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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富，50后。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迄今在《中国散文家》《散文选刊》《北方文学》《厦门文学》《岁月》《地火》《北极光》《雪花》《散文诗》《阳光导报》《作家报》《中国建设报》《今晚报》《新民晚报》《黑龙江日报》等百余家报刊发表文学作品三百余篇(首)，获得过多种文学征文奖，有作品被选入十余种文集，并出版《不灭的心灯》散文集等。 后“闯关东”时代（上） 一 我的家乡，坐落在松嫩大平原上，广阔的田野，一马平川。站在家里的土坯平房盖上，能瞅到几十里开外的村庄。 我家老屯，叫二排四屯。全屯人居住的都是滿式风格的土坯平房。一条大道在屯当间儿东西铺筑，房子布在道南道北两侧，按顺序整齐排伸开去。 二排四屯，历史不咋悠久。从开荒建屯，也就百十来年的历史，属于名符其实的移民居住屯子。所居住的人，来自山东、吉林、辽宁、河北等好几个省。 据老人们讲，当年我们屯建屯时，是跑马占荒圈地，起初只有几户人家。住户原籍都是“关里人”或几代后的“关里人”。 从我记事起，我们屯父辈是山东人的，也就一家张姓的,户主叫张连兴，从屯邻论，我叫他张二舅。其他的人家都是从吉林、辽宁、河北等地来的，如再往前追究几辈儿，老祖宗应该都是山东府的。 在伪满洲国井田制时，我们这一带，东西为排，南北为井。我们屯，叫后二排四屯。又因本屯的大户叫刘文举，故又叫刘文举屯。 听父亲讲家史，我的老家是吉林榆树。父亲五岁时，因爷爷奶奶双亡，被大荒一个远房爷爷（没过五伏），接到大荒一个叫三排五的屯子。后来父亲娶了母亲，因姥爷是二排四屯的私塾先生，在屯里有些人脉，于是就搬到这疙瘩居住。 这一住，就是几十年。我是在二排四屯生人，也应属半拉儿坐地户行列里。 记得打小时，就常听大人们讲屯子的老皇历，说是原先大荒没有人烟，是闯关东的“关里人”来了，才逐渐有了屯子。 即使有的人，不是直接“闯关东”的，但要是上查五代，其根儿也是山东人。就是说，现在大荒人，原籍一大部分都是山东的“关里人”。 据记载，闯关东的关东,是指东北三省。因东北三省为山海关以东，故称闯关东。而真正的山东移民潮，应是始于明朝，但实际上应是清朝顺治八年。那时的东北，地广人稀。当时清廷颁了一道诏书：“令民愿出关垦地者，山海道造册报部，分地居住。”并张榜招民方案，确定实惠政策，鼓励百姓到东北垦荒。之后，清廷又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对“闯关东”开了又禁，禁了又开，反复了几次。但无论是“开”或是“禁”，都没能阻挡住广大灾民“闯关东”的热情和对生存的渴望，一批批像潮水般从关内涌向关外，以至于在民国初达到鼎盛时期。 如果准确地说，我们屯“闯关东”的山东人，与他们的袓辈闯关东，是一脉相承的。 在人民公社成立以后，二排四屯叫丰满生产大队。当时，一个生产大队，分出九个生产小队。我家住在屯子的紧东头，被定为第一生产小队。 那会，队上有二十户人家，其中“关里人”占五户，为全屯人口比例的25%。山东移民在我屯的落户站脚，卡嚓一下便颠覆了原坐地户（大荒人）的人口格局。 记得那暂，乡亲们对屯里人划分，自然地归为两类，一类是“关里人”，一类为“大荒人”。在屯里，有很多场面，明显分出“关里人”和“大荒人”两个阵营。 “关里人”，就是指1960年挨饿时，政府移民来到这里的山东人；“大荒人”，就是指1960年以前，在这里居住的坐地户庄稼人。屯里习惯称之“坐地户” 为“大荒人”；称“山东人”为“关里人”。 “关里人”，虽然是屯里人的通常叫法，但严格意义上讲，还不够准确。从广义来说，“关里人”和“大荒人”，分界应以山海关为线。原籍山海关以里，为“关里人”；原籍山海关以外，为“大荒人”。而我们屯的”关里人”，全是鲁西南来的，应叫“山东人”更为贴切。 我们屯的“关里人”，是属于末代闯关东的山东人。 五户人家，二十几口人。他们没有像几代闯关东的前辈们那样，盲目流入北大荒的“闯关东”，留下很多辛酸苦涩、可歌可泣的故事；而他们来到我们屯，却是有组织的“闯关东”的集体移民，其生活境遇要比前辈好得多。虽然所留下的故事，也有前辈“闯关东”的辛酸苦涩成分，但甜蜜温韾的幸福生活却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 二 在童年的记忆里，有一个冬天非常寒冷。 外面，老是飘着雪花，天气嘎巴嘎巴的，呵口气都冒缕白烟。 有一天，生产队的院子，忽然拉回两大胶皮车人。 听大人说：“这是闯关东的、移民到咱这里落户的关里人。” 当时，正是寒冬腊月，人的居住，是个大问题。因秋天没有准备，冬天是盖不了房子的。又很突然地接到通知，让小队长措手不及。 移民闯关东的人们，户数之多，人口之多，冷不丁没有地方安排住，真是个很头疼的大事呀。 队长组织开个队委会，就在队部收拾两间仓库，盘铺火炕，堵上墙缝，安上炉子，才将就安排两户；另外三户，人口少，在几个社员家找铺北炕，或者找个西屋，也就将就住下了。 记得在第二年开春，队上给五户移民，张罗脱坯买檩子，砍房架子垒墙，帮家家盖上新房子。且一切费用，又都是由队上负责。 大荒的春天，万物充滿生命的气息。屯里闯关东的关里人，在第二故乡的第一个春天，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窝儿。开始了新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循环着东北特点的耕作生活习惯。 这个冬天，让我刻骨铭心。后来，人长大了，我有了对事情独立分析思考的能力，通过对童年记忆的考证，确定这个冬天，是属于1960年的冬天。 那时，我刚八岁。如今，人已过六十。很多童年里的往事，在记忆中都不清晰了。但1960年冬天的那个大雪天，那两辆胶皮轱辘大车上的移民，其情景至今在我脑海中却永远不能忘记。 我清楚的记得，两辆胶皮轱辘大车上的移民，共五户人家。仪姓两家，魏姓一家，李姓一家，曾姓一家。五大家子人，数巴数巴，共计二十多口子人。 我还记得那会，新来闯关东的五户人家的大人，有的与我父亲的年龄差不多，还有的与我父亲的年龄小个十岁八岁的。小孩的岁数，有比我大点的，有比我小点的，也有与我一般大的。 在童年里，小孩玩时，都愿找同龄的一起玩。合群合练儿，只几天就浑和了。与我一起玩次数最多的小朋友，是仪姓两家与李姓一家的孩子，因为有的我们是般大般的孩子。 记得有一件事，非常有趣。越有趣的事，记忆越深刻。直到现在，我也能回想起那时细致的情节。 那是五户移民刚来不久。一个晚饭后，我们坐地户人家孩子，在一起打雪仗玩，新来的山东孩子们，他们好奇地围着我们看热闹。 我问一个比我小一点的、穿着花棉袄的小男孩：“你姓啥？” 他用山东腔答道：“我姓尼了咕噜嘎。” 我们听不明白，他究竞是姓啥？便哈哈大笑起哄。 他没说啥，知道口音不一样，解释也解释不明白，便没趣地回了家。 还有一次，我们在队部里闲扯蛋，便学着大人编的“冷”故事，用来吓唬这个姓“尼了咕噜嘎”的山东小朋友： “说大荒冬天的冷，嘎嘎的，冻人冻得冒尿。吐出唾沬，落地出个钉；一出门，胡子便让兵（冰）围上。小孩上外尿尿，得用棒打，否则冻成个冰棍，连在鸡鸡上，回屋一拽，把鸡鸡就拽秃噜皮了。” 姓“尼了咕噜嘎”的山东小朋友听后，吓得大白天都不敢出门尿尿，就往屋里尿盆子直接哧。 大人问他：“为啥大白天往屋里尿尿？” 他回答大人：“怕把鸡鸡冻掉了。” 大人哭笑不得。 后来，我们都长大了。 我和这个姓“尼了咕噜嘎”的山东小朋友，又住上东西院邻居。其实，他姓仪，小名叫仪二孩，照我小一两岁。有的时候，我们一提起这些有趣的往事，两个人便开怀大笑起来。 自屯里移民来五户山东人后，般大般的小孩很快融入一起。上学一起走，放学一起玩。“冷”的故事，再也吓不住人家了。记得我掰过小手指，也算计过多少次，他们每家多少口人。现在回想起来，那场景还是真亮的。 在我们屯里，多少年来形成个习惯，大多称呼人，往往不叫大号，却以“大、二”序字的绰号称呼。如对五户“关里人”的户主都直呼：大老仪、二老仪、大老李、大老曾、大老魏。叫“大”，也不是因为他们是山东大汉；其实，他们长的剂子，也并不咋大，纯属是顺口习惯而已。 外号，在我们屯，没有不尊敬的元素；而在人和人之间，却显得又特别亲切、近边！ 三 大老仪，从屯邻论，我们叫他仪大叔。 仪大叔，没啥文化，可社会世故还很圆熟，处世为人很有分寸。谁当队长，都能来上来。他也不是那么虚头巴脑的人，有点老好人的架式。有的时候，要是“倔”劲上来了，还真有点山东棒子的“棒”劲。 仪大叔身边，有四个男孩，两个女孩。我与男孩中的老大金平，年龄差不多少；金平在家排行老二，身上有个姐姐，身下有个妹妹，妹妹身下三个弟弟。男孩中的小三、小四，是在大荒生的。 仪大叔家，住在屯东头道北，三间土坯平房，在我记忆中，一直都没有搬过，好像翻盖过两回。 仪大婶小脚，精明灵巧。屋里多暂都收拾得有模有样，大人孩子穿得干净利落。队上吃夜饭，我很喜欢金平带的咸菜。那是大婶做的，味道好吃极了。那时，平常也没什么好菜好吃，吃几口大婶做的咸菜，也就像开了胃似的，能多扒了两碗干饭。 记得清楚，金平没念几天书，就回队上干活了。后来，当上队里大老板儿，参加了队委会。到信（注1）媳妇的年龄后，又到关里家说个媳妇，带回来与大叔分家另住了。两口子在大荒又生了两三个孩子，日子过得很不错的。 当年，因一件事的原因，我对他有点成见。记得在他当大老板儿时，我在队上刚参加劳动。一次因我干活不跟趟，误了他的车落后了。没完成定量，没得到奖励。事后，他便向队长捅咕了我一次。对此，我有点小肠鸡肚，背后总是鼓着意见。 即使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对这件小件还是有点不理解。记得当时，气得我来个小报复，在“磙子一响就換队长”时，我没投他的票。结果，他就差我的一票，他没当上小队长。我也算解了气。 现在，时光一晃，几十年便转眼过去了。有的时候，我一旦回想起来这些镜头，自个对自个当年耍些孩子气的糗巴事，除了心里一些自责外，还偷偷地笑话了几回。 记得在我离开家乡十几年后，大约在2000年的一个夏天，金平忽然到城里来找到我。已经有很多年没见面了，且这些年又一直没啥来往。当然，我要热情接待。 我们唠些家常便嗑，唠些东家长西家短，也顺便打听下他家孩子大人的近况。看样子，我猜出金平有什么事有求于我。 最后，他红着脸对我说：“家有点急事，得需点钱急用，你能帮这个急忙吗？” 金平连用这些“急”字，看得出，他是真着“急”了。 那年头，钱是硬头货。念着几十年的感情，我忘了那次不愉快，滿足了他的要求。临走，他还说了句让我感动的话：“还是光腚娃娃，一小的交情就是铁。” 在2012年过年时，我回趟老家，去看望大姐和四弟。 在四弟家，我问起金平近况。四弟告诉我：“上两年因一次帮工，给人出车（四轮子），翻车出事了。现干不了重活，全家人回关里家去了。” 其实，老屯的一些经历，始终让我记忆犹新。 仪大叔家来大荒后，两个女儿在本地出嫁了，也找的是外屯闯关东的山东人家。 据知，老大的女婿是个老民办老师，是全公社最老的“民办”。后来，集体转正成公办老师，现已退休。至于老二情况，就不清楚了，听说是找到街（注2）东去了。 仪大叔的四个儿子，老大金平回了关里家。 老二在大荒找个本地姑娘，还在屯子道南住，两间房，几个孩子记不清了，反正是个闯关东的“扎根族”。 老二叫超群，年龄与我老弟差不多。他的媳妇，是我中学时代一个同学的外甥女，家在“大前岗”屯子住，是个很好的农村孩子。在没过门时，仪大叔家盖房子，土坯墙上摔大泥，正是初春寒风剌骨的季节，便伸手跟人家一起摔，也真够朴实的了。 我这个同学，是公社的社长，在包我们队时，就相中了超群。超群小伙漂亮，一米七几的个。结婚后，与仪大叔分住。小两口生了孩子，日子过得很美满。孩子的一半血缘，在大荒；另一半的血缘，在关里。“两合水”的后代，又扎根在大荒上了。 这次回老家，我发现家乡变化太大了。在老四房舍西边，冷不丁起来三间崭新的砖瓦房。这是仪大叔家的老三新盖的房子，全屯也说得出。漂亮的白瓷砖墙，衬着塑铝窗窗户,非常吸引我的眼球。 我总纳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其中房子的变化，应该就是个缩影。房子变化，又体现在窗户上。从木窗到空腹钢窗，从空腹钢窗到铝塑窗，铝塑窗到塑钢窗，塑钢窗到塑铝窗……每个阶段的窗户发展过程，记载着家乡老屯的向前脚步和速度。 我和小三唠一些家常嗑外，忽然想起他弟弟小四，便问：“现在小四过的咋样？” 小三告诉我：“在我们十几岁时回关里家，他在下河里洗澡时不慎淹死了。” 我怀着悲凉的心情，回到四弟家里，在脑海努力地去搜索着对小四的记忆。但因当时小四小、我又远离家乡早，怎么也想不起关于小四的记忆片断来。 四弟告诉我：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事。老年丧子的仪大叔，在改革开放后，就带仪大婶回关里家了。 仪大叔现是否健在？如果现在健在的话，也该八十大几了，接近九十边了。年轻时闯关东，带着孩子来到北大荒；而老了，又借着农村改革的春风，重回到老祖宗的老根下。 仪大叔身躯是支圆规，心脏是个支撑点；他用一生的时光，划个大大的圆圆的句号；而圆的起点和终点的规口，又到鲁西南第一故乡上相交成了圆圈。 这是中国的“圆”，这是闯关东关里人心里的“圆”：人心思乡，叶落归根，是永恒不变的主题——“圆”！ 四 二老仪，比我父亲小几岁，我叫仪二叔。 当年，仪二叔在我家东院盖的房子，我们是东西院邻居。 俗语说：好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我们俩家，虽然不是对门，但是近邻，也够近的了。我们家的房子跟他家的房子也就一丈远。 那个年月，屯子的邻居，夏天夹个小园，有个院子；冬天就是敞八道子，没有界线；邻居间相互沟通，非常方便、融冾。 我们家和二老仪家，走一个当院道。平常，小猪小狗小鸡小鹅，在两个院子来回乱溜达。没有地盘分界，非常自由悠闲。 我打小认为，仪二叔，大个，很瘦，很有精气神，一看就很有气质，看架势不像个农民架。他衣着穿戴与屯子人不同，总与社员们格格不入。他长着滿脸连毛胡子，人们有时叫他二老仪，有时叫他大胡子，他本人倒是也不在意。 仪二叔在关里家时，有一套穿的“哆嗦布”（丝绸布）衣裤，闯关东也带了过来。在农村穿上它，是很显眼的。记得是乳黄色的，风风溜溜，凉凉快快，哆哆嗦嗦。屯子人别说没穿过，连见谁穿过都没有，更不知道叫啥布名了。 那年月，庄稼人穿的是花旗、斜纹、细布，但都是棉线的，用现代人观念说，都是好东西。可当时，这些是低档的，只有庄稼人穿。 仪二叔干活，很爱出汗，每次都见到他身着哆嗦布衫，让汗浸出白印，一圈套一圈的饸饹。 在那段时间里，父亲是小队打头的（领工员）。一次，他心疼地对仪二叔说：“白瞎了，把布溚烂了。” 仪二叔苦苦一笑：“早破早换新的，没啥可惜的。” 不知过多少年之后，我们在干活时，却见不到仪二叔穿哆嗦布衣褲了。人们猜，可能穿破扔掉了。后来，一想起这事，我心里就琢磨：当年仪二叔与父亲说那话，是种无奈，是为了忘却在城里上班时的岁月，忘却挨饿的时光，一切喜悦和烦脑，随着哆嗦布逝去而渐行渐远了。 二老仪与大老仪，是一个庄的，住的具体多远、血缘具体有多近，我一直没问过。知道是一个辈份上的，名字当间犯一个“洪”字。年龄比大老仪小个两三岁。再加之，关里人非常抱团，又是一家当户兄弟，所以平常走得非常近。 二老仪在五户移民中，算是最有文化的人。有很多时候，显示出知识分子的高傲，对队干部不冷也不热，对邻居彬彬有礼。因不会来事，他也不想那么会来事，所以队干部不太得意他，可也不咋嗝应他。 二老仪在闯关东临起身的前几天，还在枣庄煤矿的一个商场当经理。上班时，与家人两地分居。那时的政策，农村户口也带不到城里去。再加之挨饿没粮吃，他在煤矿上班吃供应粮，也没啥宽悠，帮不了家里老母亲和大人孩子。正好赶上政府动员闯关东，媳妇与他商量，他便毅然辞去工作，带着媳妇和孩子来到大荒上。 仪二叔闯关东，并非举家全迁。家里老母亲不来，得有个孩子照顾奶奶，他便把大女儿和大儿子扔下。在我们东西院做邻居多少年之后，我才见到他大儿子的面。 那暂，我毕业回乡，仪二叔的大儿子来到他身边。大儿子叫金锁。夏天，我们同在队上一起干活；冬天，我们同在猫冬中一起玩。年龄与我相仿，长得与仪二叔很像。人也精明能干，头脑灵活。为人处事，比仪二叔圆滑。人缘很好，口碑也不错。 当时，本屯有个姑娘，很喜欢他。两个人干活互相帮助，放电影一起观看；连挑水碰上一块，担子不放都要唠上一阵子。那会我看，两个人是必成无疑了。 但是，好事不一定有个好结果。两个年轻人的爱情，终究没逃过世俗偏见的封杀。那暂，屯里人谁要谈对象，是要受到背后戳脊梁骨的；两个人黄的另外原因，主要是大荒人和关里人的“两地人”；除因生活习惯和地域偏见外，还有个原因是仪二叔家穷，又没有社会地位。 不久，金锁那位心爱的姑娘却又找了婆家，对象是屯西头的一个小伙。听说，是父母做的主，姑娘好顿闹，哭了好几天。但到头来，也还是上了娶亲车。 之后，大老李的大儿子长珠，在北边拜泉给金锁介绍个关里家闯关东的姑娘，是老乡。后来全家搬过来，住在长珠的下屋里，两个准夫妻和两个准亲家，相处的也都很好。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在金锁张罗要结婚时，女方的大人，突然提出解除婚约。不长时间，金锁女朋友便跟着大人，全家搬回关里家了。具体啥原因？我现在也没整清楚。 经过两次感情的打击，金锁的精神曾一度崩溃。不过，人还得在队上干活，但明显笑声少了，话语少了，像另一个人似的。我们虽然住在东西院，可来往也明显减少了。 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我离开家乡后，再也没见到金锁。回家听老屯的四弟说：“从那后，金锁又回关里家看护奶奶去了。” 据说，后来金锁还回来一趟，是关里家集体组织来东北黑龙江农场修什么水利工程，离我们住的屯子很近，就请假回来看一下父亲和母亲。 后又传说，金锁没有娶媳妇。说金锁立志，这辈子永远不娶。至于现在，金锁说没说上媳妇，我就不得而知了。 仪二叔家，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女儿年龄，与我大姐差不多。身下是大儿子金锁，二儿子占元，最小的是个小女孩。记得小女儿，是在我们东院出生的。 大女儿叫什么，记不清了。刚闯关东时，她没来，与金锁一样，扔在家里，照顾奶奶。她从关里家来的时间，比金锁早，来时大约十七八岁，与我大姐一样，都是整劳力了。 可不幸的是，因一场大病，夺去了她本来身体很强壮的年轻生命。那时我小，也没听说叫啥病名，即使知道也不知咋回事。就听过母亲说：“东院的你仪姐，得个邪乎病，说没就没了。” 一个闯关东的生灵，不是与环境抗争、与生活抗争失去了生存价值，而是一场被意想不到的病魔夺去了鲜活的生命。十八岁的女孩，美好的人生才刚刚开始。饥饿，挺过来；困苦，挺过来。一小，父母闯关东，扔到奶奶身旁；刚来到父亲母亲跟前，才没有几年，却又走了。走了，却是永远地离开人间，把尸骨埋到了天堂的大荒上！ 我看到，当时的仪二叔哭了，哭得很伤心。后来长大了，我才真正理解了仪二叔丧女的心情。如果是在关里，如果这里的医疗水平高，如果……人间没那么些如果，至此，那时，有文化的仪二叔，一定会想得更加复杂。 仪二叔的二儿子，叫占元，就是刚来时叫“尼了咕噜嘎”的那个穿着花棉袄的小男孩。年龄与我四弟差不多，他们一起念书，一起劳动，又是东西院邻居，处得也很铁。 占元初中毕业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也不能再往上念了，就回乡到生产队干活，当个地道的农民，且一干就是几十年；听说他老妹找了个闯关东老乡的对象，也没回关里家。仪二叔家，只有占元和他老妹两个人，是个纯粹的扎根关东的“扎根族”。 占元的媳妇，是前屯的闯关东山东老乡的一个姑娘。经大老李的大儿子长珠介绍，两个人结婚的。婚后在后院买了座房，是我表哥家搬走卖的。三间房，很宽绰。小日子过得很红火，生有几个孩子记不清了。 听说占元没回关里家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占元在前屯住的岳父没有回关里家；所以占元全家便随媳妇的意愿，也就没有回关里家去。 占元个儿不大，地缸子身板，勤劳认干，过日子有方，与屯邻处得很好，人缘不错，特别与四弟和冯立国三人特好。三个人是般大般的，念书时是好同学，干活是好朋友。后来，立国当上队长，占元当上财经，四弟当上排长，人称“铁三角”。 上段时间，我回老屯，见到占元。人老了，接近六十的人了，孩子们都完事了。家里有几十亩地，老两口种着，有吃有喝。我们唠起来儿时的“尼了咕噜嘎”，又唠到后来成家立业一路艰辛，还唠今后在前辈闯关东的道上如何走着…… 我话锋一转，问他：“还回关里家吗？” 他没加思索，答我：“探亲一定得去，至于回不回去现不确定。” 看到占元这样，我又想起仪二叔。听说，在改革开放之前，仪二叔因身体原因，老俩口老早从东北回关里家治病去了。 那个时候，关里家的医疗水平比大荒高，再加之山东老屯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很多关里人都返乡了。 仪二叔得的啥病，我不清楚。 我在生产队时或是现在，都始终认为，在我们屯子，仪二叔是史无前例最有知识的人。 在过去，过年写对联，一个屯子找出个人来都难。在我没上学前和仪二叔没来之前，屯里都找张大姥爷写。屯邻叫的，咋论也不知道。其实张大姥爷比我父亲大不少岁数，也没啥文化，字写得也实在一般，是靠写“聚魂码”贴习了几个字。 在我上小学时，练了几天描红后，就意识到张大姥爷的字一般般。但一个屯子也没识字的，张大姥爷就算是文化人了。过年写对联，排号往家请，这是我童年里第一次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 记得我上小学二年时，就给家写对联了。其实也是个偶然机会，我才露下手。屯里自仪二叔来了之后，写对联就是他的了。那次，是仪二叔出门，正赶上临到年关，我索性拿笔写了，反正是自个家用。待仪二叔回来，还特意到我家门外看我写的对联，虽然写的不好，但却受到他的表扬。 当时，听到仪二叔的认可，就像得到一位书法大家肯定一样，多少年之后心里还乐滋的。 仪二叔字写的好，算盘打得也好。 有的时候，秋后分红，小队会计找他帮忙，好吃好喝供着。说是好吃好喝，其实也就猪肉炖粉条、小鸡炖土豆之类，另来瓶一元糠夫，再来一盒黑杆烟。用现代标准看，这不算好嚼咕。但在那暂，可是过年的水准。 再者，在庄稼人眼里，打算盘可是个大学问。什么大扒皮算法，那是神算。在左邻右舍眼里，仪二叔是上等人。其实，更深一层讲，仪二叔不只是单纯地打算盘，而且很懂会计科目。 可就是这么个能人，却直到回关里家前，从而立之年到老年，二十多年时光里，小队会计换了十几茬，他却始终没有沾过会计的边。 后来我就纳闷，为什么仪二叔没有当过小队会计呢？原因有两条，一是他不会来事，二是与小队长关系不好。 因那年代，会计与队长栓是在一个绳上的蚂蚱，上就一起上，下就一起下。二是队长不是关里人，自我记事时起，关里人还没有当过正队长的。等后来长珠当队长，他都过口了，所以也就把他扔在脖子后了。 仪二叔字识的多，写的好，算盘打得溜道，又懂会计科目，古今中外历史知识知道的也多，哪朝哪代，天文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每当铲地，大家都愿靠着仪二叔的垅，他讲评书；地头歇气，大家都愿围着仪二叔坐，听他白话。 仪二叔说话、理解问题也与众不同，能分析到高层面。所以，在老乡遇到难题大事，都必须请仪二叔，讲出道理，分出层次，计划几步去实施。总体看来，仪二叔像个军师，滿腹都是道道。 仪二叔精明，但也有点背的时候。其原因，还是地域歧视问题。有一件事，让我刻骨铭心。开始一看见他，都有点脸红。我觉得，我家对不起人家，是我父亲牵连了他。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我念高中时，正值“文革”初期。一天晚上住工，在南大界收工，正挨着前屯的高粱地。高粱扦完，个子码着，又没看青的（注3），天还黑，父亲和仪二叔两个人便背了两个高粱个子回来。半道累了，歇着抽烟；抽完烟，起来再扛回家。 结果，第二天出事了。前屯的连长，顺着脚印码了过来。破案的线索，是在昨天抽烟的地方，捡了一条抽烟纸；烟纸条正是老弟田字格封皮，而那条纸又正是写老弟名的地方。案子，一下破了。 我们大队连长，和前屯大队连长，两人一商量，把案子就定了性。当时，他们认为，我父亲是队上打头的，又是贫下中农代表，是不能出这个坏道道的；而二老仪道眼子多，又是关里人，主意应是他出的，让他在全大队游街示众。这样，仪二叔丢砢碜了，而父亲还照样领着社员干活，此案也就算解决了。 事后，有几次我见到仪二叔，就想起他拿着铜锣游街示众情形，脸发红心急跳，好像我家做了什么亏心事对不起仪二叔似的。 在多少年之后，我毕业回乡务农，与仪二叔处的很好。在一个恰当机会，我又挑起这个话头。 我问仪二叔：“那次偷高粱游街，你咋就承认是你出的主意了呢？” 仪二叔告诉我：“凡事要想得开，拿几穗高粱也不是多大的事，一个人扛着也能扛得动。”3 朴素实在的话语，充满了担当，令我感动。 打那，我对仪二叔的“高风亮节”，更另眼看待了。 自从我离开家乡之后，很少见到仪二叔了。一次回乡，见到东院仪二叔家土房坍架了。我问四弟仪二叔近况。四弟告诉我：仪二叔回关里家了，后来瘫痪了，再后来就去世了。去世时年龄不算太大，时间大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 仪二叔也跟仪大叔一样，家里的人，在大荒和关里家，里一半外一半的。第一故乡，山东是老根；第二故乡，北大荒是新根；根和根，盘根错节，拧扯一起；风霜雨雪，阳光哺育，枝繁叶茂，撑起“鲁西南和北大荒”的两片天。 有的时候，我就展开想象的翅膀，来定位我们屯关里人两个故乡的关系。如果说，山海关是条扁担，鲁西南和北大荒是两只篮子；那么，山海关的一挑子，便担起鲁西南和北大荒的两个故乡。 五 大老李，屯邻我叫他李大叔。 李大叔年龄比仪大叔、仪二叔大点，比我父亲小点。小个，不足一米七，很壮实。人一说一笑，不笑不说话。在童年印象中，李大叔很油滑。不管谁当队长，他都能来得上，所以在生产队里很吃香。 李大叔的新房子，也是迁民第二年春天盖的。坐落在前街，生产队西院。再往西，就是二队的住户人家了。社员在队跟前干活时，歇气都喜欢到他家坐一坐。 李大婶个子高，比李大叔高一小块。虽然个子高，但长得四衬。人利落，家收拾得干净。小脚，属半达子的小脚，裹一半，放一半，走起道来还算稳当。 李大婶的儿女, 个个长得个都高。男孩、女孩，都随母亲。真是验证了“娘矬矬一个，爹矬矬一窝”那句老话。孩子们长得扯条水亮，缕瓜顺眼。正像屯里人讲的顺口溜：“个大门前站，不穿衣服也好看。” 李大叔过来我屯时，一家六口人，老少三代。一堆过来的，有三儿子、四儿子、大女儿，还有二儿子的女儿。按排行顺序：三儿子、大女儿、四儿子（老儿子）。大孙女一小丧母，一直跟着奶奶，闯关东也带着“闯”了。 三儿子叫长红，比我大两岁；四儿子叫长青，比我小两岁；大女儿叫凤晨，与我同岁。来到大荒后，长红、凤晨就不念书了。长青念到高中毕业，大孙女念几天也就不念了。 李大叔有文化，具体念多少书？不知道。据关里人说，在关里家时当过大队会计。不过，到东北这些年，连小队会计也没干过。也可能犯仪二叔的同病，关里人人单势薄，在大荒也受欺生吧？ 李大叔很会来事，在为人处事方面，既有大老仪的圆滑，又有二老仪的层次。从文化知识上，他不如仪二叔，从社会知识上，仪二叔不如他。在队上，得罪人的事找不着他，好事便宜事拉不下他。李大叔虽在队上没有当过官，但从我记事起，李大叔在队上丁巴当保管员了，其码连任了好几年。 保管员是生产队“十种人”之一，小嗑说：“五种人，保管员，五谷杂粮吃的全。”顺口溜，是农民的即兴创作，多少也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那年月，如在生产队能当上保管员，可是个不得了的事情；要是谁能干上，那仅次于队委会的委员了；从实际来说，有的没有实权的队委会委员，还不如保管员呢。 在李大叔当保管员的后期，我俩处的很好。那是我回乡务农时，因喜欢写点稿子，与报社杂志常有书信往来。保管员管报刊书信收发，我有书信李大叔第一时间送给我。再加之队上订报，我又常到他那里读报，给了不少方便。 那时，队上订的报刊，大致有这么几种：人民日报、黑龙江日报、黑龙江农村报、红旗杂志、党的生活等。因我喜欢文学，自个订几本刚刚复刊的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黑龙江艺术等，多了也订不起。当然，收接全由李大叔帮忙经管。 李大叔在关里家，一家当户多；在大荒，扑奔李大叔来的亲属也多。我掐估算过，当初队上来的五家移民中，大老仪、二老仪、大老曾、大老魏家来的较少，而李大叔家从关里家过来投亲靠友的最多。在他家的亲属中，李大叔好像是个轴，顽强地支撑着鲁西南和北大荒的两地衔接。 李大叔的二儿子，叫长珠，与我二哥年龄相仿。他原没有来东北。当时因分家另住，又刚刚丧去媳妇。在父亲母亲闯关东时，把前妻扔下的唯一女儿让母亲带了过来。 后来，在1972年左右，长珠领着新信的媳妇来了。住的是他爹的下屋。矮矮的，窄窄的，倒是好收拾，冬天屋子又暖和。下屋原是李大叔的仓房，长珠来时，收拾一下便先栖身。下屋坐落在大房西南角，离大房也就几米远。虽然各起把伙，上下屋有点好菜，吃饭时各端过来，倒是方便。 在我们家乡这疙瘩，房子朝向都朝南，叫正房。仓子都是厢房，朝向都朝东的多。偶也有正房仓子，但要比主房矮，叫偏厦子。 长珠住的仓子，是厢房。间壁一下，分出里外屋。我们老屯，房子不计算面积，叫两间三间。用现代计算方式，长珠住的厢房面积，也就二十平左右。好歹就两口子住，不需那么大地方，也算能住开。 长珠在家排行老二，我便叫他长珠二哥。至于，李大叔的大儿子，长珠的大哥，据说后来来过大荒一次，看望李大叔、李大婶及弟弟妹妹们，但我是没见过的。长珠现在的媳妇，原是结过婚的。在关里家时，经人介绍，他们结婚凑到一起过日子。我叫她二嫂，时常也说几句玩笑话。 后来，长珠搬到屯东头，新盖两间房，紧靠屯东头南北道旁。这时，长珠已经当上小队长，记得任期不是特长，只是磙子响过一两次，就结束队长生涯。 那暂，屯里有个习惯，叫“磙子一响，就換队长”。越穷的小队，队长换的越勤。粗略统计，自人民公社以来，从屯这头隔一家算一家数，再从屯那头隔一家算一家再数，差不多都当过队长，除非矮子瞎子带滚蹄。这样说是有点悬乎，但实际确实换的很勤。 长珠二哥和长珠二嫂，没有生孩子，便要了个孩子在身边。是个小女孩，是二嫂弟弟的。 二嫂的弟弟，名叫岳曾明。上两年，只身一个人，扑奔姐姐、姐夫来东北的。 当时，岳曾明没有媳妇，是个小单公子。小伙子跟他闹玩时，叫他“要正命”。小岳比我大好几岁，在关东干两年后，便回山东老家娶回个媳妇。媳妇也不错，又有些文化，在屯里老娘们当中很出色的。 据说，曾明回家相对象时，自称是公社干部，女方家好个欢喜，立马就张罗把婚结了。当然，小岳是看不露馅的，也有一定水平，人模狗样的。媳妇跟丈夫回到东北，一看小岳是个老社员，但生米做成熟饭了，也就顺应就范了。 这些，不知是曾明自吹的，还是庄稼人们瞎编的，或是真的，或还是假的，反正他把媳妇弄到了手，这倒也是实嗑。 其实，这只是个传说。本来两个人很恩爱，又都很优秀，即使当社员，也是一等的社员。靠两个人的智商，下一代也会聪明伶俐。从两个人情感上，局外人看不出“骗”和“被骗”的关系。有些心术不正的人，希望要看出坏的结局，可事实却不向他们坏点子的方向发展。结果连续生了两个孩子，老大给了姐姐，也就是长珠二哥家。 后来，曾明回了关里家，记得是农村改革之前的事。人走了，屯里的人们又议论开了，说曾明他看婚姻稳定了，才领媳妇回关里家了，这“正命”证明自个绝顶的聪明。 又后来，长珠二哥和长珠二嫂也回关里家了。 再后来，又听说长珠二嫂上吊死了，还听说要的孩子又回亲生父母“正命”那里去了。 据说，在上几年，长珠二哥到过林甸去打工。现在算计一下，也该有七十来岁了。 我想，一定二哥过的不咋宽裕，否则这么大年龄，咋还能出来打工？说心里话，有时，我还很想念他的。 记得，李大叔老早就离开老屯回关里家了，比长珠二哥早些年。这些我只是听说，因我从家乡进城很多年，家乡信息不太灵活。记得李大叔回时，好像把长珠二哥的女儿，也带回了关里家。 李大叔的三儿子，名叫长红，比我大几岁不多。人老实厚道，言语少，能干活，性子好，没看过他着急的时候。 长红来东北后，就不上学了。从干半拉子，到干整劳力，又当上领工员打头的，之后又当几年副队长。 李大叔的儿子，在大荒算是很有出息的了。长珠、长红都当过队长，风晨还当过妇女队长，李大叔本人还当过队委会的。在闯关东的老乡眼睛里，李大叔的孩子与同来闯关东的老乡比较，算是出类拔萃的。无怪乎老乡说：老李家有官相。 我回乡务农后，与长红关系很好。他对我照顾很大，我也很感激他。记得在我有病不能干重活时，他安排我到北地看园田地，既不出力，还能赚工分，真让其他社员眼红。 长红到了娶媳妇年龄，去关里家领回一个姑娘，叫啥名我忘了，记得姓夏。长红两口子，一直与李大叔、李大婶一起过，很孝敬。我叫他三嫂，见面说些笑话，是个很随和的女人。 我记得，长红三哥在1973年左右就回关里家了。回家之前，我请他吃饭，虽然没有山珍海味，但也略表一下不舍的心情。之后，他回来一趟看望父母，我们见了一面，他向我学了关里家人多地少，但企业发展极快，生活越来越好。再之后，我们就一直没有见过面和联系。 李大叔的四儿子，也是老儿子，叫长青，比我小两岁，念小学时在我下一班。李大叔的儿女中，长青文化最高，高中毕业。回到生产队后，本屯住的一个大队长当媒，把外甥女嫁给了他。当然，也是老李家求之不得的事。一保就成，婚后生了几个女孩。因媳妇是本地人，他便也不能回关里家了，成为李家男孩中唯一的一个“扎根族”。 那时，大荒人一般不愿意跟关里人通婚，所以，多数关里人的男孩都回关里家信媳妇，像长青这样能跟大荒女孩结婚的很少，而且还是大队干部的外甥女，长青的姐姐风晨还找了一个有正式工作的大荒人，足见李大叔家在我们屯的信用。 长青与我是光腚娃娃，一小就在一起玩。务农后，因舅丈人是大队干部，他便到大队开拖拉机。那时节，开拖拉机是个肥缺，很吃香的。很多人挖门盗洞都开不上，长青却轻巧地就干上了。自生产队解体后，他回家种自个家分的土地。日子过得倒也不孬，因家里都是女孩，也没那么多花销，孩子也都完成事了。 去年，我回老屯时，见到长青。他身体还很棒，种点地也累不着，精神状态也不错。 我问他：“还想回关里家不？” 他跟我说：“还回啥了，儿女都在这边。” 听说长青的姐姐也没回关里家。风晨找个对象，是在公社收购站上班的。在二十几年前收购站就黄了，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去了，我也没有打听。 李大叔在关里家，是个大家族，一家当户多。记得刚来东北时，扑奔他来的家族亲属不少。因李大叔在东北维护的好，奔来的人能落下户。在那时，单崩来的关里家的人，是不咋好落户的，小队对外来户控制很严。 记得扑奔李大叔来的，最早是他本家的一个侄子，能有二十七八岁，在生产队的队部住。队部跟李大叔家东西院，吃饭在李大叔家吃。当时我刚上小学，瞅李大叔侄子很高、很壮。 他叫长田，识几个字，爱唱口山东梆子戏。每晚住工，在夜色中，站在队房后，愿意喊两嗓子。他的嗓音很高，声音穿透力很强，夜静从队房后响遍全屯子。久了，一些老娘们炸窝了，去找李大叔，说影响睡觉，之后再也听不到长田那响亮歌声。 这是“文革”前的事，长田只呆两年，就回关里家了。在他来的第二年，他的亲外甥也扑奔他来了。也住在队上，吃在李大叔家。他外甥叫贾孩，父母不在了。年龄与我二姐差不多。嗓子也好，在队上宣传队当独唱，我记得唱《不忘阶级苦》忒投入，能唱掉眼泪。后来当兵去了，回来分配当了工人，在本地说个媳妇，家就扎下了。记得上几年在安达街里碰到他，还唠起几十年前队上的一些往事。 扑奔李大叔的亲属，还有个他侄女全家。据说，是贾孩的亲姨，长田的亲姐。侄女女婿姓楚，可能得过吊斜风，落个后遗证，人们叫他“楚老歪”。在我家东边住，记得只住几年，在“文革”初期就搬走了，其他的事情我也记不清了。 在东北这疙瘩，李大叔家老乡来的多，走的多。到头来，也扔下个里一半外一半的“残局”，但不能谈到是好或是不好。最后，就剩下长青和姐姐风晨，两个人没有跟父母回去，继续在东北生活，第二故乡逐渐转正为第一故乡。 故乡，是个沉重字眼，珍藏着太多乡情、亲情、爱情的故事；故乡的土地，是生长生命的摇篮，悠荡着岁月流年的南腔北调，养育着一代又一代闯关东的人们。(待续) 注1：信，当时关里人把给男孩找媳妇说成“信媳妇”。 注2：街，读gai,一声，阴平。“街”是当地人对县城的称呼，指明水县，街东，即明水县城东。 注3：看青的，即护秋员，是在庄稼快成熟时，生产队里安排的看护人员，防止有人偷拿成熟的庄稼果实。 注4：外地里，就是堂屋，那时我们东北老家，习惯上称堂屋为外地里，也是灶房。 3、本刊对所录用的稿件保留删改权，文责自负。来稿请附作者简介、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及个人照片，以正文加附件形式（在其它公众号发表过的勿投本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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