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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开班学习的第一课，我们从什么话题讲起呢？讲学术见解吗？不是，讲临床经验吗？也不是，我和大家交流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做医先做人，感恩我良师”。为什么要先讲这个话题呢？这得从我的人生感悟谈起。80年的人生经历，让我深深地感悟到做事先做人，做人先感恩。一感父母养育之恩，二感师长教诲之恩，三感朋友扶助之恩。你们虚心好学，尊我为师，对我来说，师恩难忘，教我学习中医的老师，他们言传身教，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做医先做人。人是什么？人是有血有肉的人，人又是有情有感的人。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不仅情感特别丰富，而且人的大脑思维特别发达，人的欲望，人的追求，人的生活，特别丰富多彩！从儿童时期，父母就教育孩子要做好人，要做善人。人之初，性本善。我的人生感悟，就是四善：善心，善事，善果，善乐。我们要一颗善心，多办善事，必结善果，共享善乐。善事，不要仅限于慈善的善事，而要做有益于人民大众的善举，做有益于社会的好事。人的一生，做几件善举好事并不难，难就难在一辈子行善举，做好事。要做到终生坚持行善举做好事，动力就是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时至今日，就是公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做善人，做好人，决不是只做“好好先生” 。应该做爱憎分明，智勇双全的好人。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们要心胸宽广，志向远大，做一个立德立功立言，全心全意为民众服务的大好人。  吴老是居中的白发老者。其弟子：左靠边为马有度，右侧为龙元新、杜树明，后排由右到左为李正全、陈功泽、刘立新。
1962年，为了加深首届毕业生的临床功底，学校决定延长半年临床实习，在外地实习的同学返回母校随师学艺。也真是缘份，我有幸跟随吴老在附属医院进行内科实习。
吴老对经方的深刻领悟，对时方的灵活应用，可谓得心应手，疗效卓然。这时我才明白，他不仅是一位满腹经纶的医经学家，而且是一位功底深厚的临床医家。尤其使我终生受益的是他对病人热忱耐心、一丝不苟的医德医风，望闻问切，步步到堂，给病人把脉，他总是闭目宁心，细细体察，脉证合参之后，才选方遣药，力求方药对症，丝丝入扣。由此悟出一个道理，名医获卓效，既源于医术精湛，更源于医德佳良。在重庆，谁个不知，吴老吴老，医德极好！对于穷苦病人，他不仅诚心义诊，免费施药，而且乐在其中，他的仁心仁术，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吴老诊病之认真，方药之考究，医案之简明，堪称典范。吴老不仅医德高尚，医术精良，而且是一位忠诚中医公务、热心中医学会工作的先驱者，这是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重庆工作以后才逐渐知道的。早在解放前的1930年，吴老就与张简斋等中医名流组建重庆市中医师公会，并任首届会长，团结中医人士，凝聚中医力量，反抗民国政府废止中医的错误主张，为中医谋生存、求发展，做了许多艰苦的工作。解放后的1952年，吴老又与宦世安、张锡君、龚志贤、任应秋等中医名家共同筹组重庆市中医学会，并担任首届理事，是重庆市中医学会的奠基人之一。特别是1956年，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向毛泽东主席敬献“子午流注环周图”，极大地扩大了中医的影响，又一次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任应秋位在正中。其左为陈源生、方药中。其右为凌一揆、侯占元。后排右一是詹文涛，右二是马有度。
任应秋老师，我很早即见其文，很晚才见其人。1956年，我考入成都中医学院，在图书馆得见任老的许多著作，知道他是重庆中医界的才子，很想有机会当面请教。
1962年，毕业分配到重庆医学院附一院中医科，但任老早已离开重庆，上调北京，仍然只能通过拜读他的文章去领略他的才气。一直到1979年，我作为中华中医药学会首次代表大会的年轻代表，有幸陪龚志贤、陈源生、万云程、王希知、黄星垣等前辈赴京参会，才有幸亲见任老的风采：年过花甲，天庭饱满，红光满面，声音洪亮，神采奕奕。此时的任老，已是全国中医界的泰斗，以其渊博的学识，名扬中外，但待人谈吐，平易近人。特别是见到来自家乡的中医同仁，分外亲切。他热情邀请陈老源生、万老云程并肩而立，与重庆、成都的新老朋友合影，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任老十分热心中医学会的工作，早在50年代初期即任重庆市中医学会秘书长，不仅认真组织中医同道交流学术，而且牵头校勘赵刻宋本《伤寒论》，在全国影响很大。1982年，我筹编《重庆市中医学会40年》，又从陈镕时先生处得知，任老牵头校勘《伤寒论》，十分认真，极为严谨，依据赵刻宋本《伤寒论》，参考各家刻本，从训诂、释义、校正、音译、编次等各个方面，全面校勘整理出《新辑宋本伤寒论》，1955年由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以重庆市中医学会名义正式出版的著作，影响深远，至今仍是学习研究《伤寒论》的范本，不仅推动了全国对《伤寒论》的研究，也树立了重庆市中医学会重视学术研究的整体形象，任应秋先生为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任应秋老师不仅重视中医药学术研究，著作丰厚，而且对中医药科普工作也十分关注。1982年，拙著《家庭中医顾问》初稿完成，我赴京登门请教。任老在四壁全是书架的书斋中侃侃而谈，并欣然为此书作序。他在序中罗列了历代医家具有代表性的中医药科普著作，令我眼界大开。他在序中对我的鼓励“称得起是中医普及工作的热心家”，对我是极大的鞭策，督促我团结志士同仁，终于形成重庆市中医药学会“一手抓科研，一手抓科普”的特色，我会首任秘书长任应秋先生为家乡的中医学会再次做出了新的贡献。任老出自山城重庆，1956年进入北京，展现了他一生最辉煌的篇章，他是重庆中医界的光荣，他更是全国中医界的骄傲！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握手言和，联合起来抗击日寇，许多军政要人、文化名流纷纷云集“陪都”重庆。宦世安的患者中有许多文艺界的知名人士，阳翰笙、陈伯尘、张瑞芳、项堃等等，后来也都成了他的好友。为了感谢宦世安的热诚服务，以郭沫若为首的300多名文艺界人士还特地在一幅锦缎上集体签名，深情赞颂：“宦医生是我们的知心朋友！”事隔不久，一位身着上将军服的将军专程到诊所拜访。不巧，宦世安出诊在外，这位威武的将军只好留下一张名片，遗憾离去。宦世安回到诊所，便立即按名片上的地址登门回拜，受到将军的热情接待，并当即挥毫泼墨，题词相赠：“宦先生，印世安；救人苦，济人难；为大众，把病看；对贫者，不要礼，还赠买药钱；爱人如己，好行慈善；手到病除，活人无算，这都是有目共睹，不是我故造谀言。”落款：冯玉祥。宦世安的女儿宦红，在回忆父亲的这段经历时特别写道：“这对于当时的他，应该算得上一种殊荣”。少年时代，我就知道宦世安，那是因为他治好了我兄长的严重疾病。重庆解放不久，我的二哥突发急病，高烧不退，胸痛甚剧，饮食少思，十分虚弱。教会医院诊为急性胸膜炎，但西医治疗却无明显效果，因而转请中医诊治。母亲携二哥慕名到宦世安诊所求治，几剂中药即见大效，调治月余，康复如初，全家大喜，宦世安的名声自然而然就深深印在我这少年的心中。待我人到中年，才得见宦世安老师的风采：矮矮的身材，圆圆的脸庞，气色红润，目光炯炯，慈眉善目，常带微笑。特别是宦老思维之敏捷，说话之简明，声音之洪亮，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参加重庆市中医药学会工作之后，与这位连任四届会长的宦老接触日渐增多，也越来越深地感受到他那颗热爱中医的赤诚之心。记得有一次，我到宦老的府上拜访，在那充满传统文化色彩的简朴宿舍中，他深情地回忆起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赴苏联考察的情景。他告诉我，那时候国内医药界重西轻中，他在赴苏联访问之初，不愿意暴露自己是一个中医的身份。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苏方得知他是一位有名的中医，从此对他特别热情有加。我国的代表团也对他刮目相看，他由此感悟到中华的传统医药在国际上都很有影响，我们中国的中医更要自信自强，他特别强调指出：“作为炎黄子孙的岐黄传人，无论对内对外我们都要挺胸抬头，自豪地说我是一名中医！”宦老对中医是如此地自信，如此坚定，真是响当当，硬邦邦的钢杆中医！熊老的学术思想，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对医圣仲景《伤寒》、《金匮》的深刻感悟。《伤寒名案选新注》和《金匮名案选新注》为其代表作。熊老特别重视医案，乃因他深信中医的根本在临床疗效，而最能体现中医辨证论治特色的就在中医医案。熊老的学术思想，特别看重八纲辨证、八法论治。他强调指出：“八纲辨证，八法论治，为中医治疗百病的通灵钥匙，灵活掌握，妙用无穷。”熊老对八法论治中的“和法”，感受最深。我跟随他临床诊病，惊叹他对小柴胡汤的灵活应用，常常妙手回春。我编著《医方新解》请熊老赐方，就是一首调和肝脾的“舒肝理脾汤”：柴胡12克、白术12克、制香附9克、党参12克、泽泻9克、制首乌12克、丹参12克、三七粉3克。柴胡疏肝解郁，白术健脾除湿，共为主药；制香附理气疏肝，制首乌补血养肝，党参益气健脾，均为臣药；丹参养血活血，三七活血化瘀，泽泻利水育阴，皆为佐药。诸药配合，共奏疏肝理脾、养血活血之功。主治肝气郁结而胁肋胀痛，心烦失眠。适用于迁延型肝炎、慢性肝炎、早期肝硬化；也可用于冠心病、动脉硬化症；还可用于神经官能症、更年期综合征。熊老强调，不能只看病名，关键要看是否属于肝脾不调之证。而且要根据不同患者的具体病情，随症加减。湿热未尽，宜加菌陈、玉米须；阴虚内热，以银柴胡易柴胡，再加玄参、麦冬；食滞不化，则酌加鸡内金、麦芽、山楂。熊老不仅教我怎样治病，而且教我怎样做人。我始终铭记他的两句话：“要以仁爱之心视物，要以仁爱之心待人。”1979年，全国中医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陈源生老师是特邀代表，他特别高兴。一是中医界的精英幸会交流，实在难得；二是他多年向往首都北京的愿望即将实现；三是第一次坐飞机在蓝天上观赏祖国大好河山，岂不美哉！他在飞机上诗兴大发，一口气就连吟三首：一赞山川秀丽，二赞拨乱反正，三赞中医振兴。诗意清新，文采飞扬，倘不知情，谁会想到如此佳作竟会出自一位八旬老翁之口。到了北京，我作为重庆代表中最年轻的成员，理所当然就兼任陈老的陪护员，日夜相伴，随时请教，获益良多。陈老对我讲得最多的话题就是读书，既要精读经典著作，也要多读明清著作，读书贵在“多思”、“心悟”，他特别强调说：“读而思，思而悟，反复研读，必有所得。”陈老多次向我推荐《医学心悟》，要求我务必反复研读该书的“医门八法”。按照陈老的指点，我对《医学心悟》一读再读，这本看似不起眼的小书，使我大有收获。我在《河南中医》发表了我的读书心得——《医学心悟的特色》，后来又将《医学心悟》卷首的“医中百误歌”作为研读重点，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医中百误歌浅说》。陈老要求我们读书务必结合临床，不管“经方”、“时方”，一切都要以临床疗效为标准。理法方药贵在法度严谨，医家治病贵在活泼圆通。他对我们后学反复强调：“遣方不以罕见邀功，用药不以量重取胜，关键在于辨证准确，立法吻合病机，方药切中病情，四两可拨千金，神奇往往寓于平淡之中。”陈老精于方药，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陈老所创的柴芍龙牡汤：柴胡12克、白芍24克、龙骨24克、牡蛎24克、玉竹15克、茯苓12克、甘草6克。陈源生老师，一家三代业医，扎拫于民间，疗效显著，堪称医林高手，是典型的铁杆中医。他一心〞衷中〞，但他也主张适当〞参西〞。从陈老为拙著《医方新解》所写的序言中，就生动地展现了他的这一学术主张。他强调指出：〞泥古不化，无以进步；执今斥古，难言继承。以中拒洋，有碍发展，化中为洋，易失本根。〞妙哉！精辟妙言！二十世纪60年代，从早期中医学院内科教材的前言中，我才第一次知道有位黄星垣。前言列举了四名中医专家和四名西学中学者参加审稿。第一名中医专家是吴棹仙，第一名西学中学者就是黄星垣。70年代，经夏睿明主任热情引见与黄老第一次见面。那是在沧白路重庆市政协举行活动之前，匆匆一见，黄老给我的初步印象是很有风度，精明能干。不久，他亲自主持一次全市性中医病案大讨论，有上百人参加，我和西南医院艾九松医师等先后发言。尽管那时我们的中医功底还很肤浅，但黄老却对我们年轻一代大加鼓励，热情指点，增强我们的自信，激励我们刻苦钻研，奋发向前。80年代，黄老已是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并兼任重庆市中医学会秘书长。他以极大的热情，一次又一次地组织重庆市老中医经验交流会。为了搞好中医学术的传帮带，他还特别安排，将几次重庆市老中医经验交流会与重庆市中医学会学术年会联合召开，以便让中青年学者登上讲台，通过学术活动，扶植中医后继人才，这就为重庆市中医事业的继往开来做了重要的人才铺垫。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继承中医急症治疗的传统，改变中医“慢郎中”的形象，黄老以其远见卓识，在全国率先开展中医急症研究：全面整理中医急症文献，着重研究适应急症需要的新制剂；为壮大队伍，加强协作，还多次举办中医急症培训班。1983年，卫生部在重庆召开全国中医急症工作会议，重庆成为全国中医急症工作的一面旗帜，黄老就是高举这面大旗的旗手，从而吸引全国众多老中青中医药专家纷纷投入中医急症研究的热潮。黄星垣老师以其毕生的精力，一手抓中医内科急诊研究，一手抓中医内科杂证研讨。使我们难以忘怀的是他以极大的热情、顽强的毅力，调动全国中医内科精英的集体智慧，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把一部开创性的《实用中医内科学》奉献在广大读者的面前。这部大型内科专著，系统整理历代中医内科学家的学术成就和丰富经验，又充分反映现代中医的新发展和新成果。此书问世，反响热烈，很受欢迎，多次重印，仍然供不应求。这部丰富多彩的中医内科专著，以其特有的魅力，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我们跟随黄星垣老师编撰此书的几年之中，黄老思维之创新，作风之务实，待人之诚信，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讲奉献，淡名利，更是黄老突出的优点。《实用中医内科学》，可说是黄老一手筹划，精心组织，历经多年艰辛才终于出版，但在几位主编署名时他却将自己名列最后，令他高兴的是这本好书终于奉献在读者的面前。我翻阅编委会的照片，他也是站在第二排一般编委的中间，在许多这样的“小事”之中，都自然而然地显示出黄老的学者风度和“大家”风范！我不敢妄称是铁涛大师的弟子，既没有正式拜过师，也没有当面叩过头，更没有掌握邓老的真功夫。然而，多年以来，喜读他的文章，爱听他的讲话，他在我心目之中，始终是我最为尊崇的良师！初次见面，是1979年在重庆召开的《实用中医内科学》第一次编委会上。我们几位晚辈向他请教，自然都尊称为“邓老”，他回答的第一句话就大出我们所料，他说：“我不敢称‘老’，我只是‘老中轻’。”他见我们满脸疑惑，仍然微笑不语，从他的笑脸上我们恍然悟出铁涛老师的谦逊和风趣。与当时年事已高的李聪甫、黄文东、岳美中等老前辈相比，花甲之年的邓铁涛，自然只是“老中医中的年轻人”。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眼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老中轻”如今已是百岁高龄的“老中老”。值得庆幸的是，人老心不老。从电话中向邓老请教，仍然是当年“老中轻”的味道。思路清晰，用语得当。特别是谈到传承中医、发展中医的话题，更是充满精气神。我特别要感谢邓铁涛老师在我行医50年的时候，用苍劲的毛笔字，给我题写了7个大字，“岐黄妙手为人民”，这是勉励我一定要做一个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堂堂正正的中医。我因此感悟到我们不仅要做一个知名度高的名医，而且要做一个深明医理的明医，尤其要做一个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民医！邓铁涛老师是马有度传承工作室各位室友最尊崇的良师，在传承室内不仅展示邓老的风采，而且用醒目大字展示他的妙言：“中医学的前途有如万里云天，远大光明，我们的责任，任重而道远!”各位学友，我的老师传给我，我又传给你们，你们再往下传。学中医，爱中医，要继承，要创新。在学术上是这样，在临床上也是这样，在传承发扬先辈中医的优秀品格上尤其是这样。只有这样，中医后继才有人，中医开拓才有望。注：本文是2018年，马有度教授在马派传承工作室成立后的笫一堂课的讲稿整理而成，当时邓铁涛老师还健在。（马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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