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难，做大事更难，做成大事难上加难。只要有了“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的勇气，有“成功必定有我”的担当，人生与事业自然会有另一番色彩
楼湖依旧仰斯人
易石秋
我敬重滕子京（字宗谅），因为说起岳阳与岳阳楼，他始终都是一个无法绕过的人物。
在巴陵为官三年，滕子京做了五件大事：改建岳州学宫，请尹洙写《岳州学宫记》，兴一方文脉；重修岳阳楼，并请范仲淹撰写《岳阳楼记》，把忧乐精神升华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精神；拟建岳阳楼前的偃虹堤，让“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修筑堤头渡桥(即后之万年桥、今之三眼桥)；编辑《岳阳楼诗集》，保存岳阳楼的历史文化。除偃虹堤因滕子京调走而未能竣工、《岳阳楼诗集》已为后人散佚外，其余至今泽被岳阳，令人受益匪浅。
要说此等大事，人生有一就足以名垂千古，而滕子京一口气做了这么多，而且还是谪居之人，风烛残年之身，带着身心双重十字架呢？
可偏偏有人喜欢吹毛求疵，以查历史、算旧账、唱反调为乐，硬要将它说成政绩工程，甚至说成是为了中饱私囊而作秀。他们的观点来源嘛，无非是对司马光《涑水记闻》中有关记录的生吞活剥，再不就是对《宋史·滕宗谅传》的断章取义。且不说司马光政治态度一贯保守，叙述时免不了夹杂着个人的情感因素，就是单凭一家之言的一部语录体笔记，也只能作为历史的参考资料，更何况正史之中关于滕宗谅的描写很值得参详与深思。
《宋史·滕宗谅传》中一共写了4件事，大都是正面肯定。一是宫禁失火，朝廷要严加追究，滕宗谅上疏反对严刑审问，认为是管理不善“政失其本”所致。二是任湖州知州时，元昊叛乱， 葛怀敏大军平叛失败，“诸郡震恐”，滕宗谅看到城中兵少，就集中几千农民穿军装上城，并招募勇士去前沿侦察，“大设牛酒迎犒士卒”，对牺牲的将士在佛寺之中祭奠，丰厚地抚恤他们的妻子儿女，使边民安定。三是当朝廷准备提拔滕宗谅为天章阁代制、庆州经略安抚招讨使时，他向朝廷上疏，既然已经任命范仲淹、韩琦为四路马步军都总管、经略安抚招讨使，下边不宜再重复设此职，得到朝廷认可。第四就是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所说的滕宗谅在做泾州知州时“费公钱”、烧账本问题，不过原因讲得很清楚，说其中较大的开支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依照旧例犒赏居住在境内的诸部酋长，以示安抚；二是馈赠游士故人，以示友情；至于烧毁账本，乃是怕牵连那些曾经受过好处的人，干脆自己一力承担。
由此看来，正史里滕子京是一个特别善于见机行事敢做敢当的人，只是行事有些任性，不肯循规蹈矩。他修岳阳楼的方法更绝，还是来看司马光《涑水记闻》的有关记载：“滕宗谅知岳阳，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钱（公款），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自掌之，不设住典案籍。楼成，极雄壮，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他的筹钱方法与行事胆大，简直让人瞠目结舌。不过所谓“自入者亦不鲜焉”应该多少带有猜疑性质，不然老百姓不会那么好糊弄不说，正史更不会对他作出“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及卒，无余财”的评价。亲到岳州见过滕子京家境的欧阳修好友刘原父在《次韵滕岳州谢汪南郡酒》中说“谁信专城千骑居，空斋图籍两三橱”，意思是谁能相信统帅千军万马的滕太守家境如此清贫，房中仅仅两三柜子书籍而已。而滕子京死后，范仲淹在《祭滕子京文》中承诺对滕子京的小儿子“我今抚之，必教有称”，如果滕子京家财巨万，也不用范仲淹去代为抚养了。特别是近年在滕子京的家乡修建国道时，发掘了他与他家人的墓葬，四座墓葬除墓志铭外，仅有陪葬品砚台一方、口衔玉兔两只、瓷魂坛两只，其简朴与清贫程度简直令人惊叹。
那么滕子京为什么热衷于大修楼台，并且“所莅州喜建学”呢？在泰州造文会堂，在泾州修建楼堂，在湖州大兴学校，在岳州修楼、修学堂，真是走到哪里，修到哪里，难道他不知道这样做很可能费力不讨好吗？他在给范仲淹的信中坦陈：“天下郡国，非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而他的好友大散文家尹洙在《岳州学宫记》也说：“滕公凡为郡必兴学，见诸生，以为政先……郡人由是知孝悌礼义皆本于学也。”也就是说他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一切都是以发展与教化为本，范仲淹说他“非常之才，所处州郡皆励精图治”，欧阳修说他“去宿弊，出入便人，与无穷之长利”，比他同期稍后的名吏兼大学者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说他“庆历中，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结合正史之中的有关事迹记载，这些评述应该不是虚言。
做事难，做大事更难，做成大事难上加难。只要有了“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的勇气，有“成功必定有我”的担当，人生与事业自然会有另一番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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