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城镇江溯源三千年

宜侯夨簋

石小刚 摄

文/徐苏

镇江市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文字记录的历史超过3000年。1954年大港烟墩山遗址出土的宜侯夨簋，铭文记述了周康王（公元前1020-公元前996年在位）改封夨于宜地的经过。“宜”，是镇江在西周时候的古称，也是目前已知的镇江最古老地名。宜侯夨簋铭文，填补了早期吴国历史的空白，揭开了镇江三千年发展史的序幕。

吴文化先驱

镇江是历史上泰伯奔吴最先到达并停留的地区之一。先进的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的互融促使镇江成为吴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先吴文化与后来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吴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都是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宜侯夨簋出土前，镇江人谈到最早的古地名时，喜欢引用《春秋左传》中的“朱方”说。鲁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45年），齐国大夫庆封由鲁奔吴，吴王将朱方作为庆封封地。“句余予之朱方，（庆封）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旧。”朱方，是镇江城市发展的雏形。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时听风水先生说，朱方境内有王气，就派了3000人到这里，凿断京岘山，改称丹徒。丹徒县治设于丹徒故城（今镇江东郊，已大半坍塌于江中）。汉代丹徒设左、右尉，县城有城隍庙、东岳庙，是有万户以上人口的大县。

六朝京口竞风流

京口是镇江六朝时的称谓。《元和郡县志》说“京者，绝高丘也。京上郡城，城前浦口，即是京口”。京口亦有因境内京岘山得名的说法。

京口在东汉末、三国吴时，又称京城。《建康实录》中记录了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自吴（苏州）移治京口的事情，也有学者考证说是建安十四年（209年）。东吴移治京口，京口的地位空前提高。孙权移驻京口后，筑铁瓮城为治所。《舆地志》载，城周回630步，开南、西二门，内外皆固以砖甓。

南朝时，京口因重要地理位置和经济实力，成为一方要地。《宋书·文帝纪》说：“京口襟带江山，表里华甸，经涂四达，利尽淮海，城邑高明，土风淳壹，苞总形胜，实维名都。”这一时期，京口别称南徐。东晋时“侨居京口者甚众”，大规模的移民对镇江发展影响很大，东晋朝廷在京口侨置徐州，辖17郡63县，刘宋时置南徐州。当时南徐州有移民22万余人，比本地居民（20万）还多。一些知名的北方大族，如祖逖家族、刘氏家族、巨富刁逵家族等都侨居京口。南徐州聚集了一大批人才精英，王牌军北府兵也驻扎于此。

六朝时，京口是镇江文化史上最活跃、最辉煌，也最具开放性的阶段。“六代风流人物综萃于斯”，涌现出一批像《文选》《文心雕龙》《世说新语》那样的传世经典，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席位。南朝宋时的刘氏皇族集团和梁朝时的萧氏皇族集团，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其他朝代无可比拟的。

唐宋时江南都会

润州是镇江在隋唐时期的称谓。当时润州的政治地位非常高，陈朝灭亡后，六朝古都建康（金陵，即今南京）被纳入润州管辖，这也是唐代润州又称金陵的由来。

唐前期，江南中心城市只有三个，分别是润州、宣州（今安徽宣城）和越州（今浙江绍兴），润州是唐代两浙乃至诸道漕粮集结北运中心和各类物资北运集散地。商业相当发达，有专门商业市，货物的种类有布帛、绸缎、铜器、铁器、茶叶、盐、鱼等，各地给皇帝进贡的贡品也在此集结北运，号称“三吴之会”。

润州又是中国与海外诸国开展海上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门户，来润州从事海商贸易的外国商人很多。这里是日本遣唐使的主要通道。江南运河镇江段“一入冬月，津送使客”，“高丽入贡，使者所至”，对外交通频繁。

宋代镇江运河漕运的主导地位仍不可撼动，与扬州、杭州并为运河线上的三大商业中心。当时两浙的漕船皆取道大运河镇江段越江北上，官方漕运是北宋时镇江水运的活动主体，在漕运中具有超地域的重要地位。

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升润州为镇江府，这也是镇江行政建置得名之始。

南宋时，镇江是长江中上游及淮南各路漕粮贡赋的集纳港和分输港，承担都城杭州的供应和承担两淮军粮的发送，直接将两湖、江西的漕船在京口港过船驳运两淮。镇江是南宋时有名的粮食仓储转运中心，取代了北宋时真州、泗州的漕粮转般中心的地位。在镇江运河河口及城外运河沿线，有户部的大军仓、转般仓，还有都仓、丰储仓等重要设施，仓储能力达300万石左右。

官私商业繁荣是宋代镇江城市发展的显著标志。当时朝廷在镇江设置了不少与商贸税收有关的官署，有榷货务、江口税务、都商税务、都酒务、都仓厅、江口税官厅、转般仓监厅、大军仓官厅、织罗务、贡罗务等。

元明清工商业重镇

元代升镇江府为镇江路，这一时期的镇江相当富裕，税源充足，商业繁荣，专业市场发达。《元典章》专门提到了镇江路的税务，《至顺镇江志》提到镇江路的商税部门有“在城务，谏壁务，丁角务，丹阳县，吕城务，金坛县”六处。元代镇江还因基督教的传播而闻名于世，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就提到了镇江。《至顺镇江志》也留有不少相关资料。

明清时镇江的商贸和手工业相当发达。经镇江水陆转运的商品流通范围越来越大，遍及全国，并开通了远销日本、东南亚地区的贸易航线。运河上行驶着许多“南去挟吴丝，北来收果核”的漕船、商船。镇江与外埠的商品交流相当活跃，所运货物涉及南北货品，包括南方的各种粮食、丝麻织品、棉织品、茶叶、笔墨纸张、桐油、木材、各色水果等，北方的红枣、蜜枣、柿饼、胡桃、芝麻、麻油等。镇江城内形成了众多街市，城外的鲇鱼套是江南重要的木材集散中心。

明清时镇江的丝绸业引人注目。这里是北棉南运、南布北运的中转集散地，每年“苏松地区的棉布的运销量可达4000万匹，其中，通过镇江港转输的估计在1000万匹左右。”镇江丝绸业发展快速。“京江绸”在百年前成为当地特产，主要有线绉、缣丝、官纱、塔夫绸4个品种。畅销全国各地，海外也有市场，年销量达26—27万匹，约合白银450万两。

镇江是早期通商口岸之一。清咸丰八年（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镇江成为长江下游第一个通商口岸，开埠时间比汉口、九江和南京还早。镇江开埠后，设有英、美领事馆和英国租界，招徕英商开设贸易洋行（公司），随后美、德、法、日等国商人也竞相来镇设行，达20多家。镇江成为外商在长江下游的商贸中心和进口洋货的主要中转地。

这一时期，镇江的江广业（南北货和糖业）、江绸业、木材业、绸布业、钱庄业也很发达，有“五大业”之称。

民国江苏省会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废镇江府，丹徒县直属江苏省。1928年7月17日，民国江苏省政府委员会第九十次会议决定“镇江为省会”。同年，改丹徒县为镇江县。1929年2月，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正式迁至镇江，镇江一度成为江苏省会和全省政治中心。

江苏省政府迁镇后，市政建设、交通设施有所发展，促进了镇江商业特别是饮服娱乐等行业的发展，《江苏省会辑要》里有一段精彩描述，谈到镇江成为省会后的变化。“省府迁镇后，机关林立，人口激增，已成过去之商埠，一跃而为政治之中心，使能于导淮大政之余，财力稍苏，充分建设，完成港埠计划，未来之镇江，实未可量也。”

只可惜这一良好的发展态势因日军入侵戛然而止，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镇江，经济蒙受重大损失，交通设施被严重破坏，繁华商业区大部分毁于一旦，城市满目疮痍，人民生活艰难。抗战胜利后，镇江经济有所恢复，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忙于内战，采取大量发行货币应付庞大军费开支的办法，导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濒临崩溃，城市发展畸形，群众生活困苦，直至1949年4月23日镇江解放，迎来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