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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学术性与普及性的艰难共存 ——评《中国交响音乐百年经典》 喻宇 关于历史研究，雅克·巴尔赞在《从黎明到衰落》里提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20世纪初，整个欧洲社会平民主义趋势的出现以及社会学的发展，导致历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产生了诸多显著的变化，比如文学性手法在史学写作中被剔除、叙述让位于描述、主题压倒了连续性等等，这样做的结果，是历史学告别了英雄和大师，开启了平民库存时代，历史学变得越来越像社会学（联想到我读过的《万历十五年》和《叫魂》，好像还真是）。而随着这样的变化所带来的，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历史学变得越来越专业，历史学家被困在浩如烟海的史料里，逐渐“学院化”，而公众不再像19世纪时那样阅读史学著作了，“公众阅读的是通俗历史学家的著作。他们的书可以写得内容翔实，文笔生动，但经常只是把过去的事以引人入胜的笔法写出来而已，缺少了使作品获得生命力的因素”。 雅克·巴尔赞所述的情形，我深以为然。比如我国，20世纪出现的历史学大师并不少，陈寅恪、钱穆、吕思勉、徐中约等等，但事实上普通人阅读的历史书却更多来自易中天，高晓松，已经变成敏感词的“袁XX”，甚至还有郭德纲。我提的这几位都算是写得好的，还有很多趁着这些年历史热浑水摸鱼写出来的垃圾三国史、唐史宋史、民国史就更不必说了。公众认大师，但公众不读大师，不通过大师了解历史。历史学研究和公众之间的鸿沟，的确是很容易看得见的事情。 音乐学界也如是。我们有杨荫浏、黄祥鹏、于润洋、钱仁康这样的大家，但据我了解——我还特地了解了一下，市场上最受欢迎的音乐书仍然来自丰子恺、辛丰年、陈丹青、肖复兴、刘雪枫几位先生。当然不是说这几位先生不好，丰子恺和陈丹青先生主要是画家，辛丰年先生终身自称门外汉，肖复兴先生原来是作家，刘雪枫先生……简单地来说，他们的确不是音乐史学家，他们并不真正地了解音乐历史。有人会觉得，这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尽管他们文笔都非常好，但是由于他们不是干这个的，他们并不清楚他们所写下的作曲家故事跟事实之间的真实距离——尽管严谨地说，这种距离只能是相对的；他们会容易把可靠的和不可靠的史料拼凑在一起，他们未必清楚史料和史料之间的差异；他们无法产生基于完整体系的真正知识，也就很难带来引人深思的东西，正如巴尔赞所说，他们无法使作品获得真正的生命力。而把握这些事情，是专业历史工作者的责任。 对普通大众而言，要求阅读远离专业名词的更通俗有趣的历史读物，并不过分。但是专业与通俗之间，区别应当只能是深与浅，而不应该是对与错。我想听相声，不是随便哪个开出租的大哥给我讲个笑话就行，我要听郭德纲，我要听德云社。您听段子也应该听对的吧！！！所以，我从不认为20世纪出现的历史学家和公众之间的裂痕是一件对的事情。历史学家不应该把历史普及的工作让给对历史感兴趣的文学家去做，因为历史学原本是很专业的事情。要让公众接触到通俗有趣而又“正确”的历史，这是21世纪的历史学者和家们应该努力弥补的方向。可喜的是，从史景迁的《康熙》到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从杨燕迪到焦元溥，我已经看到有很多历史学家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 让我产生上述感想的，是张烁兄新出版的这本《中国交响音乐百年经典》。 
张烁兄是音乐学界青年学者中的一位“热心人”。所谓热心人，他就是我所说的那种21世纪的学者，并不仅仅满足于在书斋里做学问，而是走出墙来，试图用深入浅出的方式让更多的公众接近音乐史，接近经典音乐。就我有限的江湖了解，他在文艺咖啡馆做古典音乐讲座，给各类音乐会做导赏，开“烁哥挺古典”短视频节目，他做了很多，不遗余力。而这其中尤其难得的，他不像大多数人那样，仅仅把音乐普及的眼光放在海顿莫扎特贝多芬马勒以及克拉拉舒曼和勃拉姆斯的八卦上，他做了很多中国经典音乐的普及工作，这在行业领域内是极为少见的——众所周知，中国音乐的普及很难做：流行音乐没门槛，不需要旁的人来普及；而经典音乐大多数公众既不了解，也没兴趣。明知不易为而为之，他是一位有专业理想的音乐历史普及者，所以是难能可贵的。 读过《中国交响音乐百年经典》后，我了解到这本书的写作出发点仍然与他的上述努力有关。张烁兄觉得很多国人，尤其是音乐发烧友们，谈起西方古典音乐那是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但是一说到中国的交响音乐，所了解的范围就仅仅限于《梁祝》、《黄河》、《春节序曲》、《红旗颂》这几部国人皆知的“四大名著”。所以他写作了这本书，期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人创作的交响音乐作品。 我佩服张烁兄的写作眼光，也深深觉得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这本书里，他精心选择了从1916年至2016年整整一百年间中国交响音乐创作最重要的一百部作品来介绍给公众。这本书的写作方式很见专业性和诚意。每一部作品他不仅作了导赏，写有跟音响相关的唱片版本比较，同时，还仔细列出了推荐录音的演奏、指挥、录音时间、录音师、出版公司和唱片编号。其实这里面的很多细节，都是颇花费时间且一般人未必看得出用心的，但若你长期使用，定能够体会到那些细节的方便之处，张烁兄的诚意，正见于此。 拜读此书的过程里，我学到了很多。我才知道黄辅镗，也就是阿镗先生出于对金庸小说的热爱还写过一部有趣的交响曲《神雕侠侣》；屈文中先生根据粤剧《帝女花》写过一部交响音诗《帝女花幻想序曲》；《铁道游击队》不仅有电影，还有根据主题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创作的交响诗；我才知道每次学校运动会播放的那段朝气蓬勃的背景音乐原来是业余人士吴光锐创作，贾双和李明秀润色的《运动员进行曲》；我才知道我国有过阿拉腾奥勒这么一位号称“内蒙古交响音乐三杰”的了不起的蒙古族作曲家。我是一位音乐史教师，我能得到很多，相信其他的一般人，读这本书会得到更多。 写到这里，请允许我插一句。朋友之间的书评，如果只是捧，就不真诚了。所以，到了朋友真诚地提出建议的时候了。从学术的考量呢，我本打算跟张烁兄探讨关于经典何以形成以及经典作品选择的标准问题，不过想到他这本书是打算写给更多人看的，且这本书引发了我前面的关于历史学和公众之间关系的联想，所以我想谈谈这本书关于“公众”一面的看法，我觉得更有意义。 为什么市面上受欢迎的音乐书极少来自专业的音乐学者？我是这么认为的。公众对音乐书的要求很简单，轻松、有趣、文学性，然后才是专业性。但我们当下的音乐学教育对我们的文字要求，则主要是专业性。我们所受的学术训练，要求我们的是研究现状、注释、参考文献，以及行文写作的规范、严谨和专业特质。这两者在文字的要求上完全是两个方向，音乐学学者所训练出的能力跟公众所需要的能力是不对等的，南辕北辙。导致的结果，就是一位长期受音乐学院教育的学者——即便是愿意主动向公众示好的学者，由于他长期的行文习惯完全是学术的，当他要试图写作一本面向公众的著作时，常常会体现出学术语言习惯和公众文字需求之间的巨大矛盾。 我在读《中国交响音乐百年经典》时，所感受到的就是一位诚意满满、试图向大众接近的音乐学青年学者的写作矛盾。有趣的是，跟有些学者的著作至始至终“不合脚”不同，张烁兄的这份矛盾特别明显地体现在他的写作结构本身。这本书对每一部作品的叙述，最主要的两个部分是介绍作品内容的“音乐欣赏”部分和介绍作品音响的“唱片品鉴与参考版本”部分。“音乐欣赏”部分的写作完全是音乐史著作式的行文，有些文字我都能读出梁茂春先生的味道来，客观、严谨、干净，但是缺乏文学性和个人体验；而“唱片品鉴与参考版本”则是大众式的写法，能看到我从前读过的《音乐圣经》和《爱乐经典唱片》的影子，用语更自由、亲切，观点的表达也相应的更为自由大胆。如果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给我的感觉是，张烁兄在写“音乐欣赏”部分时，心中顾忌的是学界同仁；而在写“唱片品鉴与参考版本”部分时，心中想的才是爱乐的普通人。而这本书的序言和装帧则最终证明，尽管张烁兄心心念念普罗大众，最终呈现的仍是一本学术性和普及性不得已共存的著作……简单地来说，对于我了解作品，“音乐欣赏”部分和“唱片品鉴与参考版本”部分都有用；但作为读者，我更喜欢“唱片品鉴与参考版本”的行文，我更喜欢那个放飞了自我的烁哥。因此，这本书对我而言最精彩的部分，是音响版本的部分，是烁哥在唱片出品量相当狭窄的中国交响乐蜀道里恣意跋涉的部分，他在那里大展拳脚，告诉我们他的肚囊儿是多么的宽敞。尤其推荐大家看看书中他对于《梁祝》和《黄河》这两部国人最熟悉作品的版本推荐，那是一片春天…… 以上就是我拜读《中国交响音乐百年经典》的感想。我和张烁兄是同辈，写出一本雅俗共赏的音乐类好书，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张烁兄已走在前面，我佩服他，也为他高兴。所以，对于走在前面的张烁兄，我前面说过的话无论是赞美还是建议，归根结底都是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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