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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文法，1972年生人，山西稷山人氏。自号汾滨儒生，运城市作协会员。出身农耕之家，执教私立学校。生平酷爱文学，作品寥若晨星；多为零碎平凡之作，鲜有鸿篇传世巨著。耳听经济大潮激荡之声，身守孤独贫瘠纯洁之地；坚持不懈，乐耕不辍，采枣花之香蜜，书多彩之人生！ 正端着饭碗在胡同里吃晌午饭，忽见一行六七人，排头的拄着拐杖，后面几个手扶着前面的肩膀，有的戴着墨镜，有的闭着眼睛，有的干脆就只翻着眼白。他们肩背手提着包裹，一路逶迤而行，向不远处的村长家走去。停了不到半小时就出来了，村长也出来送他们，等他们走远后说：“现在电脑电视这么方便，想看什么就看什么，谁还听说书呢，连电影都没人看，给点钱让他们走算了。”一旁的女儿问我：“爸爸，他们是干什么的呀？”我说：“是县上的盲人宣传队，说得的难听点就是瞎子说书。”此时，我的脑海里不由浮现出小时候看盲人说书的情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没有电脑电视甚至连电影也不常看的时代，农村的文化生活极度缺乏。假如村里来了县上的盲人宣传队，无疑会是缓解劳累身心的一剂良药。从宣传队进村开始，我们小孩子就寸步不离跟在他们身边。看他们走路的姿势，特别是看他们的眼睛，有个别的捣蛋鬼还不时地模仿人家。但是盲人里面也有一两个眼神好使的，如果被他们发现了，就会招来训斥或是飞舞的拐杖。当时他们的晚饭主要是吃社员派饭，管饭的社员把饭菜拿来后，很多人都围在周围看他们吃。我总担心在昏黄的灯光下，他们眼睛看不见，怕把饭菜吃到鼻子里，可这样的情况始终没有发生，倒是觉得他们吃得比我们还香。偶尔有哪个不敢吃辣椒的盲人，美美地夹了一筷子放辣椒的菜吃到嘴里，马上辣得张大嘴吸溜吸溜只喝米汤，还埋怨着管饭的社员。我们都捂着嘴偷偷直乐，但都不敢出声音。 夜幕降临，全村的社员们都带着板墩杌子小凳，到大队院里看说书。男的披着衣服抽着旱烟，女的抱着娃纳着鞋底，围着说书的坐好。开始先是大队干部讲一通上纲上线的政治斗争形势，接下来才是说书表演。 一般先来一段器乐合奏，以蒲剧眉户过门为主。为了节省人员，由一人左手拍钹（手里拿一个，桌上的托里还平放一个，从上往下拍），右手敲锣，一只脚还在踏板上踩，拉动上面的绳子敲梆子，一人干三人的活，胡笛伴奏也显得单调。通常表演一些唱段，诸如《空城计》、《三对面》等，因为宣传队里没有女的，所以男盲人一会儿模仿慷慨激昂的包大人，一会儿用假声模仿娇滴滴的皇姑。人不多但是行当老全，倒也热闹无比。社员们听得津津有味（因演员都坐着唱，不是站着表演，又加上灯光昏暗，因此不需眼看，只需耳听），在渐入佳境之时，人们仿佛看到的不是胡子拉茬的老盲人，而是满腹哀怨的秦香莲。 盲人宣传队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个人。一个光头锃亮，脑袋如斗，两只眼睛瞪得圆溜溜的，而且眼珠突出，只可惜什么也看不见，鼻孔上翻，嘴大唇厚，模样好像电影《白莲花》里的叛徒马夫老侯，因此我们都叫他“老侯”。这人擅长花脸戏，堂音浑厚，只是脾气不好，他在演唱中间，如果听到旁边的婆娘叽叽咕咕，咯咯嘎嘎，或是二杆子男人高声起哄，他立马停止演出，厉声呵斥：“你们这是干什么？好，等你们吵得停了咱们再演！”果真周围鸦雀无声后，他才放开喉咙接着唱。第二个名唤“小吴”，可我发现他已是年过花甲，并不年轻。只因他体格瘦小，脸如菜碟，小眉小眼，嘴就更小，好像谁用小木棍在脸上戳了个小窟窿一样，一唱嘴还有点歪。他爱唱村里的鸡毛蒜皮的事，通过一些小事来教育人们。至今还仿佛听到他的腔调：“哎--你说咱这东家长西家短，王家庄它有一个王老三。王老三，不简单，娶了个媳妇就赛天仙。美天仙，却是坏心眼，把她的婆婆就下眼看……”还有一个绰号叫做“凹锄”，主要是额头前凸好似老寿星，但是鼻梁杆却突然塌陷下去，就像锄田用的弯锄一样，但我总觉得他长得像列宁。他有一门绝技就是板胡拉得好，除了正常的戏曲曲调以外，还会模仿人的说话声音，你从他的板胡声里好像听到了“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的说话声，真是惟妙惟肖，难辨真假。说书人在当时一直说到深夜十一二点，绝不应付差事，偷奸耍懒。 除了本县的盲人宣传队表演之外，有时还有从外地来的说书人，一般是河南的比较多。他们大多表演的是河南坠子，而且几乎都是妇女。表演时，只需一把胡琴伴奏，说书人则一手拿鼓槌敲鼓，一手拿竹板进行打击节奏，内容以《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等为主。河南腔口的说书听起来并没有语言障碍，反而觉得格外舒心，就像我们现在听的《老来难》差不多。你听：“前面说啦，小罗成胆大进入了铜网阵，谁料万箭穿了心…”这些说书的在一个地方，大概要停四五天，到走还没有把故事说完，留下了永远的“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每次这些人来了以后，村里的近民妈和集福妈对他们招待得分外热情，而且听书时也坐在最前面，听得最带劲，原来她们二位是从河南逃荒过来的，改嫁落户到我村。 最后一次听说书大概也有十来年了，那是村里过三月十八传统节日，三十六岁的年轻人，因为给父老乡亲奉献一场什么样的文化大餐，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爱好新潮的想请歌舞团表演一场，爱好戏曲的却想请说书的说一场，二者争执不下，最后只有各行其事。歌舞团在村里的舞台上吼摇滚，扭屁股，动感的音乐从巨大的立体音箱里传出来，震得山摇地动。台下的掌声，叫好声，呼哨声连成一片。而娘娘庙里的说书人，声细如蜜蜂嗡嘤，旁边只坐了几个老弱病残，显得好不可怜。 我望着盲人宣传队渐行渐远的背影，心中不由一阵感叹：虽然还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表演的机会。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就像几片即将枯萎的树叶，被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冲击得飘摇不定，逐渐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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