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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梨作品 姐姐大我四岁，我下面还有三个妹妹、五个弟弟。记忆里母亲怀里总是抱着孩子，我总是小狗似的跟着姐姐寸步不离。她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生我的那个小山村躲在太行深山的褶皱里，三面环山，山上有茂密的树林，林子里有咕嘟冒泡的泉；一面临河，河里有随风摇曳的芦苇，苇荡里有各式各样的水鸟。 只要是晴天大太阳，河边就会撒满洗衣服的女人，清凌凌的笑声把河岸上的乌龟、青蛙惊得匆忙跳进水里，河滩的鹅卵石上就会晾满了云锦般的花花绿绿的衣物。 七、八岁时，姐就开始洗全家人的衣服了。她肩挑两个荆条筐，双手扒着扁担，晃晃悠悠地沿着山间小路往西河走，我怀抱着棒槌紧跟着姐姐在后面跑。姐姐人小，只好站在水里双手抡动着棒槌，在红石板上捶衣服，溅起的水花就会在阳光下映出一道彩虹。婶子大娘们嘻嘻哈哈地说，谁家寻下这么个小媳妇一准养家。姐姐的脸就会红，我就会用水撩那些长舌头女人。 别的小姑娘不愿和姐姐玩儿，因为姐身后总跟着我这甩不掉的尾巴。有时候她们故意甩下我，我就撒泼打滚儿可着嗓门哭叫。这时，姐就会跑过来哄我。小时侯，我是个“出门谁怕咱，关门咱怕谁”的角色，父母偏爱我这个长子，又有横竖不说理的奶奶护着我，我就仗势欺人地常常欺负瘦弱的姐姐。 一次，终于犯了众怒，街坊邻居纷纷告我的状，说我多次把姐姐打哭。我才罪有应得地挨了父亲的鞋底，我杀猪般地拼命叫唤。父亲有句“响鼓要用重锤,好马要用鞭催”的名言，所以下手也重，我被打得尿了裤子。姐姐拼命用手去护我的屁股，姐的手也被打肿了。 让姐姐说起来，我实在不是个省心的弟弟。 有一次，姐带我在房顶上看玉米 ( 那时候的乌鸦真多啊,人不在跟前,那些‘黑贼’就会偷吃玉米 ) 。我突然发现街对面王廷芹家的房顶上晒着白亮亮的花生，那时候孩子们的嘴可是太亏了，看见花生就像看见人参果一样眼馋。我叫一声 ：我要吃花生！姐姐一把没有拉住，我就一头从梯子上摔下去了。正好摔到捶布石上，捶布石倒没事，我的鼻梁却摔断了。 我的头肿得没了五官，三天不省人事，都说这孩子没命了。一家人都埋怨6岁的姐姐，奶奶喊，妈妈骂，把姐姐吓傻了。从此她得了一种叫“惊风”的病，发病时浑身发烧、口吐白沫、嘴唇青紫、四肢抽搐。一家人没管昏迷的姐姐，而是请神婆为我跳神，请来医生为我上药。 三天后,我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要吃花生! 我一叫,姐姐也醒过来了,她第一句话就是: 弟弟不要下房 ! 许多年后,我们都是中年人了,姐姐看见我鼻梁上的伤疤,还会内疚地说：“都是我没带好你啊”。 姐姐把我从开裆裤带到束上裤腰带，我的翅膀硬了，就不再跟屁虫似地跟姐姐了，而是与一群疯小子上山逮刺猬，下河捉泥鳅地疯跑。姐姐气喘吁吁地紧跟着我，生怕我有什么闪失。我却变着法儿地和她藏猫猫，姐姐找不到我时就会满山坡呼唤我的小名，她清亮的嗓音在山沟间碰撞着：贵臣——！ 姐姐嘴巧, 解放区流行的歌曲她一听就会。她还跟奶奶学了许多儿歌。其一曰 ：瞎话瞎话, 锅台角种二亩甜瓜。打开甜瓜，蹦出俩蛤摸，咕儿呱，咕儿呱。 我和姐姐唱着儿歌离开了太行山。1949 年的二月二 , 我家奉命随大队人马移民到京汉线附近的长信村。我在驴背上的荆条筐里看着天上的白云睡着了, 10 岁的姐姐则背着大包袱步行了一百多里。 平原的天很大，地很宽，却没有粮食。我们初来乍到，四头驴驮就算搬了家。没粮食,就只好吃谷糠和花生皮碾成的炒面，那炒面又苦又涩，咽又咽不下去，拉又拉不出来。 姐姐天天带着我去割灰灰菜、马耳草，饿了就上树摘些桑椹、杜梨儿充饥。 许多人问我笔名的由来,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小时候吃的杜梨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杜梨状若纽扣，黑里泛紫，一丛10 个，正好是我们姊妹的数目。那味道苦中带酸，酸里有甜，十分开胃，所以越吃越饿。 那年冬天是我们家最冷最饿最难熬的冬天了，家里穷得连买洋火的钱都没有，每当做饭时，姐姐就会派我上房顶看谁家的烟囱冒烟，姐就抓把柴草去那家引火。 临近过年 ， 父母愁得抓耳挠腮，过年了，怎么也得让孩子们吃顿饺子呀。父亲是半拉木匠（编者注：生手），在山里老家曾给人做过家具，那家尚欠 9元工钱。父亲让姐姐上山讨回那 9 元钱以便过年。 10 岁的姐姐边讨饭边赶路，四天走了二百多里。四天后，姐姐头发蓬乱、脸色蜡黄、拄根棍子一瘸一拐地回来了，双手捧着湿透了的 10 元钱递给父亲。 原来，那家本以为人走账烂，却想不到 10 岁的女孩跋涉百多里来要账，就多给了一元钱，还给了姐姐几个玉米面饼子作干粮。姐姐拿出风干了的玉米饼子分给大家吃，神气地说：“路上有只老狼跟了我好几里，它想来想去，可能是嫌我太瘦吧，不够一顿饭,就没吃我。” 说得妈妈搂住姐姐哭起来。姐姐脱下磨烂了的鞋，她的脚后跟流着浓血，我忙端来热水给姐姐洗脚。我感到姐姐简直就是穆桂英和花木兰，太了不起了。 从那以后，我更加尊敬姐姐了。 我们家很穷，但我和姐的学习成绩都很好。 1955 年，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县立白塔完小，姐姐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中晏屯中学。乡亲们都夸山里来的孩子有出息，父亲却对着两张通知书，黑青着脸不说话。 十几亩地，一大家人，靠父亲一人劳动根本忙不过来。姐姐的泪滴在书本上，哽咽着说：“弟弟还小,干不动活,还是让弟弟上学吧。”姐姐边哭边拧住我的耳朵说：“小弟呀,是铁也要嚼成面,咱人穷志不能穷。你要替姐姐好好念书。” 我含着泪深深地点头。16 岁的姐姐还没我高，她咬着牙按铡刀铡草，拼着命用辘轳浇园，双手按着犁才能犁地，干男人才能干的农活。劳作一天就累成了一滩泥，油灯下，还要强打精神考查我的功课。 她用纸挖个小洞套字让我认，她当然难不住我，那时的课文简单，用不了几天就全念完了。我脱口说：“别考啦,比你强! ”说得她捂住脸呜呜地哭起来，妈妈举起了笤帚，说我的良心叫狗吃了。姐姐挡住妈的手，抹着泪点着我的鼻子说：“你呀,自大一点臭!有你吃亏的时候。” 16岁的姐姐带领青年植树队，在白马河边营造了十里长的防风林，此事 惊动了县里、省里。她因此出席了全国青年造林积极分子大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亲自给她颁发了奖状，县里还选调她到文化馆当了干部。那片洋槐林，锁住了风沙，也抵住了1963 年的特大洪水，保住了邢台市。 姐姐那时是“3 2 6”干部，每月工作 2 6 天，挣26 元工资、吃 26 斤粮食。我在城里读高中，正是装饭的年纪，却赶上了“低指标瓜菜代”的年代，天天饿得头晕眼蓝。实在顶不住劲儿了，就去姐姐那里吃一顿。 姐姐把一天的饭票一次买给我吃，她疼爱地看着我狼吞虎咽，而她却要饿一天肚子了。为供我上学，她只有苦自己。 都说姐姐长得标致,穿什么衣服都好看。其实,她穿的袜子没袜底,她的衬衣只有领口和袖口,她每件衣服上都有补丁。 姐姐在父母面前总是轻声细语地说话，脚不停地做事，帮母亲缝补着9 个弟弟妹妹。10个孩子，那是多少衣服鞋袜呀，都要一针一针地缝，一件一件地补。 小孩子穿鞋脚长牙，两个月一双布鞋也穿不到头。她们一年要做几十双鞋，那是一项多么大的工程！母亲天天要下地，姐姐天天要上班，每天夜里娘俩都要做针线活。昏黄的油灯下，娘俩头抵着头嗤嗤地纳鞋底儿，或是嗡嗡地纺棉花。娘俩说着说着就哭了，说着说着又笑了，也不知她们都说了些啥。 每当年三十晚上，娘俩就要忙个通夜。当我们起床时，一排新鞋已摆放在床前。我穿着姐姐给我做的方口鞋参加运动会，穿着姐姐做的千层底去带操，穿着姐姐做的白塑料底鞋去参加辩论赛。同学们都说我的鞋洋气,我就骄傲地说是姐姐的手艺。 有一天， 姐姐突然要我和她一起去相女婿。我忸怩着不愿去，哪有弟弟陪姐姐去相女婿的道理呢？姐拧住我的耳朵说：“去不去?”我委屈地说：“人家都二十岁了，还拧耳朵，多难为情啊!”之后，那个又高又瘦的家伙就成了我的姐夫。 本来，姐是干部，姐夫是工人，又有了房子，好日子刚开始。 谁知道天上掉下来个文化大革命 ! 因为阶级斗争，因为写文章，也因为我的“自大一点臭”，我被选拔为全县最年轻的反革命，历经了三年的水深火热。 姐一家也受到了牵连，姐受到了审查，先是去干校改造，接着又去了工厂当工人。姐还是那么不紧不慢地说话，稳稳当当地做事，一点不显凄惶。那时，县委书记和团县委书记都自杀了。夜里,姐一边为我缝补衣服,一边说:“万事都有个头尾 , 运动都是一阵风，人家叫咱死，那没办法。自己说啥也不能死。” 那时候批判人常让你跪下，一跪就是几个钟头。我的膝盖跪烂了化了脓。姐在我的裤子里面衬上厚厚的棉花，她说：“他们批判你,你就当耳旁风。你就默念唐诗。” 真是塞翁失马，文革受难期间，我竟背熟了唐诗三百首，连注解都背得滚瓜烂熟。有一次批判会上我弯腰站在那里旁若无人地背唐诗，不料声音大了点，被凑到跟前的造反派听到了，因之被狠狠修理了一回。 姐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得,她说：“文革是风，而文化是雨，渗进心里迟早要生根发芽。”后来我真的就当了老师，成了作家，再向姐姐提起她当年勉励我的话，她却淡淡地说早忘没影儿了。 姐姐说话声音细细的，走路脚步轻轻的，默默地忙着她一家 6 口人的饭食。有时姐夫吼天喊地，姐也只是莞尔一笑；有时儿子们发犟，姐照样淡淡一笑 ；母亲患脑血栓后，脾气大变，姐姐还是抿嘴一笑，照样床前床后地伺候着。 母亲15 岁嫁给父亲，18 岁上有了姐姐，母女一同度过那黄连般的岁月，姐帮母亲拉扯着一大堆孩子。1960年，母亲把五弟和四妹送了人，姐姐又一个个找回来，她说一家人在一起，再苦也是甜的。 姐两口都下岗以后，生活反而安定下来。三个儿子都有事干，姐夫手巧，干这干那的也挣了些钱。也许是太闲了吧，姐姐先是迷上了什么中功，说是能发功治病。姐姐就给妈发功治头疼，问妈还疼不疼，妈说疼。姐姐就轻轻地说：“怎么还疼呢?” 那天夜半电话响，电话里是外甥的声音，说姐姐住院了！我的心里咯噔一下：不好。姐是他们一家的顶梁柱，也是我们兄弟姊妹的主心骨，还是老母的心尖肉，我不能没有姐姐。雨夜里，我飞奔到医院。 市医院的急救室里，姐姐平静地躺在床上。许多医生围着姐在抢救，输氧输液，针刺电震颤，人工呼吸。三个外甥围着病床哭喊着：“妈! 妈呀! 你醒醒啊 ! ”姐一语不发地闭着眼，任由大家呼喊。 抢救进行了很长时间，医生说，这种病神仙也救不了。 这人生也太短暂了 , 姐姐带我去西河里洗衣服，去村北摘杜梨，这才几天！ 人们啊，平时疲于奔命地忙着功名利禄，往往把最重要的亲情忽略了。总说抽时间去看望某个亲人，却总有许多理由没去，还说以后有的是时间。忽然噩耗传来，活生生的健康人 ，说没就没了。自我谴责也罢，捶胸顿足也罢，上香烧纸也罢，顶什么用呢？你就是有再大的房子，再高的位子，再多的票子，失去了了亲情，还有什么意思呢？ 姐姐才 59 岁，都说她年轻得像四十几的人。这几年家境好了，有吃有住有了儿媳妇。姐抱着孙子，还是唱着那首儿歌，满脸的幸福和满足。多么美满的生活，谁都说姐姐一家过得像一盆火。好日子刚刚开头，姐姐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几天来，家里人进进出出地忙乱着，母亲问：“ 桂平怎么好几天不来看我呢? ”我们强忍悲痛，不敢告诉母亲真情。 等办完了丧事,我带领兄弟姊妹和外甥跪在老母病床前请罪：“妈，我们对不起您老人家，我们没能把姐姐救活呀 ! ”老母一下子怔住了，于是拉着长声哀号起来：“我那孝顺闺女呀,你咋不给娘送终啊 ? 咋不让我替俺闺女去死啊,她可是个有用的人呀。” 哭了没几声， 娘突然不出声了，只是干张着嘴，娘失语了。老娘无法接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残酷事实，病情急转直下，无论什么药也不吃，只是流着泪拍打着胸脯。时间不长，母亲也去世了，母女俩到另一个世界做伴去了。 我把坟地选在面对那片浓郁的防风林的沙丘上，大树为她母女挡风，小鸟为她们俩唱歌，荒野里有两座新坟相伴，我再也听不见姐唱那好听的儿歌了。 父对子的感情是宏大无边的，母对子的感情是贴心连肉的，姐姐对弟弟的那种感情，是天空容纳月亮般的感情，是纯真无私的。 姐本来是个聪明人，为了我，她失去了上中学的机会。又是为了供我上学，她节衣缩食苦自己。结婚前, 姐姐几乎没穿过什么像样的衣服。我后悔死了，我连一个老姐姐都照顾不好，我还算什么弟弟！ 父母走了，姐姐也走了，这世上再没人呼唤我的小名了。 2001.11 作者简介 杜梨，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高级教师，长期从事中小学作文教育，出版有十多本散文、小说集及专业著作。 作者在本公众号曾发作品： 编辑：跑跑单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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