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绝大部分取材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化这一风云变幻时期。对于创作目的，他自己说得很明白：“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根，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他以小说为武器，改造社会，改造国民精神，为现代文学史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这除了他深入生活的斗争实践，深厚纯熟的文字功底，另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观照生活的深邃而独特的艺术视角。这种艺术视角，成为他小说更具深刻内涵的内在原因。
一．从细枝末梢透视根源实质
鲁迅善于抓取现实世界的精妙细节，透视社会的根源实质。
他一生经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其文学创作也伴随这一进程，是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他的小说为表达对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和旧中国现实人生深入透彻的思考，往往从独特视角切入，观照客观世界中易于被忽视的细枝末节，从中挖掘出深远的现实意义。
在《药》中，鲁迅避开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正面直接叙写，而是以贫苦市民华老拴给儿子买“药”治病为表现视角。这本是世俗伦常的生活细节，然而华老拴所买之“药”恰恰是献身革命者夏瑜鲜血浸染的馒头，由此振聋发聩地透视出：革命者英勇牺牲，其鲜血却成了为之牺牲的劳动群众的“药”，这是多么沉重的悲哀！这是社会底层群众的悲哀，更是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悲哀。作者正是从“买药治病”这一极细小的生活琐事上，触及辛亥革命“严重脱离群众”这一重大社会问题，从而形象而有力地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深层原因。
小说结尾还让夏瑜凄凉、阴冷的坟上出现一圈红白的花，以此小小细节暗示革命后继有人、生的希望还在这一深意。
再看生活在未庄的贫苦落后的佃农阿Q,作者多角度多场面展示其愚昧麻木，尤其是已经到了被糊里糊涂关进监狱，压赴刑场砍头示众之时，阿Q仍不明白怎么回事，觉不到死的恐惧与悲哀，最后还在为自己判决书上押画不圆而耿耿于怀；甚至在游街示众时，还想唱上几句戏文好好显摆自己。
先生正是通过阿Q被押赴刑场这一啼笑皆非的细节描写，勾勒出一个被封建统治与封建文化扭曲的灵魂；一个丧失了人的尊严、人的感知，从而彻底丧失了人的价值的可悲的生物。
《故乡》中描写成年闰土呆板木讷的外形后，着意安排了一个细节：当我急切地想要向他诉说二十多年的思念时，闰土却恭敬地叫了我一声“老爷”；而当我要他任意挑选家用物什时，闰土却挑选了一副香炉和烛台。这两个细节，犀利地揭示了封建专制封建思想对闰土的迫害已经超越经济破产，到达摧残灵魂、精神麻木的地步，把曾经那个聪明活泼淳朴可爱的少年，彻底变成了一个麻木、迂腐，在冥想世界中祈求来世的活木偶，让读者听见一个苦难灵魂痛苦而无力的呻吟。
这种以精妙细节透视人物精神，表达对社会人生的深入剖析，从而透视出客观世界现实矛盾本质的艺术视角，正是鲁迅小说内蕴丰富深刻的根源之一。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选择要严，开掘要深”（《鲁迅全集》第四卷）。
二．逆向思维的艺术视角
在中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创作中，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是黑暗污浊的社会环境，把他由勤劳善良的人力车夫，一步一步变成麻木堕落的市侩；曹禺笔下的繁漪，在温情脉脉面纱遮盖下虚伪、冷酷、专制的家庭窒息中，把一颗清新健康的灵魂扭曲成乖戾的变态；巴金笔下的觉民，则是在自己和觉慧爱的悲哀中，在觉新包含血泪的人生悲剧中，一步一步走向自己想要的新生。
这些故事，或是将黑暗社会制造的罪恶呈现给读者，或是将新生活的希望暗示于故事终端，从而表达处于黑暗中的人们对光明世界的追求与向往。
而鲁迅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从老舍、曹禺、巴金的作品故事的终点切入，沿着逆向思维的视角轨迹，开掘出病态社会更深层的病根，“唤起人们疗救的注意。”
祥子是被黑暗社会一步一步推入罪恶深渊的；而狂人则在鲁迅笔下刚一出现，就已经是黑暗社会的产物——“迫害狂”，他变态的言行心理，散乱却有序地“逆向透视出”形成他的母体——现实社会罪恶黑暗的“吃人”本质。
透过繁漪那雷雨般的狂笑，我们看到的是周家虚伪、冷酷、专制的重重窒息；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鲁迅笔下，一开始就是新思想的化身，他与守旧反动的思想文化格格不入，最后却在顽固守旧的旧文化旧制度操控的现实世界中，堕入官僚阶层，终究在肉体的繁华喧嚣中，坠入灵魂孤独的深渊而自残自毁走向毁灭；沿着逆向视角逆光追寻，我们从魏连殳灵与肉的枯萎凋谢中，自然追溯出其毁灭的深层根源和文化反思：在深重的社会黑暗中，脱离人群的个人反抗，最终必然被社会的巨网窒息，终至于妥协，失败，毁灭。
同样是塑造“五四”精神下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巴金笔下的觉民是在兄弟三人婚姻、爱情与人生的悲剧中，一步步走上了大胆追求个性解放和新生活的道路；而在鲁迅唯一的爱情小说《伤逝》中，却从子君、涓生已经得到的新生活与个性解放入手，在其新生活的失败与毁灭中结局。这就在更为纵深的层次上深刻地揭示：人们苦苦探索与追求的新生活，即使已经实现，但如果没有将个人奋斗与社会斗争相结合，没有整个社会的全面解放做保障，那就注定了被摧残被毁灭在残酷的现实世界，绝不可能从根本上真正获得新生活，获得个性解放。
在农村题材名篇《祝福》中，鲁迅追忆祥林嫂的一生，突出她惨死于除夕之夜冰天雪地的祝福声中这一悲惨结局。根据常见创作思想，不幸者生命结束，其不幸命运就走到归结了，如巴金笔下的瑞珏惨死、鸣凤投湖，曹禺笔下的陈白露服毒自尽，这些人物随着死亡的降临，她们的悲剧命运也宣告结束。然而，鲁迅笔下祥林嫂的死亡，却并不是其悲惨人生的终结，而是一种更大的恐怖与厄运的开始。活着受尽剥削、欺压与歧视；死后还要恐惧阴间的“锯刑”，被两个男人一分为二。正是在这种逆向思维的艺术视角中，鲁迅小说不仅具备了现代文学其他作品的政治揭露与社会批判意义，而且在更深的层次上开掘出社会历史与文化心理反思批判内涵。祥林嫂的人生是黑暗旧中国宗族制度的悲剧，是封建神权、族权、夫权压迫下的悲剧，更是几千年封建史和旧中国劳动妇女自身的悲剧，从而更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旧中国腐朽到骨髓里的专制压迫——即以生命的终结也无法摆脱的命运压迫。
而在历史小说《采薇》中，被一些作品讴歌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却被鲁迅先生漫画式地勾勒成一种复古倒退的可悲的愚忠者，从而婉转地表达了他呼唤国人猛醒入世，积极投身现实斗争的思想内涵。
因此我们说，鲁迅小说正是在这种逆向思维的艺术视角中，开拓出其小说的内蕴与深度，形成其严峻而深刻的现实主义风格。
三．视角转换的艺术视线网
鲁迅小说艺术视角的第三个显著特点，就是不断转换视角，编织视线网，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揭示人物性格形成的社会关系、社会环境。
《孔乙己》里，“短衣帮”眼里的孔乙己站着喝酒却穿长衫，不属同类；“穿长衫”者眼里的孔乙己穿着长衫却站着喝酒，亦不属同类；掌柜眼里孔乙己等于19个钱；店伙计眼里孔乙己是“讨饭一样的人”，连茴香豆的“茴”字也不配请教。这样转换不同视角，就把孔乙己生存的社会关系、社会环境逐层揭示出来，其典型性格形成的命运根源也明确显示：孔乙己处于如此等级森严、自己却无足轻重的社会，既不会营生又不愿沦入“短衣帮”，最终被丁举人打折腿而惨死的悲剧，则是历史的必然。从而沉痛地鞭挞了封建科举制度、封建宗法体系的罪恶，指出了“疗救”的方向。
而《祝福》中祥林嫂也生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里：四婶眼里，祥林嫂价值在于“食物不论，力气不惜，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卫老婆子眼里，打发了祥林嫂仿佛卸了一肩重担；婆婆叔子眼里，祥林嫂是赚钱娶亲的买卖；鲁镇大人孩子眼里，连她痛失爱子的不幸与额头上因反抗而留下的疤痕都成了他们茶余饭后的笑料与谈资。这种转换视角编织的视线网，正是残酷、冷漠的现实人际关系的外现。在这样冷漠悲凉的现实世界中，祥林嫂在热闹喧嚣的一片“祝福”声中悲惨死去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至此，现实社会之虚伪、冷酷，下层妇女之不幸、悲惨，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
即便是历史题材小说，同样也使用了视角转换。《理水》中一方面展示禹的言行，另一方面则从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的视角，展现禹的精神的不同侧面。“乡下人”眼里，禹是敢于同洪水和恶势力斗争的英雄；“文化山”“学者们”眼里，“禹是一条虫”，蔑视他“虫虫会治水吗？”“考察大员们”认为禹的治水方法犯了滔天大罪，群起攻之。这样转换视角，禹的形象充实丰满起来。同样，“文化山学者”和“考察大员们”认为劳动者是“冥顽不化”的“下愚”；奴性十足的“下民代表”声称“小畜生还要嚷……妈的，我们就揍他”；禹却同群众一道战胜洪水和邪恶势力。作者正是通过视角转换，多角度多层面勾勒出形形色色的丑恶嘴脸及其反动本质，暴露了复杂激烈的现实矛盾，唤醒民众投入社会斗争。
至此，作者巧妙转换视角，编织客观世界的视线网，全方位地展示了错综复杂的现实人生关系，成功地创造了典型环境，使得在其中生存、生活、发展、变化着的主人公必然地成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这些典型人物浓缩一个时代、一段历史，成为那个时代现实世界的一面镜子。
综上所述，鲁迅小说善于选取精妙细节透视现实世界本质，极富真实感和批判力；逆向思维的艺术视角，更富于解剖力量和认识价值，不仅触及一般社会政治主题，而且透射出深层的历史文化渊源；多角度多层面转换编织艺术视线网，使其小说的社会环境更具典型性，更完全地成为那个时代的缩影、社会的透视镜。其独具个性的艺术视角，是鲁迅小说格外凝重、格外深沉、格外深刻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