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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历史的女人——第1402期） 楚国的历史几乎与周朝一样长。电视纪录片《楚国八百年》讲，楚国自立国到公元前223年灭国，历经四十几代君王，楚人一直在为重回中原，称霸乃至一统中原的目标努力。楚武王熊通年逾七十征讨随国，战死沙场。“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将武力与礼仪合二为一，一鸣惊人，使楚国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国，成长为问鼎中原的强国。楚灵王空有野心却被物欲蒙蔽，大肆建造章华台，便有了“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这一典故。楚怀王偏信张仪、令尹子兰，背信盟国齐国，疏远屈原，终致国力衰微。承载了八百年历史的楚国，在战火中沉埋于地下；可是即使衰败如此，即使灭亡难救，楚国依然是战国七雄中最让虎狼之秦所忌惮的国家，而古老的楚文化，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淬炼出惊人的生命力，影响着后世。 在新的春秋战国时代相当于当年楚国的中国首先要做的自然是吸取楚国败亡的教训。这第一，就是一定要把改革进行到底，绝不可半途而废，前功尽弃。同时坚持开放，决不能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 邓小平说过，改革是第二次革命。这话虽然是相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言，虽然是针对斯大林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而言，但从更长远的历史尺度来讲，改革开放的第二次革命也可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和发展。也就是说，第二次革命一方面要对第一次革命建立的已经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体制进行改革，一方面要完成第一次革命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 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在经济上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这就是建立了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和市场经济，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和发展。然而，在文化和政治领域，改革却进展不顺，阻力重重。这里不仅存在着体制性的腐败问题，而且存在着被称作“四座大山”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问题，还有道德的滑坡、沦丧乃至于崩溃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改革就会半途而废，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将改革进行到底。否则就难免重蹈当年楚国的覆辙。 从根本上讲，作为第二次革命的改革不仅要改革不合理的传统体制，还要完成第一次革命尚未完成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变传统中国为现代社会。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以后的路还很长。其实，中国社会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不是近代以来才有的，而是长期的历史积累形成的，因此，对于第二次革命，我们不仅要有现实的理解，而且要有历史的理解。所谓历史的理解就是，第二次革命实质是继春秋战国那次社会大变革后中国的又一次社会大变革。这次社会大变革一般的说法从1840年就开始了，其目的就是变传统中国为现代社会，旧民主主义革命如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亦然，作为改革开放的第二次革命也是这样。因此，只要现代化没有实现，改革就不能止步，第二次革命就不会结束。今天，现代化不只是工业化，还有信息化。为此，改革的任务更重，第二次革命的路也更长，来不得任何的骄傲和懈怠。 第二，就是一定要尊重知识和人才，反对任人唯亲，坚持唯才是举。不仅要千方百计留住人才，防止人才外流，楚材晋用，而且要像秦国那样吸引世界各国的人才建设现代中国。 在此，重读一下古人有关尊重人才，唯才是举的论述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就是秦孝公的求贤令： 昔我缪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大秦帝国之裂变》版的孝公求贤令实际是对原文的意译： 秦公嬴渠梁告天下之士：秦，自穆公称霸，国势有成，大业有望。然，其后诸君不贤，厉公、躁公、简公、出子，四世政昏，内乱频出，外患交迫，河西尽失，函关易手，秦始由大国而僻处一隅。其后，献公即位欲图振兴，连年苦战，饮恨身亡。当此之时，国弱民穷，列国卑秦，不与会盟。且欲分秦灭秦而后快，国耻族恨，莫大于此。本公即位，常思国耻，悲痛於心。今，嬴渠梁明告天下：但有能出长策、奇计，而使秦国恢复穆公霸业者，居高官，领国政，与本公共治秦国，共享秦国。 正如有人所说：事实上，秦国之所以能够由弱转强，乃至一统天下，其转折点便是商鞅变法。而成就商鞅变法的，则是秦孝公。秦孝公以一篇《求贤令》，深深打动了具有经天纬地之才的卫鞅。之后，卫鞅才在秦国推行了战国历史上最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可以说，这篇《求贤令》开启了秦国的转机之路，是秦国乃至整个战国时期最具有影响力的第一雄文。 第一，“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赳赳老秦，复我河山。血不流干，死不休战！西有大秦，如日方升，百年国恨，沧桑难平！天下纷扰，何得康宁！秦有锐士，谁与争锋！”此种思想情感，在孝公的《求贤令》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第二，该《求贤令》彰显了秦国雄主秦孝公的雄心壮志和家国担当，体现了当时老秦人穷则思变、不甘沉沦的精神世界。 第三，该《求贤令》宣告了秦国用人“不唯秦人”的政治路线，奠定了秦国追求开放和变革以及进取、图强的国策，成为秦国霸业的崭新起点。 历史已经证明：这篇《求贤令》堪称战国第一雄文，秦孝公也堪称战国一代雄主，秦国更是堪称战国第一雄国！ 第二篇该读的是汉武帝刘彻的求茂才异等诏：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茂才即秀才，指优秀的人才。西汉称秀才，东汉避汉光武帝刘秀之讳改称茂才，又常称作“茂才异等”。异等，即才能出类拔萃的人；奔踶即奔驰踢人，意谓不驯服。泛驾，是把车子弄翻，指不受驾驭；跅弛，放纵不羁之意；绝国，是极为辽远的邦国。 诏书的意思是：要建立不同一般的事业，必须依靠特殊的人才。有的马奔跑踢人，却能行千里；有的人受到世俗讥讽，却能建立功名。这些不受驾驭的马和放纵不羁的人，也在于如何驾驭他们罢了。我命令：各州各郡要发现官吏和百姓中那些有优秀才能，超群出众，可担任将相及出使远方的人才。 这篇文章是汉武帝为建功立业发出的征求贤才的号召书。文章强调了建设国家与发掘人才的密切关系，提出了大行不避细节的选拔原则。诏书文字精炼，表现了大汉恢宏的风范和招揽贤良之急切，其爱才的胸襟令人景仰。此外，对人才也不求全责备，只要是千里马，偶尔踢人也无妨。这都是符合“人才学”原理的。 当代之人应学习汉武帝恢宏的风范、爱才的胸襟，为了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建设，不拘一格选人才，只要是“千里马”，就不要求全责备。这样才会使人才脱颖而出，并有用武之地，为社会献计、献策和出力。 最后应读的是曹操的求贤令。曹操曾三下“求贤令”，使得他身边猛将如云、谋臣似雨。 赤壁败后，曹操颁布了第一道求贤令：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文中的“孟公绰”二语见《论语·宪问》，是孔子的话。孟公绰：鲁国人，性寡欲，廉洁有德。赵、魏：晋国赵氏与魏氏两家，世为晋卿，封邑比小国还大得多，后与韩三家分晋。老：家老，家臣，私家奴仆的头头。优：有余。滕、薛：两个小诸侯国，均在今山东境内。这句是说，孟公绰寡欲廉洁而缺乏才能，作为大贵族家臣头头是好的，作为小国的官员是不行的。 齐桓：齐桓公，姓姜，名小白，任用管仲，使齐国强大，成为五霸之首。但管仲并不廉洁，早年和鲍叔做买卖，他多取利金；后为齐相，生活奢侈。这句说齐桓公如果一定要用廉士，则不能用管仲，也就不能称霸于世了。 被褐：穿着粗麻的黑色短衣。被褐怀玉比喻怀才不遇，流于困顿，语见《老子》。这句指殷商末年钓于渭水岸边的姜子牙，他被周文王访到，尊为国师，治理国家，使国家兴盛起来，最后佐周武王灭了商朝。 盗嫂受金：指陈平。汉高祖的谋臣陈平曾经和嫂子私通，又曾接受贿赂。魏无知了解他是个人才，就推荐给刘邦。刘邦问他有无此事，魏说，你问的是“行”，我荐的是“才”，当前最需人才，盗嫂受金算什么！后刘邦重用陈平，建功立业。 二三子：诸位，你们，指臣僚下属。佐：帮助。明扬仄陋：发现推举那些埋没在下层贱业中的人才。唯才是举：只要有才能，就举荐上来。 全文翻译过来就是： 自古以来开国和中兴的君主，哪个不是得到贤德的能人和他一起治理国家的呢？在他们得到人才的时候，往往不出里巷，难道是偶然的际遇吗？是上边的人寻求发现的呀。这是特别需要访求贤才的时刻。“孟公绰做大贵族的家臣是好的，但却当不了滕、薛这样小国的行政长官。”假如非得是廉洁的人才可以任用，那么齐桓公怎么能称霸于世呢！当今天下有没有（像姜尚那样）身穿粗衣怀有真才在渭水岸边钓鱼的呢？又有没有（像陈平那样）被指斥为盗嫂受金而没有遇到魏无知推荐的呢？诸位要帮助我发现那些埋没在下层的人才，只要是有才能的就举荐出来，使我能得到而任用他们。 再看看曹操在公元214年发布的第二道求贤令，曰《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有人说，读此令足见曹公之胸襟，用人之奥妙。夫有行之士皆守孔孟之道，为人臣者则礼数万千，是以德行立于人世，而无雄才大略，亦或勃勃野心，此类中庸大同之人，固未必能进取。而进取之士，胆识过人，更兼运筹帷幄之大才，是为安邦立国之栋梁，纵有偏短，庸可废乎？操略举二例曰：“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陈平、苏秦者，完人乎？悉为凡人者也！平者，盗嫂受金之辈，而能定汉业，是为有行之士？非也，进取之士！苏秦者，纵横之士，游说六国，视为反复无常之人，而救弱燕于危难，使生灵免于涂炭之灾，进取之士也！操深谙此理，由是告知取士之有司，士有偏短，不可废也！故操之左右，能臣猛将者不可胜数也！人，或管理之人，或受制于人。但凡管理者，能有操之才略，知人善用，唯才是举，则万事必成。 最后来看曹操公元217年发布的第三道求贤令，曰《举贤勿拘品行令》：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于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翻译过来就是：古时候，伊挚、傅说都出身卑贱，管仲曾与齐桓公为敌，但都得到重用而使国家兴盛；萧何、曹参都曾是县府的小官吏，韩信、陈平都曾背负名声受污、遭人耻笑之辱，但最终都能帮助帝王成就大业，名声著于千载。吴起为了当上将领，杀了自己的妻子以取得信任，散发金银以求得官职，母亲死了也不回家归葬。但是他在魏国，秦国不敢向东用兵；在楚国，三晋(韩、赵、魏)不敢向南谋划。现在天下怎么会没有具有极高道德的人生活在百姓中间呢？比如果断勇敢不顾一切，遇到敌人拼死作战的人；习性文俗，才能极高，而气质优异，可以当守将的人；尽管背负受污辱的名声，有过被人嘲笑的行为，或虽不仁不孝，但有治理国家和用兵打仗的本领的人。大家都要推荐自己所了解的人材，不要遗漏。 此令又叫《求逸才令》。曹操在令文中列举了许多历史人物，指出他们或出身低贱，或被人轻视，但最终都很有作为，名留千古。他要求各人推举所知道的人，只要有文武才略，即使名声不好也可以被推举。 从上面几篇求贤令来看，我们的先人之所以能够开创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与他们唯才是举的胸襟、胆略和气魄分不开的，用曹操的诗句来讲，就是“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或曰：“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显然，没有这样一种高山般的志向，大海般的胸怀，是不可能做出一番伟大的事业来的。今天处于新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更需要这样的胸襟、胆略和气魄。 当然，对于曹操的唯才是举，也一直存在不同意见。例如网上一篇文章提到曹操的《举贤勿拘品行令》时就说： 应该说，这篇文章反映了曹操 “凡才皆可为我所用”的人才观，这种人才观即便今天看来，依然不能不感叹曹操的气量宏大、心胸博大。文中传递的选人用人思想今天读来依然有心惊肉跳之感，类似吴起这样有明显道德瑕疵，尤其在古代悖于“孝悌”的人才依然可堪大用，不能不叹服曹操的确是认准了“高手在民间”！ 新时代，我们强调文化自信，就是要主动学习挖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古为今用，应该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能力、决心和定力，曹操用人选人上的气量胸怀值得今天的我们去学习。但是，应该看到，曹操所处的时代“三足鼎立”，封建军阀间混战不已，曹操为了生存，为了“脱颖而出”，“非常之时”必然少不了“非常之法”、“非常之事”，这种“唯才是举”是为了尽最大可能争取雄霸天下的人才；再者，这种“唯才是举”，执于一端的做法也留下了潜在的隐患，曹操在世时固然短期内魏国力量最为强大，曹操离世，则潜在的矛盾，固有的隐患显露，最为强大的魏国却在三国中最先被晋“取而代之”，可见，“唯才是举”并不是包治百病包打天下的灵丹妙药，“药力大副作用也大”，还是需要依靠“德”来平衡药理，实现真正的祛病强身！ 其实这种思想并非今天才有，起码在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里就有此论调了：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显然，司马光是反对唯才是举，要求德才兼备的。那么，什么是德，什么是才？司马光对德才分别做了界定：“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 聪察强毅，就是聪颖、明察、刚强、坚毅；正直中和，就是公正、正直、中庸、平和。司马光的这个解释显然不伦不类。因聪颖是天资，刚强和坚毅是性格，也是品质，只有明察是一种才能。由此不难看出，司马光对人才的定义是偏于品德的，这种偏让他把属于品德的东西也当作才能了。 司马光本人对才和德都没有搞明白，却道：“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此正所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司马光机械地把才与德割裂开来道：“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并因此做了四种排列组合：“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意思就是有才有德的称为圣人，无才无德的称为愚人，德比才高的叫做君子，才比德高的叫做小人。据说有人对这几句话是这样解释的：“有德有才是正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无才是废品，无德有才是毒品。”又有人说：之所以这么划分，是因为一个人无德无才，最多只能达到正人君子不齿的地步；而无德有才，那很可能就要成为朝廷心腹大患了。所以，司马光总结说：“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意思是选人当然最好找德才兼备的。找不到德才兼备的，有德的也行。如果只剩下德才都没有的和有才无德的，那就要两害相权取其轻，宁要“废品”也不要“毒品”。因为“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你用“废品”解决问题，问题还有可能被解决掉；如果你用“毒品”解决问题，那你就是要被解决的问题了。 既然小人危害这么多，那历史上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小人受重用？司马光认为是取人者被德与才的表现形式所蒙蔽。“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德生威，才生爱。所有人都喜欢有才的人，而选择避开有德的人。所以“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当然，每个人才都有思想品德的问题，因此强调德才兼备好像并不错，不仅不错，反而还显得更全面更正确。然而问题在于品德的好坏是一个主观性甚强的评价，而才能则是客观存在。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一个人有无才能，试一下就知道了，所谓锥处囊中，脱颖而出是也。品德则很难如此试出，在不少情况下，品德不好的人反而比品德还好的人表现得还要好，所谓貌似忠厚内藏奸诈是也。因此，强调德才兼备看起来有利于选拔人才，实际上选拔出来的在很多情况下，不仅不是德才兼备的人才，而且多是或有德无才的庸才，或缺德乏才的奴才，甚至是大奸似忠，大伪似真者。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在专制制度下，所谓“德”，无非就是“听话”而已，因那时“德”的主要内容就是“忠孝”。“孝”是听父母的话；“忠”是听皇帝的话，听长官的话。因此，强调德才兼备选拔出来的肯定多是“听话”的奴才，真正的人才反而因“不听话”而被淘汰出局。这正是提倡唯才是举国势蒸蒸日上而强调德才兼备国势反而江河日下的人才政策上的原因。 不错，提倡唯才是举的曹操所创建的魏国在三国中最先被司马氏取而代之。若站在曹魏一家一姓的立场上看问题，曹操的人才政策好像有缺失，但假若站在天下的立场看问题，司马氏代魏又有何不好。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司马氏既然更有能力治国平天下，为什么就不能取曹魏而代之呢？而司马氏能崛起于魏国，不正是唯才是举政策之功吗？倘若讲德才兼备，怕是永无司马氏的出头之日了。 （作者：岳河，独立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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