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出国门”与“走向世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音乐文化走出国门大约可从以下观察。 1. 几代青年音乐家相继出国留学，他们中有一部分在学成之后回归祖国，但也相当一批人活跃于国际乐坛。在他们的留学生涯及以后的职业生涯中，他们从创作、表演、理论研究等各方面，把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文化带给了世界。特别是一批中青年作曲家更是以自己独具中国风格的作品在世界乐坛上赢得一席之地，引发国际音乐界对中国音乐文化的重视。同时，很多立足本土的作曲家在国内的创作通过日益频繁的创作交流和文化交流，也在国际乐坛上传达了中国音乐文化，特别是当下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动向和实绩。 2. 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以文化交流的形式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日益增多的商业音乐运作也开始将注意力放到中国民族音乐上，并取得了不小的社会效应。 3. 中国的流行音乐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先从对港台的交流渐而延伸到向欧美发展，这个过程虽然缓慢，但也正在逐渐推进。从开始的个体行为到近年的群体运作，中国流行音乐正在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纵观20多年中国音乐的“走向世界”，我们看到从官方运作到官方与民间合作运作、互补的发展趋势，看到从个体运作到群体运作的发展趋势，看到从纯文化交流到文化交流与商业运营并存的发展趋势。
就近年而言，我们看到了“维也纳金色大厅”效应，看到了“纳西古乐”效应，看到了“《阿姐鼓》”效应。当然，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华夏室内乐团”多年来的欧洲出访、中国歌剧舞剧院在国内外演出商操作下，赴北美出演中国版《图兰朵》、成立不久的“女子十二乐坊”将于2003年赴美国和西班牙演出。这些已经完成或将要进行的音乐事件，无疑具有一种积极的意义，也预示了某种乐观的前景。对此，过多的悲观似乎并不必要。 但是，“走出国门”并不完全意味着“走向世界”。走出国门是容易的，“走向世界”则意味着必须赢得某种承认。这种承认不仅是商业上的，更应该是文化价值上的；不仅是荣誉上的，更应该是艺术意义上的。所以，追求形式上的“走出去”而忽视了“走出去”的姿态和语言，就必然导致文化价值上的失落，而这种失落不会也不可能在商业上带来任何可行的利益。毋庸讳言，在我们已经走出国门的音乐家和音乐事件中，确实存在着某种误区。这种误区主要表现在：急于将“走出”作为某种价值的评判依据，国内媒体对于“维也纳金色大厅”现象的热门炒作可以作为这种表现的典型代表。在这种来自业内和媒体合力营造的热闹之中，潜藏着某种不正常的自负和自卑。  当然，这也包括动不动便出现“世界排名第几”式的喧闹，包括不少好大喜功式的巨型项目的营造 有了一个好的心态，还有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即中国当下的音乐文化以怎样的语言走向世界。 中国的音乐文化走向世界可能有多种方式，如，我们的民族民间原生态的音乐有可能直接以独特的个性走向世界；我们的作曲家、歌唱家、演奏家可以以西方技法表现独特的中国美学内涵，即使是演唱和演奏西方的作品；我们更可以以当下各种风格流派的作品，通过各种方式，例如文化交流、商业演出、唱片出版等等，推向世界。其中，最重要的是要以具有中国风格的当下作品走向世界。也正因此，音乐语言就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提到语言问题，我们自然会想到鲁迅的名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但这个著名的命题在我们现实的理解和实践中，仍有不容忽视的误区。其主要表现，就是将这一命题偷换成了“只有最古老的或原汁原味的，才是世界的”。显然，这样的理解必然导致抱残守缺、不图进取的结果。这样的理解在创作上必然反对新的探索、新的尝试和新的突破；在表演上必然限制传统作品的再发现、再阐释；在运作上必然就是忽视市场需求、违反市场规律。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呢？ 作为艺术产品的特定价值，毫无疑问来自于其审美价值的独特性。体现于个人，是艺术家与作品所具有的带有民族共性的独特性。  然而，就一个民族内部而言，艺术品的产生来源于生活，因此就必然如同日常语言要求可沟通的主体性一样，艺术语言需要审美的通感性。而在文化差异性更为巨大的世界各民族之间，不同民族的艺术如果要真正“走进”对方，则需要具有同样可彼此交流的通感性，否则，除了引发猎奇心理外，艺术审美层面上的交流和共享是不可能的。 自然，作为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流通，我们还必须承认伴随经济优势而产生的文化传播优势。但是历史不止一次证明，文化产品的流通规律并不完全与经济产品的流通规律相同。因此，我们既要看到综合国力对于国家文化传播的重要影响，但当综合国力处于某种特定状况下，例如中国还处于不发达国家的状况下，我们更应当重视的是如何寻找到具有文化优势和沟通优势的艺术语言。 对于中国音乐来说，这个问题显得尤其重要。这是因为，100年来的现实告诉我们，假如我们在西方音乐后面亦步亦趋，假如我们满足于既有的民族音乐现状，假如我们全力以赴追随欧美流行音乐，我们就没有一点儿真正走向世界的可能。好比一个出色的卡拉OK歌手只能表演模仿秀一样，没有独特创造性的音乐文化在世界上不可能产生任何审美需求。 因此，“越是民族的”，指的是民族精神的审美内涵的真实性。这种民族精神的审美内涵不仅是平面的，更是立体的；不仅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不仅是绵延的，也可能是断层的；不仅是写实的，更是写意的。有了这样的精神内涵和审美诉求，艺术作品才有了灵魂，有了生命，有了独特的、足以在人类生命层面上的内在能量。没有对民族精神的深刻感悟和凝练，艺术作品就将失去真正的性格，包括任何一个艺术家自己的个性。 而所谓“越是世界的”，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任何一种艺术作品的物质载体。  在音乐中，就是音响结构，或如我们常说的，它包括旋律、和声、节奏、音色这些基本要素。在人类社会中，音乐文化的交流必然引发具有通感性的世界化音乐语言的探索和形成。譬如，世界上大部分民族传统音乐的音阶就具有相对的通感性；一些节奏及其审美效果在各个民族中也具有相同的作用，等等。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这种世界化音乐语言获得了更快的发展。欧洲古典音乐、欧美流行音乐以及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世界音乐，可以作为3个典型的代表阶段。欧洲古典音乐以西欧为中心向整个欧洲扩散直至全世界，欧美流行音乐则从非洲黑人音乐中汲取发展动力，世界音乐则将选材范围扩展到全世界任何民族，从而形成了以任一民族独具审美内涵和特色风格的素材为核心，以融会各种创作技法和手段为语言，以追求可听性为目的的独特音乐类型。  因此，“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如表述为“越是能够深刻表达一个民族精神内涵的审美特色，同时具有审美通感语言形式的艺术作品，越是具有世界性的艺术作品”，可能更为严谨一些。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亟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1. 对民族民间音乐传统的发掘和保护。毋庸讳言，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经济生态正在受到严重威胁，传统文化也正面临严重的环境保护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在民间，同样存在于学术界和有关管理部门，如果我们不下大力气发掘和保护民族民间音乐，未来的损失将非常惨重。 2. 民族民间音乐传统的发掘和保护除了具有博物馆意义和文化遗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将成为新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可以寄托的发展基石。正如前面所述，假如中国音乐文化走向世界，它拥有的惟一强大资源是源远流长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遗产。可以使我们感到幸运的是，这笔遗产几乎还没有怎么被开发和利用。而让我们感到不太幸运的是，除了发掘和保护等问题，对于民族民间音乐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还未引起真正的重视，特别在作曲家中。现在很多作曲家太习惯于走马观花式的采风了。不深入到民族民间音乐文化遗产的深层结构，我们不过是用它们作为点缀而已。好在这些年来已经有一些音乐家特别是一批年轻的音乐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或说，他们为了走向世界而自觉地离开都市的喧嚣走向民间，并将采风感悟的结果融入自己的创作。这是令人欣慰的。只是这种做法目前仍不普遍。  3. 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首先要以创作为核心，无论模仿学习还是采风民间，最重要的是创作与时俱进的为当下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为世界其他民族人民乐于接受的，为世界音乐界乐于承认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高度艺术水准的作品。没有足以征服其他民族、为其他民族真正喜爱的，如我们喜爱的莫扎特和贝多芬那样的作品，走向世界仍然是一个梦想。 4. 中国音乐文化还要加快对外开放，加强对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现状的了解，加速对各种技法和技术手段的学习，包括现代音乐已经不可忽视的制作水平的提高。事实上，要想让世界早一点了解中国，我们还必须更全面地了解世界。 5. 中国音乐文化现在亟需面向当下，面向实践，面向社会的理论研究的音乐批评。没有理论的研究，实践的成果可能得不到升华和指导；没有实事求是的批评，实践可能长久地陷入误区。基础理论、纯技术理论的研究固然不可缺少，但对当下创作、大量的新兴音乐实践以及大众需求的漠不关心，显然是理论界和学术界包括媒体应当检讨的问题。  当然，这一切之外，我们还必须从战略发展的高度研究如何促进中国音乐文化的强势形成；研究世界范围内音乐文化流动的发展规律；研究现代社会中音乐文化传播的操作手段；建设一支适合中国当下需求的音乐文化操作队伍，等等。但，重要的是，我们首先需要调整好心态，以健康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观察、思考，并投身于实践。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摆脱误区、避免弯路，加速中国音乐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因为，“走向世界”的进程在今天并不仅仅意味着“走出国门”，同样意味着只有真正走向世界，我们才满足了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民对于音乐的心灵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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