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九年前的那个春天，九十岁高龄的父亲离我而去，留给女儿的，是不尽的思念和回忆。时间在推移，但对父亲的思念却没有减少，特别是当自己渐渐走近暮年，越发体会到父亲在自己生命中的重要性，越发感觉到父亲在点点滴滴处，都对自己有着深深的影响。 我是父亲的老生女，父亲对女儿的宠爱自不必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时，国家公职人员都要求吃住在单位，入单位的集体户口，父亲当然也不例外。记得小时候我和妈妈住在街道上房产科的房子里，那是一所上世纪最普通的大杂院，父亲每周总要回家两三次吃晚饭。后来我明白了，父亲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看望年幼的女儿。 父亲和母亲性格迥异，对女儿的教育理念也不尽相同。很小的时候，妈妈便教我做家务，擦桌子扫地拉风箱，啥活都干。对母亲的这些要求，父亲心里总会有些不舒服，他担心我年龄太小，干这干那的容易不安全。 记得有一次晚饭前，妈妈让我跟院子里的大孩子们去码头边洗衣服，那时的年龄大概只有五、六岁吧，记忆中还没有上小学呢。那天，妈妈一定不知道爸爸下班后会回来的，没想到我前脚刚走，爸爸后脚就进了家，得知我去了码头，立马急火火地追了过去。我和小伙伴们刚到河边，衣服还没沾水呢，就被爸爸蝎蝎虎虎地给叫了回去。  爸妈都很重视对我的教育，在这方面，他们是一致的。那时生活拮据，但爸妈节衣缩食，不定时地给我买连环画书，从古今历史人物中，学习做人做事的道理。我的连环画书在当时的小朋友中是最多的，装满了一个小木箱。可惜文g抄家时，被当作四旧抄走了。这使我很久不能释怀，因为那不仅仅是一箱书册，更是爸妈留给我的爱与期望的印证。 为了让我接受到好的教育，爸妈送我到当时全市最好的幼儿园之一，--柳巷口幼稚园。 在幼稚园里，最开心的事，就是爸爸突然来看我，老师就会当着全班小朋友的面，叫我的名字，我便会在小伙伴们羡慕的目光中，飞也似地奔出教室，扑向爸爸温暖的怀抱。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母亲因病去世，那年，我刚刚九岁。 当时，爸爸还在隔离中。妈妈走了，我一个小孩子自然不能单独住在家里，幸而父亲单位的领导体恤同情，允许我随父亲同住在单位宿舍，并分给我们父女俩一间由大门过道改造的不足十平米的小房子。在这间一面临街，一面半截玻璃窗当墙，西晒着的小东屋里，我和父亲相依为命十余年，度过了人生中最艰苦又温暖的岁月。  父亲一生忠厚善良，虽是从旧时代走过来的人，却乐于接受新事物。他年轻时在中药铺当学徒，后来与几位股东合伙开了一家中药铺，字号为德庆长。解放后政府实行公私合营，父亲积极配合，成立了当时最大的中药字号－－联华药行。后来他与其他几位股东，看到当时的济宁，作为大运河中段的码头、鲁西南重镇，竟没有一个象样的剧院，便合资筹建了全市第一家剧院---和平剧院。我想，这恐怕是济宁最早的文化产业了吧。 剧院建立初期，父亲是业务副经理，负责外联工作。开业伊始，需要名角名票捧场，父亲便数次赴河南，请来豫剧名角阎立品作为开业的首场戏。父亲曾不止一次地回忆说，那时阎立品主演的《秦雪梅吊孝》在和平剧院上演了45天，场场爆满，而自己却总是忙里忙外的，没能安稳地坐下来看过一场完整的戏。 公私合营后，父亲及从事中药生意的同行们，都被合并到市药材公司，“和平剧院”被更名为“东风剧场”，性质也由原来的股份制变为国有制。  父亲后来一直从事中草药的栽培技术工作。这是个良心活，中草药的种植按计划分配到各乡镇生产队后，作为中药师多跑两趟，少跑两趟差别不大，领导上也没有具体的要求。但父亲有自己做人和做事的标准，每一次领到工作，就好似有了牵挂，难以放下。记得那时除了规定的开会学习时间外，他几乎天天一早就下乡镇，到傍晚回到家里，衣服鞋子上，都沾满了厚厚的尘土。 那时的工作条件是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像的。没有公交车，中午没有吃饭休息的地方，更没有今天的接待之风，去乡镇的路又多是土路，真正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父亲只能靠单位配置的一辆自行车，跑遍全市有中药生产计划的乡镇生产队。如果去靠近乡镇的村庄午饭还好解决，因为乡镇驻地的供销社和卫生院里大都有职工食堂，凭介绍信买饭票就可以了，时间长了，还会有熟人帮父亲找一间没人的办公室，午休一下。但如果是远离乡镇的种植基地，父亲的午饭和午休就都成了问题，只好事先从家里带饭了。父亲的午餐很是简单，一个馒头，一个自家腌制的鸡蛋或咸菜，一壶水，坐在田间地头，吃一口馒头喝一口水，就算是过个饭点了。  我一直记着父亲那只下乡必带的军用水壶，也是单位上为外勤人员配备的，每当看见父亲把水壶挂在自行车把上，帆布雨衣捆扎在后坐上，遇见的同事便打招呼说，黄老师，又下乡啊！ 今天，随着城市的不断拓展，市区与乡镇的界线已经越来越不明显了。父亲当年走过的乡镇、生产队，早已与城市连成一片。每当我驱车路经这些地方的时候，便不禁想起，我的老父亲，曾经用双脚与车轮无数次的丈量着这片土地，他的心血和汗水，也无数次的洒在如今早已是高楼林立的土地上，心里就会涌起万千的感慨。 父亲谦和、亲切，从不与人发生争执。记得他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与人为善，要让人说咱个好。老人家一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好事，做善事，是本能，更是本性。 我七岁时的那个夏天，妈妈去北京照顾刚刚分娩的舅妈，我跟爸爸暂时住在单位宿舍里。但每隔几天，父亲总会带我回家一次。因为每次回来都是在晚上，父亲总是摸着黑把偌大的院子，从前到后全部清扫一遍。 一次我站在旁边看着爸爸扫地，嘴里还嚷嚷着说，爸爸，咱又不在家住了，干嘛还扫院子呀！ 爸爸说，因为咱们家没人，都是邻居帮忙照应着，咱们偶尔回来扫扫院子也是应该的呀！ 我们在单位住的院子，每天也总是父亲打扫。几十年如一日，只要父亲在家，一天也不拉。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父亲是兴奋的，快乐的，仿佛他这么做不是为了大家，而是为了自己的安心愉悦。 父亲一生多灾多难，却又总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因果的转化在他老人家身上体现得完美而极致。正因如此，他得到了家人和晚辈的尊重和孝敬。  五十岁时，我曾写过一篇名为《天命感言》的小文，其中有这样一段：在年逾半百的整数关口，令我更加思念给了我生命和爱的两个人。一个是受尽生活的艰辛和病痛的折磨，在我九岁时便撒手人寰的母亲，一个是尽享人间天伦，九十岁含笑九泉的父亲。 除了长久的思念，母亲留给我更多的是遗憾与伤痛，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过早失去母亲的种种艰难与窘迫，均让我一一亲历。而父亲则让我感到欣慰和幸福，九十岁的高龄，因病不能自理达五年之久，让我有机会连同对母亲的孝与爱都加倍给了他。 父亲最终都是面带微笑的，那笑容已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每当想到父亲的笑容，便不禁生出几分自责，抱怨自己回天无术，因为有着那样笑容的老人，至少应该再活一百年。 父亲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他老人家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是我永远取之不尽的。 借父亲节之际，问安天堂里的爸妈，女儿的思念，二老感受到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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