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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商鞅还对货币抱持敌视的态度—这是古今中外所有计划经济主张者的“传统”。他对货币和粮食有一种很奇特的看法,在他看来这两者是互相排斥的,“货币活跃了,粮食就萎缩;粮食丰裕了,货币就没有用了”金生而粟死,粟生而金死”。如果有1斤铜“生”在国境之内,就会有12石的粟“死在境外;如果有12石的粟“生”在国境之内,则1斤铜“死”在境外。”“在他变法的20余年中,秦国一直是以物易物,直到他死后3年,才开始铸币,由此可见,秦国的商业流通在各国之中是非常落后的。商鞅的这些变法,前不见古人,用司马迁的说法,“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也就是,变法实施之后,民怨沸腾,3年之后,居然大见成效秦孝公见变法初战告捷,当即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庶长为秦国最高行政官员,分大庶长、右庶长,左庶长和驷车庶长四职,其中只有左庶长一职可由非王族大臣担任商鞅开始第二轮更为广泛且深刻的变法。其中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建立了军爵制度自夏商周以降,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封建制,各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袭,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治的体制,进入春秋末期,平民阶层隐然崛起,几乎成为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  史载的诸多名将、儒生均为贫寒之士,许倬云曾对春秋时期的名士进行过统计,在初期,非贵族出身的寒微之士占总人数的20%,而到末期已占到44%,诸如苏秦,张仪等人都是“特穷巷掘门,桑户楼枢之士”,到了战国,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比商鞅早20年左右,同样是卫国人的吴起在楚国进行改革,就提出“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王室子孙的爵禄继承只能延续三代,然后就要把封地收归国有,重新分配。吴起因此遭到贵族的嫉恨,终被射杀,20年后,商鞅再提此议,并且做得更为彻底。商鞅的政策是两条。第一,“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收回贵族所有的爵秩,取消特权,重新分配,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才能够重配爵秩,列籍贵族。第二,“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只要有军功,无论贫贱都可以获得贵族的爵秩。  商鞅设计了20个等级的爵位,都以杀敌多少来计算。比如,作战时杀一甲士,凭其首级可赐一级,并赐易田一顷,宅九亩。斩得两个首级,可当“百石之官”。斩得33个首级,可成为“屯长”。如果率军杀2000-8000个敌人,就可升任到大将”,有奖当然有罚,作战之时以五人为一电,百人为一将,如果作战结束,“一屯”或“一将”居然没有杀死一个敌人,那就要处死为首的“电长”和“百将”除了诱以利、惧以刑之外,商鞅还尊之以身后之名。他出台法令,规定秦国民众从小夫到大夫,爵级一等,就可在死后的墓地上种树一棵,也就是军功越大,墓上植树越多,树木繁茂,足以光耀子孙这一军爵制度可谓开天辟地,它彻底抹杀了贵族与贱民的界限,人人可以通过战争获取功名富贵。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中国是最早打破贵族制度的国家,这其中,商鞅的作用可谓最大。  以国史论之,到了隋唐时期,政府又发明科举制度,为底层的知识分子打通了另外一条猎取名利的通道。由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军爵制(武士)与科举制(文士)互为勾连,构成了延续千年的平民社会的稳定性。这两个制度的形成,再加上政权对商业的道德蔑视及制度打压,最终构筑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千百年来,全中国有才能的中国人,无一能经受住名利的诱惑,纷纷投身于军爵和科举的“游戏”之中,从商自然成了不得已的末流之选。因此,法国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中评论说:“这至少是中国社会为何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发展成为一种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因之一。它仍然停留在父家长制和传统制度的阶段。”商鞅的这一变法宣布后,秦国上下大为震撼。贵族恨之入骨,平民将信将疑。为了立信,商鞅演出了一折“徙木戏”。他把一根三丈之高的大木柱立在都城栎阳的南门,发布告说,能够把它迁置到北门的,可获得十金的奖励。  民众不信,没有动手。商鞅再出布告,宣布能迁置的人可得五十金的奖励。终于,有一个大胆的人把木柱从南门迁到了北门,商鞅当即兑现承诺。这一戏剧性的举措,很快传遍全国,使人对变法产生信心。对于反对的人,商鞅则不假颜色。变法启动后,太子触犯了法规,商鞅没有贵族虔和贾开刀,一个抓起来关进监办法处罚“君嗣”,就拿他的两个师傅牢,一个判处黥刑,在脸上刻字以示惩罚。4年后,虔又犯法,商鞅削掉了他的鼻子。商鞅当国,极其残酷,可谓是“酷吏之祖”。有一次,他在渭河边论法口气就杀死了700余人,导致“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他不喜欢反对他的人,甚至也讨厌赞美他的人,在当初的朝堂大辩论时,他就说,“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也就是不允许争论,不允许辩驳。司马迁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变法过半,一些先前反对的人跑到商鞅跟前赞美变法,商鞅说,这些都是“乱化之民”,于是全部流放到偏僻的边城,从此,再也没有人敢于议论国事了。  为了严格管制国民,商鞅还推行了恐怖的连坐制度。他以五家为一伍,十家也就是五十户家庭连坐。军队也为一什,如果一家犯罪,那么就要“五什是如此,以五人为一组,如果一人逃跑,其余四人都会被砍头。他还鼓励民众之间互相告发,知奸而能告发者,“与斩敌首同赏”,可赐一爵,如果不告发,会被处以腰斩之刑,如果藏匿奸者,不但自己被杀,还要抄家没籍。恐怖专制的力量是强大的。变法启动到第十个年头,秦国出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众“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局面,整个国家俨然变成了一个纪律严明、高效好斗的战争机器。秦孝公升商鞅为大良造,是为国家最高行政官职,统掌军政大权。商鞅亲自率兵击败魏国,然后把都城迁到了咸阳,剑锋直指东方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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