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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荭 | 重现的普鲁斯特

 芸斋窗下 2020-08-05

Marcel Proust

中国在追赶光阴的脚步,可以说,普鲁斯特在中国的接受渐入佳境,不论是翻译、研究还是再创作。《追忆》百年的历程见证了一个文学神话的诞生和延续,普鲁斯特掀起了一场“逆向哥白尼式”的革命,他暴露了自己的灵魂,而我们,在阅读的某一个瞬间被他灵魂附体。


重现的普鲁斯特

文 | 黄荭

上个世纪初,加斯东·伽利玛和马塞尔·普鲁斯特在巴黎街头偶遇,前者立刻被后者“极其温柔的目光和无动于衷、漫不经心的神情所打动”,两人一见如故,当时马塞尔尚未在文坛出道,而加斯东已是鼎鼎有名的文学杂志社nrf(《新法兰西评论》,伽利玛出版社的前身)的掌门人。1913年秋,文艺男普鲁斯特找了几回伽利玛,希望把《追忆似水年华》(也译《寻找失去的时间》、《追寻逝去的时光》等)交由他出版,但纪德和nrf编辑部的审稿人很快就被两叠五百五十页厚的稿子和公爵夫人家没完没了的饭局弄得不胜其烦,于是斩钉截铁地把稿子拒了。普鲁斯特辗转了几家出版社后找到了格拉塞,后者看都没看书稿就爽快签约,因为普鲁斯特说自己埋单。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于当年11月14日出版,反响热烈,纪德重读之后追悔莫及,主动写信给普鲁斯特道歉:“拒绝这本书将是nrf所犯的最大错误,也是我这一生做过最后悔、最内疚的事。”只有伽利玛可以打友情牌来挽回败局,普鲁斯特领他的情,格拉塞也买他的账。1918年《追忆》第二卷《在少女花影下》由伽利玛出版,虽然当时75岁高龄的阿纳托尔·法朗士哀叹:“生命太短暂,而普鲁斯特太长……”这本晦涩的大部头还是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1919年获奖,裹上印着“龚古尔奖”字样的“腰带”走进了普通读者的视野。这是nrf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用腰封。

《追忆》花去了普鲁斯特人生最后的13年(1909—1922),这部未竟巨著的出版历时14年(1913—1927),它在中国的译介更是一场漫长的时间之旅。从作家之名的引入到全译本的推出,从围绕书名的讨论延伸到普鲁斯特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时光荏苒,在个人主义大行其道的消费社会,重现的普鲁斯特带着病态的苍白面容,像一朵卡特里兰花一样缱绻暧昧,引人发梦。

普鲁斯特在中国的译介最早可以追溯到1923年在《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二号上刊登的一篇小文:“新死的两个法国小说家”,小文的作者是沈雁冰。

去年十月与十一月间,法国失去了两个大文豪,一是陆蒂(Pierre Loti),一是普洛孚司忒(Marcel Proust)。

……

普洛孚司忒于1862年生于巴黎,他曾为烟草制造家;1892年《妇女通信》出版,始显名。1909年被举为法兰西学会会员。

他和波尔吉(Bourget)作风相同,而观察之深入,描写之精致,则胜于波尔吉。他也是属于所谓“心里的自然主义”一派;他想把心理派的心理分析的描写法和自然派的客观描写法并和为一,而使之调和。他的最好的作品是那些研究“妇人心理”的长篇。1889年出版的《茹佛姑娘》和1894年出版的《半贞女》都极有名。

……

欧战以后,他的著作更受人欢迎,前昨两年法国最广销的小说就是他的Du côté de chez Swann,及连续者。这是一部半自传体的巨著——现代文坛上希有的大企图,——1913年第一卷Du côté de chezSwann出版后,1918年又出续卷A l’ombre desjeunes filles en fleurs(此卷即得1919年之大奖者),直到去年11月18日死,又接着出了四卷,然而全部还没有完。

去年十月与十一月间,法国失去了两个大文豪,一是陆蒂(Pierre Loti),一是普洛孚司忒(Marcel Proust)。

……

普洛孚司忒于1862年生于巴黎,他曾为烟草制造家;1892年《妇女通信》出版,始显名。1909年被举为法兰西学会会员。

他和波尔吉(Bourget)作风相同,而观察之深入,描写之精致,则胜于波尔吉。他也是属于所谓“心里的自然主义”一派;他想把心理派的心理分析的描写法和自然派的客观描写法并和为一,而使之调和。他的最好的作品是那些研究“妇人心理”的长篇。1889年出版的《茹佛姑娘》和1894年出版的《半贞女》都极有名。

……

欧战以后,他的著作更受人欢迎,前昨两年法国最广销的小说就是他的Du côté de chez Swann,及连续者。这是一部半自传体的巨著——现代文坛上希有的大企图,——1913年第一卷Du côté de chezSwann出版后,1918年又出续卷A l’ombre desjeunes filles en fleurs(此卷即得1919年之大奖者),直到去年11月18日死,又接着出了四卷,然而全部还没有完。

关于普鲁斯特前后不搭调的介绍让人看得一头雾水,究其因其实简单,两位马塞尔被张冠李戴了,前半段介绍的是马塞尔·普雷沃(Marcel Prévost,1862—1941)的生平,“欧战以后”才拨乱反正切回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正题。在小文的最后,年轻的茅盾为普鲁斯特英年早逝深感痛惜:“陆蒂和普洛孚司忒的死,法国文坛上失去了两个重要的人物。陆蒂的创造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他对于文学界的贡献已多,倒还不甚可惜;若普洛孚司忒则正在创作的时代,忽然去世,真是世界文学界重大的损失了!”

这段半页纸的简略介绍并没有撩拨起中国读者对普鲁斯特的兴趣。1932年《现代》杂志第一卷第四、五、六期上都曾提到普鲁斯特,只寥寥数笔带过。在第四期上戴望舒翻译了倍尔拿·法意(Bernard Fail)的《世界大战以后的法国文学——从凯旋门到达达(1918—1923)》,法意把《追忆》第二卷《在少女花影下》和纪德、瓦莱里的作品并举,认为他们创作的共通点就是“不入调的音调一样奇异地”爆发。在第五期上施蛰存翻译了赫克斯莱(Aldous Huxley)的《新的浪漫主义》,英国评论家同情被“巴黎的真正进步的年轻人”猛烈抨击的普鲁斯特。因为普鲁斯特的作品完全不符合这些所谓的进步青年的审美和理想:“他们嘲笑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他们蔑视理智和秩序,而且很不合论理地,他们虽然继续着著作和绘画,但他们却认一切艺术为浪漫时间的事情。在他们的眼中,他们的理想生活是一种充满了运动,喧豗,机械,和社会性的动乱的生活。”说实话,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普鲁斯特也不符合中国读者的审美诉求。在第六期周起应(周扬)一篇名为“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读‘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的文章中,作为资产阶级文学的代表,普鲁斯特成了洋靶子:“至于资产阶级的文学呢,它是已经没有未来了;它所有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它自身的过去的历史。它再也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了。它顶多只能产生出分析一个妇人的微笑竟费了六页篇幅的那样的资产阶级文学的‘手淫大家’马塞尔·普鲁斯德(Marcel Proust)!所以,如果不断然地和资产阶级诀别,把自己和革命联系在一起,而只‘死抱住文学’,‘斤斤于艺术的价值’,甚至还想‘一举成名天下知’,那你不但创造不出好的文学,而且简直是使文学堕落!”

1933年7月10日和17日,在《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连续刊载了曾觉之(1901—1982)为纪念普鲁斯特辞世十周年写的两万字长文《普鲁斯特评卷》,分绪论、普鲁斯特之生活、普鲁斯特之著作、结论四部分,还配了六帧作家不同时期的写真照(“儿童时代之普鲁斯特”、“漂亮交际家普鲁斯特”、“恋爱中之普鲁斯特”、“壮岁徘徊之普鲁斯特”、“中年厌倦游乐之普鲁斯特”、“老去幽居恍如隔世之普鲁斯特”)和两帧小说手稿照。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系统介绍、分析、评论这位对于法国读者而言都嫌生活过于迤逦细致、行文过于晦涩冗长的作家。在曾觉之看来,这部“一个神经质、一个感觉很是敏感的小孩的长成史”所呈现出来的“新鲜感”既是内容的,也是形式的,甚至是精神层面的。“普鲁斯特在他的作品中,想以精微的分析力显示真正的人心,想以巧妙的艺术方法与科学合一;我们不敢说他是完全成功,但他的这种努力,他使这种努力所得的结果,我们可以说,后来的人是不能遗忘的。他实在有一种心理学,一种从前的文学没有的心理学;他将动的观念,将相对的观念,应用在人心的知识上,他发现一个内是崭新而为从前所不认识的人。这是近代的人,近代动的文明社会中的人。”触摸到心灵幽微隐秘的深处,将私底下的自我连同岁月经年的沉淀都铺陈开来,普鲁斯特寻找的是湮灭在时间长河里等待被再次激活、再次唤醒的生命体验。“我思故我在”在普鲁斯特这里成了“我回忆故我在”。曾觉之说普鲁斯特“开辟出许多法门方便后人可以再进”,也的确,一百年来,《追忆》中泛滥的内心独白和意识流就是身处物质文明被无限放大的消费社会中现代人用来安抚“存在焦虑感”最常见且行之有效的创作手法。或许是受了曾觉之这篇评传的影响,1934年2月22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刊登了卞之琳译的《追忆》第一卷开篇的几段文字,题为“睡眠与记忆”,译文随后收入1936年卞之琳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窗集》。

此后虽然偶尔有零星的介绍和译文,但普鲁斯特似乎被尘封在某个记忆的盲点。新中国对待外国文学的态度完全迎合了特定时代语境下的文化政策: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纲领,以延安文学为导向,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大革文化命,“兴无灭资”的工农兵文化一统天下,用柳鸣九的话说是“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一片焦土,寸草不生,只存在‘一曲国际歌,八个样板戏’的大统一、绝对纯的始皇式的局面”。

文学的复苏和改革开放步调一致,新的政治空气让中西方关系再度逆转,西方一改被妖魔化的阶级敌人的形象,再次以输出新文化的启蒙者的姿态步入中国。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再次掀起大规模译介热潮,从古到今各种思潮和流派纷至沓来。“现代派”更是让中国文坛两眼放光,贴着“现代派”和“意识流”代表作家显著标签的普鲁斯特再度浮出水面:1981年,桂裕芳译的《小马德兰点心》和《斯万的爱情》出现在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卷二的开篇;1982年,《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里出现了袁树仁编撰的词条“马塞尔·普鲁斯特”,《外国文学报道》第二期和第五期上分别刊登了徐和瑾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和冯汉津的《法国意识流作家普鲁斯特及其<追忆往昔>》;1985年《世界文学》第四期刊登了廖星桥译的《西尔瓦尼子爵之死》和华青译的《梦(外四篇)》;1986年《外国文学欣赏》第三期、第四期和1987年第二期上连载了刘自强译的《追忆流水年华》选段约两万字;1986年《外国文艺》第四期上刊登了郑克鲁译的普鲁斯特早期文集《欢乐和时日》中的两个短篇——《维奥朗特,或迷恋社交生活》和《少女的忏悔》;1988年,《国外文学》第二期刊登了王泰来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普鲁斯特》,《世界文学》第二期刊登了徐知免译的《追忆逝水年华》选章《孔布莱》……

也就在八十年代中期,法国掀起了出版普鲁斯特新热潮,1987年伽利玛出版社推出让-伊夫·塔蒂埃(Jean-Yves Tadié)主持的七星文库版《追忆》,同年弗拉马里翁出版了让·米伊(Jean Milly)的校勘版。国内译林出版社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正是出于对普鲁斯特重大文学成就的崇敬,并且为了进一步发展中法文化交流,尽快填补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出版领域中一个巨大的空白,我们决定组织翻译出版《追忆似水年华》这部巨著”。在译林首任社长李景端和编辑韩沪麟的大力推动下,一支由15名国内法语译界精英组成的队伍拉起来了。“为了尽可能保持全书译文风格和体例的统一”,出版社在开译前“制定了‘校译工作的几点要求’,印发了各卷的内容提要,人名地名译名表及各卷的注释;开译后又多次组织译者经验交流,相互传阅和点评部分译文。这些措施,对提高译文质量显然是有益的”。1989年6月,李恒基、徐继曾译的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出版,收录了施康强译的安德烈·莫洛亚的序,罗大冈的代序《试论<追忆似水年华>》和徐继曾编译的《普鲁斯特年谱》。1990年6月译林社又推出桂裕芳和袁树仁译的第二卷《在少女们身旁》、潘丽珍和许渊冲译的第三卷《盖尔芒特家那边》,同年11月推出许钧和杨松河译的第四卷《索多姆和戈摩尔》,1991年7月出版刘方、陆秉慧译的第六卷《女逃亡者》,1991年10月出版周克希、张小鲁、张寅德译的第五卷《女囚》和徐和瑾、周国强译的第七卷《重现的时光》。全译本一出就全票通过荣膺当年11月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首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之后一版再版,台湾买了繁体版权,网路上很快也兴起了免费电子版。

在全译本的推动下,普鲁斯特的译介和研究呈现一派新气象。各种出版物都少不了普鲁斯特的身影,研究的路径也多种多样:语言学、符号学、文体学、心理分析、社会学、女性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构建大教堂般的作品的过程中,普鲁斯特成功地把《追忆》变成了一个文学记忆的空间。1987年漓江出版社推出袁树仁译的安德烈·莫洛亚的《从普鲁斯特到萨特》,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许崇山、钟燕萍译的克洛德·莫里亚克的《普鲁斯特》,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王文融译的热奈特的《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199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桂裕芳和王森译的让-伊夫·塔迪埃的《普鲁斯特和小说》、王道乾译的《驳圣伯夫》,1993年海天出版社推出张小鲁译的《普鲁斯特随笔集》,1999年山东文艺出版社推出沈志明编的《普鲁斯特》精选集,同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了李睿等译的《普鲁斯特论》,收录了纪德的《重读<欢乐与时日>》、贝克特的《普鲁斯特论》、让-弗·雷维尔的《普鲁斯特与生活》、帕塔波娃的《普鲁斯特的文体特色》等西方作家和评论家对普鲁斯特的解读。此外,两部中国学者的研究专著也颇值得关注,一本是1992年张寅德在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和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的《意识流小说的先驱——普鲁斯特及其小说》,另一本是1999年涂卫群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普鲁斯特评传》。

2000年以来,普鲁斯特译介最受关注的就是周克希和徐和瑾的《追忆》新译本,两人凭一己之力,努力为中国读者还原一个更忠实原著、风格更统一的译文。周克希已在译文出了两卷,徐和瑾在译林出了三卷。此外,200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余斌译的德波顿的《普鲁斯特如何改变你的人生》;200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郭晓蕾译的热内·培德的《普鲁斯特之夏》,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姜宇辉译的德勒兹的《普鲁斯特与符号》;2011年重庆大学出版社推出蒋一民译的皮埃尔-甘的《普鲁斯特传》;2012年江苏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李欣译的安娜·博凯尔和艾蒂安·克恩的《法国文人相轻史——从夏多布里昂到普鲁斯特》,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王惟芬、杨仕音译的玛丽安娜·沃尔夫的《普鲁斯特与乌贼:阅读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另又有两部“中国制造”的学术论著出炉:钟丽茜的《诗性回忆与现代生存——普鲁斯特小说的审美意义研究》(2010,光明日报出版社)和涂卫群的《从普鲁斯特出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毋庸置疑,很多先锋派作家如王蒙、格非、马原、王小波、莫言、余华、孙甘露都曾有过饕餮外国文学经典的学习阶段。普鲁斯特对他们的影响往往是和其他现代派的作家如乔伊斯、伍尔夫、卡夫卡、博尔赫斯、福克纳等糅合在一起的,但如果我们用心分辨,还是可以从很多个文本中找出《追忆》的基因。在王小波的小说集《黄金时代》中,有一篇就叫《似水流年》,他解释说:“普鲁斯特写了一本书,谈到自己身上发生过的事。这些事看起来就如一个人中了邪躺在河底,眼看潺潺流水,粼粼流光,落叶,浮木,空玻璃瓶,一样一样从身上流过去。这个书名怎么译,翻译家大费周章。最近的译法是追忆似水年华。听上去普鲁斯特写书时已经死了多时,又诈了尸。而且这也不好念。照我看普鲁斯持的书,译作似水流年就对了。这是个好名字。现在这名字没主,我先要了,将来普鲁斯特来要,我再还给他,我尊敬死掉的老前辈。”而莫言感兴趣的是《小说的气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让我们把记忆中的所有的气味调动起来,然后循着气味去寻找我们过去的生活,去寻找我们的爱情、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欢乐、我们的寂寞、我们的少年、我们的母亲……我们的一切,就像普鲁斯特借助了一块玛德莱娜小甜饼回到了过去。”周国平亦有同样的体验,感官让记忆之门洞开,于是昔日重现:“逝去的年华,我们最珍贵的童年和青春岁月,我们必定以某种方式把它们保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了。我们遗忘了藏宝的地点,但必定有这么一个地方,否则我们不会这样苦苦地追寻。或者说,有一间心灵的密室,其中藏着我们过去的全部珍宝,只是我们竭尽全力也回想不起开锁的密码了。然而,可能会有一次纯属偶然,我们漫不经心地碰对了这密码,于是密室开启,我们重新置身于从前的岁月。当普鲁斯特的主人公口含一块泡过茶水的玛德莱娜小点心,突然感觉到一种奇特的快感和震颤的时候,便是碰对了密码。一种当下的感觉,也许是一种滋味,一阵气息,一个旋律,石板上的一片阳光,与早已遗忘的那个感觉巧合,因而混合进了和这感觉联结在一起的昔日的心境,于是昔日的生活情景便从这心境中涌现出来。”赵丽宏揭示出普鲁斯特写作的核心:“时间。记忆。普鲁斯特小说中的两个主题是发人深省的。时间在毁灭一切,而回忆可以拯救已经消失的往昔。其实人世间任何一刻只要发生过的就不会消失,只要你记得它,只要你愿意回忆它,只要你珍惜它。如果你是一个珍惜光阴、热爱生命、喜爱艺术的人,那么你曾经经历过的生活——那些美妙的、哀伤的、刻骨铭心的瞬间,就可能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当一个特定的情景在你的周围发生时,它们就会不期而至,把你重新找回到已经消逝的时光中,激情的生命过程重现了,重演了。这是一种奇妙的境界。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可以达到这种境界,普鲁斯特用他的小说为我们作了示范。”

1991年9月17日,余华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力作《在细雨中呼喊》,“小说描述了一位江南少年的成长经历与心灵历程。作品的结构来自于对时间的感受,确切地说是对记忆中的时间的感受,叙事者天马行空地在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三个时间维度里自由穿行,将记忆的碎片穿插、结集、拼嵌完整”。这段作品简介让我们立刻联想到《追忆》,余华是否把普鲁斯特当榜样来打磨自己的作品?在1998年意大利版和2003年韩文版的前言里余华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在《契诃夫的等待》中,余华对常年受哮喘病折磨却感觉异常敏锐的普鲁斯特钦佩不已:“作家有一次下榻在旅途的客栈里,他躺在床上,看着涂成海洋颜色的墙壁,然后他感到空气里带有盐味。普鲁斯特在远离海洋的时候,依然真实地感受着海洋的气息,欣赏它和享受它。这确实是生活的乐趣,同时也是文学的乐趣。”在他看来,“马塞尔·普鲁斯特在其绵延不绝的《追忆逝水年华》里,让等待变成了品味自己生命时的自我诉说”。

不过从生活和作品的契合度来看,中国模仿普鲁斯特模仿得最到家的当属孙甘露。在他的散文集《比缓慢更缓慢》中,有一篇极富隐喻意味的文章《一堵墙向另一堵墙说什么?》作者承认:“我一直想写一部书,来结束对过去岁月的回忆。但是,这一事情本身就是一次最严格、最丰富的回忆。我不愿做的正是我必须做的事情。这有点像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布满了循环描写和反复思想,它费力但是准确地指向我的意识深处。那时候,我,是一个普鲁斯特的模仿者——不是模仿他的哮喘和艺术,而是像他那样半躺着写作。我出没于内心的丛林和纯粹个人的经验世界,以艺术家的作品作为我的食粮,滋养我的怀疑和偏见。我试着接近我心目中的艺术真理,而不是像今天这样为竭力想直接说出它的名字的幻觉所控制。我以为我在思考生活,但是我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我的思考而被深刻地体会到。”用毛尖在《孙甘露问卷》里调侃的话说:“如果普鲁斯特身体健康,他就是《忆秦娥》和《呼吸》的作者,当然,我这个想法首先来自孙甘露小说本身。‘在那里,一枚针用净水缝着时间……’这是《信使之函》的开头,虽然是一句引诗,却也交代了年轻的孙甘露开始写作时准备的地点和材料,而即便是只知道《追寻逝去的时光》的书名和分卷名的人,也看得出来,‘那里’、‘时间’、‘水’构成了普鲁斯特的核心概念。当然,这并非孙甘露的一次文学致敬,它更像是普鲁斯特转世投胎,自然,这回,马塞尔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意识到了英俊的重要。所以,虽然我们明确知道孙甘露的小说绝对不是他的自传,但是从他的语言和风格中浮现出来的作者,真是令人难以抗拒。从《仿佛》到《呼吸》,尽管写作时间隔了八年十年,但孙甘露一直没有老去,天荒地老般地青春不朽,而这种不朽,在我看来,也构成了《追寻》的永恒魅力,到最后一卷,马塞尔的心灵还是蝴蝶一样天真完美。”

似水流年。中国在追赶光阴的脚步,可以说,普鲁斯特在中国的接受渐入佳境,不论是翻译、研究还是再创作。《追忆》百年的历程见证了一个文学神话的诞生和延续,普鲁斯特掀起了一场“逆向哥白尼式”的革命,他暴露了自己的灵魂,而我们,在阅读的某一个瞬间被他灵魂附体。

- 本书简介 -

《一种文学生活》

黄荭 著

《一种文学生活》是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黄荭关于文学与生活的一部随笔集,或者说是一部有关文学生活的随笔集。书中所及,既有她的翻译对象,也有她的研究与教学对象,比如普鲁斯特、杜拉斯、圣艾克絮佩里、菲利普·弗雷斯特等法国作家及其作品。在书里的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黄荭是以怎样的方式走进这些作家作品所营构的空间之中的,她与这些作品的相遇与撕缠,她的柔和、清练的笔调,又为我们勾染出一位法语文学教授与翻译家的怎样一种日常的文学生活,我们可以到南京万象书坊的交流现场,来获得一些切身感受,而现场的声音与动态,又可以极大丰富我们对这本精雅的随笔集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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