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当代散文||【故乡的甜枣儿】◆张良潜

齐鲁文学 202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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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良潜，国铁集团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融媒体中心编辑部编辑、中国铁路作家协会会员，其中篇小说和文学评论曾在《中国铁路文艺》（原名《铁路文学》）发表。

－作品欣赏－

故乡的甜枣儿
每当秋意渐浓之季，看到街面水果商铺摆满红红绿绿的枣子，我都会想起故乡的甜枣儿。尽管那是遥远的儿时记忆，可当年的滋味、情景、企盼，还是历历在目。
上世纪七十代初期，襄阳市（原名襄樊市）还是一个县级市，现在位于市中心的襄阳火车站，当时处在城区的最北边，站前广场的前面，有一条铺着碎石的公路穿村而过，除此之外一眼望去就全是庄稼地。我生活在离火车站以北五里的村庄，名叫望城岗。
望城岗是一个坐落在较高岗地上的自然村，大概有150多户人家，可能是因为村子太大，被当时的人民公社以一条堰塘为界，划分成望城一队和望城二队，我家就在望城二队。我们所在的大队有八个生产队，望城二队似乎是最穷的一个队，一年中至少有半年以上要把红薯当裹腹的主食，而且队里分的红薯还不够吃，在初冬农闲时，好多村民会相约拉着板车，去百里之外的河南买红薯干儿（将红薯切片晒干便于储存）。这给我幼年的胃留下了敌对情绪，以至后来在任何场合都抗拒它。
我们家不属原住民，在我还没出生时，父亲因被打成“右派”落户到此。所以，和其他家户比起来，我们的“家底”更薄。比如我们家就没有弹性很好、油光锃亮的扁担，就没有锋利明快的镰刀，就没有能拉很多红薯的板车……而最让我垂涎的是，没有一棵能结枣儿的枣树。
在我的印象中，望城岗鲜有其它果树，少数几户人家有桃树，而枣树几乎家家都有，有的人家还不止一棵。当全村的孩子都能吃上自家的甜枣儿时，年仅六七岁的我，怎一个“馋”字了得！
幸运的是，我们有一家好邻居，邻居家有一位对我特别慈爱的黄奶奶。黄奶奶家偶尔蒸馒头、包饺子时，要么喊我过去吃，要么盛一碗送到我家来，这都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记。她家门前，就有一棵比水牛腿还要粗壮的枣树。
我对这棵枣树的关注，超过了对村里数以千计各类树的关注。当堰塘边的杨柳刚露出嫩芽时，我能看出光秃秃的枣树枝皮色泛青，于是盼它快快长出绿芽来；当家家户户房前屋后的槐树花、榆树花开得无比灿烂时，我能看出崎曲的枣树枝上有鼓包露芽的迹象，于是盼它快快开出枣花儿来；当地里的小麦拨节、豌豆秧结豆夹时，我能看到绿豆大小的小青枣儿顶着枣花儿露出笑脸，于是盼它快快长大变红起来……终于有一天，密密的树叶间就有青枣儿泛红了，一开始是在微风吹佛时暴露了一星半点儿，再后来就如星星点灯一般多得数不过来。比我大的孩子，在黄奶奶家没人时，会朝枣树上扔砖块儿、瓦碴儿打枣儿，我看到后心里就有种隐隐的痛，因为这棵枣树就像是我的一个亲人。
枣树很奇怪，它不像槐树、榆树、桐树那样笔直地往上长，它早早地就有些倾斜，然后又早早地横生枝节，枝繁而叶不茂，树皮皲裂呈黑色，打赤脚或穿布鞋都很容易攀爬，不用肚皮帖在树干上费劲儿地往上拱。所以，在枣子尚未完全成熟时，像我这样大小的孩子，都会爬上树去尝鲜。黄奶奶家有三个孙女和一个孙子，最大的可能比我大三岁，孙子最小还在蹒跚学步。女孩子文静些，自然不会去爬树，只要她们不反对，我会自告奋勇地爬上去摘枣儿，有时就听她们在树下喊，“只能摘红的啊！”要是被黄奶奶看到，她会迈着裹着的小脚慌忙来到树下，朝我招手喊道，“快下来，别摔着啦，这娃子！”正专注于放大眼睛搜寻红枣儿的我，会全然不顾老人家的担心。也是在这样的时候，看不见的风险会随时降临。枣树上有种长约两公分、粗细如小姆指的毛毛虫，浑身是刺，通体呈翡翠般绿色，经常攀附在枣树叶的背面，我们称它“毛辣子”，一不小心被触碰到，所碰之处立即会火辣辣地疼，少倾就会红肿起来，继而奇痒难忍。我每年都会有这样的“奇遇”，虽然有些怕它，猛一见到它时身上还会起鸡皮疙瘩，但是吃枣儿的欲望最终会战胜畏惧。
每到收获的季节，吃枣儿的渴望都会夺眶而出，如果当时能用镜子照一照，那副馋相肯定特别生动。枣子完全熟了，大人们会用一根长竹杆或长木杆，头上绑上铁钩，勾住树枝使劲上下摇晃，长熟的枣子就会像下冰雹一样霹雳啪啦四处滚落。这是我和小我两岁的弟弟奋勇表现的机会，也不怕掉落在地上的枣刺扎脚，也顾不上被“毛辣子”辣着，眼尖手快争先恐后之状，好似小鸡抢食，自以为拾捡的枣子越多，稍后接受人家馈赠时就会心安些。通常，大人们会在收枣后抓上一把、两把放进我们的衣兜，我和弟弟会心满意足地跑回家去。在那个年代，枣子对于孩子们来说无疑算是珍品，很多孩子其实不愿意看到我们来“帮忙”，一棵枣树也收不满一篮子枣儿，善过日子的家庭还会留出一部分晾晒，等到过年时当干果待客，或来年端午节包粽子用。谁家都有好几个孩子，送给我们一、两把，就意味着人家的孩子要少吃一、两把。但在黄奶奶家捡枣儿，我们会收获颇丰。黄奶奶家孩子也多，每每分一些给我俩狼仔子，孩子们终有些不舍，甚至有些微词，但黄奶奶从不受他们的影响，总用大号的搪瓷缸装得满满的倒给我们，有时我们的衣兜装不下，就撩起衣服兜着。
我和弟弟同时出场仅限于周日。父母原本都是公办教师，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并未受到太大波及，依然是光荣的“人民教师”，她带着弟弟在外地住校，只在周末才能回家和我们相聚。所以多数情况下，我都是“单兵作战”。收获甜枣儿回来，送给父亲吃，他只尝一两颗；给大我七岁的姐姐吃，她也不肯多吃。我的习惯是，先吃下较小的、破损的、泛青的，把又大又甜又漂亮的包起来，藏进米缸里，等到弟弟回来一起分享。而弟弟每次回来，也总能给我带回一份惊喜，要么是几片饼干，要么是一个白面馒头。饼干是母亲的同事给弟弟的，也许他吃的时候想到了哥哥，也许是母亲的循循善诱起了作用，总之他给我带“包儿”回来了。馒头，则是从母亲嘴里省下的。
和枣子亲密接触多了，就对什么样的枣子最甜了如指掌。又大又圆不是最甜的，浑身红遍也不是最甜的，最甜的往往是那种白得泛黄又散发着光泽的枣子。太大的水分过于充足反而稀释了糖分，太红的因为阳光照晒过度而略欠水分，只有那种泛黄或稍带点儿红皮的枣子才是最甜脆可口的，咬一下，那个甜能伴着一声脆响，渗透牙根只沁心底。
有时错过了别人家收枣的机会，企盼刮风下雨就成了我收获枣子的另一重要途径。风越大枣树便摇晃得越厉害，枣子落下的机率就越高；雨越大，枣子被雨水打落的可能性就越大。风停雨住，如果正赶上弟弟也在家，我会带上他在村里南征北战，在人家枣树下扒草丛、翻落叶，四处搜寻，不放过任何有可能落枣的隐蔽之处，每战必有所得。
有一次我带弟弟出征，期间又下起了小雨，我们不忍放弃战场，结果回家时鞋子裤子沾满泥水，衣服也淋湿了，一幅狼狈不堪的样子。姐姐有些生气，忍不住责怪道，“瞧你们那点儿出息！”当时父亲就坐在门口，手里捏着两颗我们刚捡回的枣子，目光看向屋外还在淅淅沥沥下着的小雨，一言未发。“我们家也该种棵像样儿的枣树。”姐姐似自言自语地又补了一句。我明白，姐姐所说的“像样儿的枣树”，是指能结枣儿的枣树。
其实，父亲知道我们有这种强烈愿望，也很想为我们实现这一愿望。之前，父亲很用心地移栽过几棵比手指头粗不了多少的小枣树，不是没种活，就是不肯长。有年春节过后不久，父亲被生产队派出修水利工程，工地位于山区，父亲每天利用收工后天还没完全黑下来的间隙，不顾劳累和寒冷，像猎人一样在山坡沟谷间寻找，终于在山上挖回一棵和锹把一样粗的枣树。记得栽树那天，父亲在门前自留地里最敞亮的位置选择挖坑，我自是兴奋异常，始终跟在父亲身边，他挖出一锹土，我就蹲在地上用双手将土往边上推。坑挖的有半米深时，只听父亲说“好了，可以栽了！”我就赶紧去扶起躺在一边的枣树，父亲把枣树摆正后，我就双手握紧树干让它笔立不动，然后就是填土、浇水，踩实浮土……这棵枣树不仅活了，而且当年就开出了细密的枣花儿，这让我喜出望外并充满期待。
令人遗憾的是，这棵枣树年年开花儿，年年无果儿。一直到我十五岁离开那片故土，也没见它结出枣儿来。
自从告别童年后，或者说自从离开望城岗后，我就再没吃过那么甜脆可口的枣子。尽管现在市面上的枣子更大更漂亮，却始终吃不出从前的味道，当然也不似从前那么爱吃了。
然而，儿时甜枣儿留下的情景，却日益频繁地在我脑海中回放，那其中的人和事儿，尤其让我倍感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