能单独使用，必须与其他法则所得的结果相配合，才可成立。
绝版李辰冬《诗经通释》
我初看这些近于自虐的法则时，不由替李先生捏了一把汗，再想却都是老实认真，好像看见一个“赛”先生。结果呢，李辰冬先生说，“这样，就发现了三百篇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诗、每个地名、每个人名、每件史实都是实录，没有一点虚假。不仅是一部千古不朽的文学伟著，也是一部活生生的宣王复兴史与幽王亡国史。”
至于断定三百篇都是尹吉甫所作，是由地理的统一、人物的统一、时代的统一、史事的统一、体裁的统一、名物的统一、诗句的统一、风格的统一、声韵的统一、起兴的统一、人格的统一这十二点来得到的。
李辰冬先生提到他研究《诗经》得力于清儒，最得力的书是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于省吾《吉金文选》、吴其《植物名实图考长编》、焦氏《易林》、燕京大学引得社编的《诗经引得》，训访最得力于王引之、马瑞辰、王国维、闻一多。
尹吉甫究竟是谁？
这样一本学术书，我却读得像《福尔摩斯侦探案大全》一样，紧张，迷惑，释然，微笑，感慨或大笑乃至惊动了邻家的狗。关于这尹吉甫，择其大略是——
尹吉甫原籍南燕，今河南延经县北三十五里，本姓，后改为吉，他的一支不知何时到卫国今河北濮阳县的复关为氓，也就是“外国人”。周宣王二年(公元前八二六年)卫国准备平定陈、宋时，尹吉甫这位士的文武之才为卫侯赏识，派为浚邑的良人(良人是率领二千人的乡长，而非我此前读知的丈夫)。宣王三年随卫侯之孙、卫武公次子惠孙(《诗经》中被称为孙子仲)去平陈(今河南淮阳县)与宋(今河南商丘)，初春出征，十月凯旋，与孙子仲的女儿仲氏恋爱，留下《击鼓》、《女曰鸡鸣》等几十篇诗。 宣王四年随南燕国君蹶父到陕西韩城把韩侯迎到镐京，朝见宣王后又送韩侯到南燕迎亲，韩侯娶的是蹶父的女儿，之后再护送韩侯到今河北固安县的新韩城，他做些歌颂与迎亲的诗，《关雎》、《麟之趾》等诗即是这时所做。
宣王五年初春，随卫人赴镐京勤王，西征犹。宣王逐犹四月到今陕西白水县的彭衙时，派他赴洛阳，这时他作“兮甲盘铭”纪念自己的战功。六月再去西征，十月才打到今山西永济与南仲会师，合力将狁逐到今山西洪洞县。《六月》、《公刘》、《甫田》等几十首诗就是这时做的。
宣王六年初春，又随宣王南征徐戎，此时派他为尹氏，尹吉甫的尹由此而来(尹是史官)。四月随宣王回到永济。宣王出征是逢山祭山，逢水祭水，逢宗庙祭宗庙，尹吉甫也就写些祭诗。“周颂”的一部分颂和《江汉》等诗即为此时所做。
六月刚回卫国，八月又随方叔伐荆蛮，方叔率领的人是殷的后人，所以凯旋时到宋祭祖，尹吉甫作《商颂》等颂。这年冬天他与仲氏私自结婚，因双方家长反对。从辈份上论，尹吉甫是仲氏的爷爷辈。后来仲氏的父亲孙子仲也答应了。
宣王七年，随申伯安定申、甫、许三国，此时仲氏也随父亲孙子仲到甫国，于是夫妻俩在许国有了一段好日子，留下《汝坟》、《汉广》一些诗。这年冬天他随仲山甫赴齐迎娶齐胡公的女儿庄姜，由尹吉甫护送回卫，留下《南山》等诗。
宣王八年到十年，尹吉甫又被派去东征恢复鲁国的土地，产生“鲁颂”里的颂。但这次没有用他的文武之材，而是监建营房，于是气愤，有《大东》等诗。此一去三年，回家时，父母为他娶姜女来抵制仲氏，致使仲氏非回家不可。仲氏回去后住在漕邑，尹吉甫去漕欲接她回来，终致断绝，其时仲氏已身怀六甲。后来仲氏改嫁给蹶父的儿子伯氏，也就是尹吉甫的本家侄儿。仲氏临出嫁还去浚邑看望尹吉甫，告之再嫁，这时有《载驰》等诗。
宣王十六年，卫武公即位，在浚邑春秋祭祀，尹吉甫作《斯干》等诗。
宣王二十五年时已连续大旱五年，尹吉甫父母饿死，有《云汉》、《蓼莪》。
幽王四年(公元前七七八年)，西戎作乱，镐京危急，让尹吉甫随伯氏西征，伯氏因不听尹吉甫的计谋，丧兵失地，反将责任推于尹吉甫，有《何人斯》等篇。尹吉甫四处控诉，终将本家侄儿正法，这时的侄媳妇仲氏怨怒于尹吉甫，鼓动卫侯没收了尹吉甫的官职与土地，逐出卫国，有《十月之交》、《伐檀》、《巷伯》等诗。尹吉甫只得回原籍南燕，不受蹶父欢迎，流浪到今山西汾阳县死去，有《小宛》、《鸱》等篇。李辰冬先生估计尹吉甫死时七十八岁。
作者既教文学史，于是先统计了一下《诗经》里的“诗”字，不料结果是三百篇内只用过三次，进而查周与周以前的文献，只有两次。查《诗经》里的“歌”，则有十四处。这倒也并不能称为怎样的伟大，结论却找到了：歌抒情，诗言志。周的官爵世袭，宗法社会彼此是属亲，各种情况都歌，而春秋时代则要求官做，孔子常歌，但两次要弟子言志，是言怀抱，是以言志用诗。
原始社会封建社会是歌，诗是郡县治下固定的文体，诗是歌的延续，歌的形式的固定。进而由统计“士”，认《诗经》为“士”所做，再进而是“征”，不料却查出“士”“出征”的路线，渐渐找出尹吉甫这个“士”随周王“出征”的过程以至最后惊人的结论。
如果我写了这样内容的一篇小说(我当然写不出)，结果可能是“胡说”或“有趣”，李辰冬先生考证研究出这样一段古史故事，反应是“胡说”而没有“或”。《诗经研究方法论》就收有质答的文章，例如质《竹书纪年》《易林》的可靠，恋爱辈份不合，孔子删诗，有二十三篇诗作者可考例如《巷伯》一诗明明写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古无私人著作，古诗，为何此事从无记载，西周宣王复兴史难道要改写等等繁多的令人捏一把汗的问题，及至看完辨答，清晰得令人愉快。我因对三百篇的每篇诗，也就是每个“犯罪现场”都有了解，都有腹疑，现在突然来了个福尔摩斯·李，一五一十头头是道，证明“罪犯”就是尹吉甫，知我者，华生大夫也。
这其实还不只是西周史改写，文学史也改写了。尹吉甫晚荷马一百年，一直说中国无史诗，我想所谓史诗的意思是记述历史因果行为的诗，这回有了，而且与荷马史诗的不同在于《诗经》里有非常个人的情感。尹吉甫又早屈原五百年，也就是说，中国的私人诗可提早五百年。
这个结论没能说服胡适和钱穆
《诗经研究》里有几处情景记述，十分生动。李辰冬做出《诗经》乃尹吉甫一人所作的结论后，无人相信，“我的一位最好朋友，他对我的《陶渊明评论》一书备加赞扬，认为是最科学的著述，并请我到他的学校讲解研究陶渊明的方法；可是提起我发现尹吉甫是《诗经》的作者时，他马上堵起耳朵说：‘我不听！我不听！’那时是在师大教员休息室，他指着在座的一位同仁说：‘你说，他的算什么方法’！另指一位说：‘你说，他的算什么方法！’所有在座的同仁他都指遍而耻笑我……胡适之先生也说：‘不可能，因为古人没有讲过。
比如《小星》篇明明是讲姨太太进御的，怎么会是尹吉甫的自传？’我说：‘不是，是他出征时发牢骚的诗。’胡先生回答说：‘我不同你辩论。’并郑重地劝告我说：‘李先生，你的个性太强了。朱老夫子讲：“凡事要退一步看”。朱老夫子是圣人哟！他的话没有错哟！’”
另一处讲到“当我的《尹吉甫生平事迹考》完成后……我想请钱穆先生指正，因为他是古代史专家。他那时在马大讲学，我怕他不肯指教，事先给陈铁凡先生去信，征得他的同意才寄去。谁知寄去后，钱先生回信说他的眼睛有毛病，而我的字太小，一时不能看。
后来陈先生告诉我：钱先生是相信朱熹的民谣。”还有一处也有意思：“几年前，台湾广播电台为广播全部《红楼梦》，整整花了一年的准备，在正式广播的头一晚，为引起听众的注意，约了几位他们认为的《红楼梦》专家，如胡(适之)先生、李宗侗先生以及兄弟我，开一个座谈会，目的在为电台捧场，而胡先生第一句话就说：‘《红楼梦》毫无价值。’记者着了慌，忙忙说：‘胡先生，您这一讲我们明天还播不播？’胡先生不好意思，只好改口说：‘我只讲讲《红楼梦》的考证，至于价值问题请李先生讲好了。’记者就问：‘《红楼梦》既无价值，胡先生为什么要考证它的作者呢？’胡先生回答说：我只是对考证发生兴趣，对《红楼梦》本身不感兴趣。’”
我朋友中有做教授的，总有一点为五斗米不得不读书的苦相，从前为做官读书的也是说“十年寒窗苦”。学术何时能成“闲术”，知识也就恢复平实貌了。我看这李辰冬先生最初也是兴趣，由“统计”(不是归纳，李辰冬特别指出归纳会偏差，因为不懂或认为无用的部分就有可能不去归纳)来试一下“诗”字，就像买了一把快刀，随手削削木头，不料削出轩然大波。我本来收有中国中原几个地区的乡下剪纸千数张，闲时按十五国风所言的动植物及礼俗配置，以证西周的遗传，现在看来是将牛头对马嘴，待以后什么时候再说罢。
（选自《阿城文集》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