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6月，笔者受《管理学报》委托对徐淑英老师进行学术访谈，访谈的主题是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与理论构建。鉴于管理理论构建的重要性，在访谈的过程中徐老师提出能否组织翻译有关管理理论构建的若干经典论文。笔者记得徐老师兴奋地说了两次：“这件事情有意义，我们来做!”访谈之后，徐老师立即找来南开大学的任兵老师，我们三人一起开始策划翻译工作。任兵老师后来回忆：“接到徐老师的信，我觉得特别兴奋。因为这个想法与我脑海里想的事情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当时正值我在南开商学院工作的第一个十年关口，有很多的反省和思考，总想着是不是有些东西自己没有做好，但又不知道怎么做。但具体问题是什么，原因出在哪，似乎也不得其解。而如何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构建理论可以说是我的不解和困惑中最重要的一个，徐老师的想法无疑一下子牵动了我的神经。” 此后，我们在徐老师的建议与督促下，完成了论文挑选、遴选译者、翻译进度协调等工作，其中任兵老师承担了大部分工作量。我们所邀请到的所有译者除已取得主流所认可的管理学研究成就之外，对于管理研究的范式与理论构建也有着深刻的思考，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中国本土管理理论构建青年论坛”的创始者与核心力量。事实上，管理理论或本土管理理论的构建本身就是这一论坛的主要议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将徐老师给予的压力原封不动甚至加大力度地传递给了各位译者，任兵老师本着精益求精的精神，不断与各位译者交流沟通，以使译文不断趋于尽善尽美。诚然，今天绝大多数管理学者完全可以直接阅读英文原文，但我们希望通过对文章的挑选，传递出我们对于理论构建的问题与方法的思考;希望通过各位译者的竭诚努力，反映我们对于所选经典文章的理解;希望通过本书的出版，搭建一个管理理论构建方法交流的平台。 本文以下部分代表了笔者对书中所收录文章的思考，希望能为阅读者提供一个“问题集”。当然问题集中很可能包含“误读”“误解”或“片面引用”的情形，希望读者对此进行批判。在批判的过程中，读者自然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作者的原意。 一、管理理论构建的困惑 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毫无疑问是相关的，然而一个好的实践者并不见得是一个好的理论学者。好的实践者的评价标准是实践效果，而好的理论学者的评价标准主要是理论的创新性。 在绝大多数人都不能兼顾管理实践者与管理理论学者的目标之下，毋庸讳言，管理学者的首要目标是成为一个好的理论者。如果一切新鲜的实践都能产生新鲜的理论，一切本土实践都能产生本土管理理论，那么任何一个管理实践者也同时是管理理论学者。问题在于：从实践中抽象出理论尤其是好的理论是如此之难，以至于能够在管理思想史上留下优秀记录的学者如此之少。“好的理论构建为何如此之难，如何构建好的理论”便成为本书讨论的主题。 传统上，我们认为严谨性与切题性是应用科学所追求的双重目标。然而从本书中所选论文所持的观点来看，即使做到了严谨，也不意味着得到了一个好的理论;同样，切题也不意味着一个好理论。如果我们同时做到了严谨与切题又如何?在本书部分作者看来这也许仍然不是一个好的理论，如March早就说过，好的管理理论应当具有“美”的属性。 (一)严谨性与切题性是好理论的充分条件吗?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严谨性不是好理论的充分条件，许多学者都指出，数据不是理论，哪怕我们从中提取了最为严谨的统计关联。Sutton和Staw(1995)认为：在大多数读者看来，支持理论的证据数量和种类同理论本身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如果研究只重视严谨性，将是一个不动脑子的经验主义事例，那当然谈不上构建一个好的理论。 切题性当然也不是一个好理论的充分条件，切题意味着“有益于提高实践水平的知识”。知识涵盖的范围要大于理论，从某种程度而言，直接经验也可以称为知识。就管理而言，一部分口口相传的直接经验用于某一特定的现场对管理效能的提升可能非常有用，然而这些直接经验可能不是好的理论，甚至不能称为理论。理论尽管来源于经验，但理论并不就是经验本身。理论应当解释“为什么行为、事件、结构和想法会发生”。即使某一类经验已经如此被普遍使用，以致绝大多数人都认同其显然有助于提升实践水平，例如SWOT分析，它仍然不是一个好的科学理论，它至多只能算是一种好的技术手段。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而言，好的技术手段可能来源于好的科学解释，但并非一切好的技术手段都是好的科学理论(吕力，2011)，在科学理论与技术手段之间仍然存在诸多差别。 (二)“强大”或“有趣”的理论可能不太严谨或切题 Sutton和Staw(1995)认为，既考虑强大理论又兼顾精准测量常常只有在作假的文章中才能同时得到满足。理论围绕数据来写作，作者要非常小心地避免提及任何可能会使审稿人和编辑发现文章中有所遗漏的变量或过程。为了不暴露实证研究的漏洞，周边的和中间的过程都被排除在理论之外。即使在他们自己的写作中也会出现这种情况，Sutton和Staw(1995)说，“我们为这种故意的疏忽感到愧疚。我们甚至建议我们的研究生略去理论中没有得到很好测量的部分，并删除那些虽然很有趣但是与我们的理论观点不直接相关的数据。”按照Sutton和Staw的说法，强大的理论可能会不严谨。 Davis(1971)认为，“理论(理论学者)被认为是伟大的，并非是因为其理论是正确的，而是因为它们是有趣的。那些认真与倾力证明琐碎理论的人，会很快被遗忘;而那些粗糙却得当证明有趣理论的人，却被长久铭记”。“事实上，一个理论的正确性与其影响力很少有关联，而一个理论会不断被认为是有趣的，尽管其正确性遭到怀疑，甚至被驳斥。”按照Davis的说法，正确的理论往往无趣，而有趣的理论则有可能是不正确的。如果切题意味着“获取有益于提高实践水平的知识”，“有趣的”理论既“不正确”，当然不可能切题。 二、构建“好的”管理学理论——管理学研究的技术与艺术 管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任务是从社会现象中提取带有一定普遍性质的规律。Tsui(2012)指出，“科学过程所创造的知识较为可行，这是因为它既有理论，也有数据(实证观察)的支持。”这一判断明确指出，理论与实证是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过程，它们共同构成了管理学研究的全过程。从这一判断出发，我们立即意识到严谨性其实主要是实证检验的标准，因此很显然，只有严谨性当然不能称之为“好的理论”。既然并不是做到了严谨和切题，就是一个好的理论。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管理学研究中的严谨与切题?严谨、切题与好的理论又有怎样的关系? (一)多数社会科学研究中，严谨性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指标 从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说，后实证主义的批判实在论认为，在社会世界中，除了少数系统属于封闭系统之外，多数是开放系统。在开放系统中，各种事物本身的及事物与事物之间的机制，相互作用和干涉，从而导致一个事件的发生;有些机制虽然存在，但其作用被其他机制作用的影响抵消，而有些机制的作用则被明显表现出来，因此，社会现象之间往往不存在恒定的规律性联系，或者即使存在，也根本无法通过类似自然科学的试验将其显现出来(吕力，2015a)，这就是社会科学理论一般都达不到自然科学严谨性的原因。 从统计方法使用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尤其是管理学上的实证无论是从其抽样规模还是抽样方法上，迄今为止很少达到过普遍性的标准。任何一个有关企业管理的理论其统计总体原则上应该是全部企业，而实证检验应从全部总体中随机抽样，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普遍性，才能达到与自然科学相媲美的“科学性”，然而，除了使用二手数据进行的研究外，几乎所有问卷研究都不可能达到这一标准。 我们当然希望得出的结论越严谨越好，但社会统计永远达不到自然科学实验室操作的精度，而社会科学也不可能全面模仿自然科学的试验方法，因此普遍来看，尽管管理学研究的严谨性在“与时俱进”，论文发表对严谨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在管理学研究中，严谨性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指标：哪怕是“好的”理论，哪怕对其边界条件的限制再严格，恐怕也难以达到自然科学的严谨性。 (二)“科学”理论可能不直接指向“切题” 按照传统的说法，科学是运用某种逻辑程序从通过仔细观察和实验搜集的事实中推导出的定律和理论。既然经典意义上的“科学”就是“建立符合事实的理论”，那么科学问题就来源于旧的理论不能解释“新的事实”的矛盾，或者是各种理论对“事实”的解释不一致的矛盾。科学问题起源于人类在认识世界中产生的困难，这一困难的解决常常通过对原有理论体系的修改或提出新的理论体系来完成。 与此不同，致用是技术的目的，技术问题起源于人类在改造世界以符合人类需要的过程中实际遇到的困难。它产生于人类实际的或潜在的需要与当前条件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矛盾，也就是改造世界的实践目标与现有条件不足以达到目标的矛盾。解决问题就是想出方案，想方设法加入主观努力、技术思考和物质手段，以实现目标。因此，与科学问题不同，要解决人们在改造世界中产生的矛盾，就需要从现存的东西推理到现时还不存在的东西(如技术工具、解决方案等)，而不仅仅是对现存的东西进行解释。 如果切题意味着“获取有益于提高实践水平的知识”，虽然科学与技术高度相关，然而“科学”理论并不直接指向“切题”。企业家的创新，也很少是从管理科学中推导出来的，例如电子商务盈利模式、丰田的看板式管理方法等看起来都不像是从管理科学中推导出来的，而更像一种结合了经验、文化与灵感的混合物(吕力，2011)。从理论自身来看，一些极为重要的管理理论，其产生过程也没有遵循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的线性模型，例如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如果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理论)就更像是一个完善的“技术解决方案”。本书所收录的Kilduff和Dunn(2011)的论文也指出了管理学研究工具主义者与基础主义者在研究目的与方法上的区别，与此类似。 (三)何谓“好的”管理学理论? “牛顿三大定律是好理论”的判断不容置疑，因为它既简洁又普适。我们以前不知道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不是一个好理论，但最近广义相对论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持，它就是一个好理论。在自然科学领域，不存在“何谓好的理论”的疑惑。 自然科学要求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绝对严谨、要求在严谨的情况下尽可能简约，这些社会科学都难以做到，因此笔者试图从说明性、否定性的角度来对“好”理论进行定义：(1)好理论应尽可能“真”，意思是好的理论应该尽可能严谨。(2)好理论应提供更深层次的因果关系解释，从而有更强大的预见性，而不仅仅是“常识性”的“真”理论。(3)好理论不能太冗长，这意味着好理论不应该有太多约束条件，而应该有较高的外部效度。(4)好理论应该是比较基础的理论。在自然科学中，以“好的理论”作为基础能够得到很多有用的推论，例如力学的大多数定律都以牛顿三大定律作为基础，这在社会科学中自然难以实现，但是社会科学中的理论仍然有基础和非基础之分，好理论应该是有较强的繁衍能力的基础理论。(5)好理论应该有用，如本文前述，科学理论不同于技术解决方案，但科学与技术仍存在密切联系，尤其管理学研究最终应服务于实践，因此我们要求好理论应尽可能“切题”。(6)好的管理理论要促成一种“善治”。管理是有目的的人类活动，其目的和手段包含价值属性。徐淑英曾多次指出委托—代理人理论的问题，除了其理论假设不严谨之外，这一理论并不符合未来的进步(陈春花，2016)与我们的社会理想。当然，本书的作者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好理论”的标准，如Davis(1971)认为“有趣”是好理论的必要条件，再如March早就提出好的理论应该具有“美”的属性。本文中的说法当然只是笔者的一家之言[1]，读者更应该仔细研究本书，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丰富学术界对“好理论”的认识。 需要指出的是，“好理论”的标准不是绝对的，Weick(1995)指出，如果任何解释在“一般性、精确性和简约性”上总是存在不足，那么我们所期望最好的结果便是折中，这意味着组织领域的学者被迫在一般性、简约性和精确性之间作出权衡。好理论既与假设的提出过程有关，又与假设的检验过程有关，Sutton和Staw(1995)指出，当二者之间存在矛盾时，管理学学术期刊似乎更应偏向于理论构建。他们建议“重新平衡理论与方法之间的选择过程。人们本质上倾向于对新的、有争议的观点而非他们已经相信的观点要求更多的证据。因此，如果一个理论特别有趣的话，用来评估它是否被很好检验的标准应该有所放松，而不是更加苛求。我们必须认识到，当数据更多是说明性而非确定性的时候，研究也可以作出重要的贡献”。 (四)如何构建“好的”理论?——管理学研究的技术与艺术 如前所述，好的理论有诸多“相对”的标准，如何平衡这些标准，构建好的理论呢?Sutton 和Staw(1995)认为，“组织领域的研究者最初接受的训练主要是数据搜集技术和最新的分析工具，并没有针对理论构建进行训练。我们的博士项目也越来越倾向于跳过理论构建这一步骤，这或许是因为理论构建并不能像LISREL或者事件分析等方法那样可以一步一步地被教授。阅读主要的理论著作和写作文献回顾的文章常常被视为理论构建训练的方法，然而这样的安排并不能真正教会学生如何精巧设计概念论证”。技术是可以教授与完全掌握的，而管理学理论构建是无法完全按照某一标准进行复制的，这就是构建一个好的理论如此之难的重要原因。换言之，既要重视管理学研究中的技术及其规范，还要重视理论构建中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这是管理学研究艺术性的一面。 理论检验过程是一个对假说的检验过程，这一过程中使用的手段是试验或统计，关于数据搜集或处理的方法在很多书中都有介绍;理论构建的过程是假说的提出过程，这一过程中使用的手段是演绎与归纳。那么我们应如何进行演绎与归纳呢?本书的作者提出了一些方法：Tsang(2011)等人认为对比解释法提供了两条理论创新的途径。第一，通过设置对比，研究者会让读者清楚了解其理论主要解释了现象的哪些方面。对比同样表明了哪些方面不会被解释，并因此会对该理论有一个恰当的评价。第二，对比本身还可以识别出一些与理论所解释现象的某些方面相关的因果要素。Locke(1996)认为，基于扎根理论的归纳过程包含以下7个研究步骤：(1)对核心概念的界定;(2)对主要理论观点和(或)测量的验证;(3)其他调查者的重复性发现;(4)关于结论一般性的证据资料(如不同研究情境、任务和对象等);(5)对理论边界条件的识别(这里，边界条件的意思与调节变量相同);(6)因果机制的识别;(7)与其他理论的概念整合，尤其是当这些理论与自己的理论存在冲突或竞争的时候。 读者们如果喜欢上述方法，自然应该仔细研究领悟，但需要提醒读者的是，与理论检验的技术性手段不同，熟知并简单套用方法并不能保证我们能得到一个“好的”理论。正如Davis(1971)指出的那样，“对于那些遵循以往关于‘理论构建’现行教科书但在构建其理论时并不考虑其他标准的学者而言，将会发现其工作事实上很枯燥。他们构建的理论难以引人注意”。 Davis所说的“其他标准”就是他所称的“有趣性”，Davis在论文中提出了一些使得理论有趣的方法，但Davis(1971)本人马上说，“在努力构建有趣性指标时，我希望它尽可能系统化。但是，当我作出这个努力时，我发现——令我惊愕地——我越想使它系统化，它变得越缺乏趣味性。”这从某一侧面反映出理论构建中艺术性的一面，正是它使得理论构建充满创造性与魅力。Davis指出，对绝大多数当代社会尤其是社会学研究的共同批评是：那些研究是枯燥的，也就是说，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没有人关注。正是因为这个缺陷，使得其学科地位相对较低，吸引优秀学者的能力相对较低，引发大众甚至管理实践者的热情也相对较低。我期望，当社会科学家一旦对其学科缺陷变得更清醒时，他们将会从老的令其乏味的程序转向新的令其生机勃勃的程序(Davis，1971)。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不是一本操作手册，而是有关管理理论构建的启发性素材，它应该成为我们创新思维的导火索，而不是现成的、可直接套用的程序性工具。如果读者带着操作手册与工具用书的想法来阅读本书，一定会感到失望，不仅如此，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恐怕都找不到这样一本手册——因为理论构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艺术、创造，甚至是灵感。 社会科学研究中技术规范的不完美还体现在那些最伟大的作家与作品之中。Sutton和Staw(1995)说道：“我们想让读者思考一个问题，诸如弗洛伊德、马克思或达尔文等学者所提供的证据能否达到组织研究领域顶级期刊的经验性标准。他们的文章会被直接拒绝吗?或者他们会被给予机会经历几轮修改吗?”显然，如果过分强调技术性标准，很多原创性理论构建就会被期刊编辑直接拒绝，这是因为好的理论往往是从某一方面揭示事物的本质;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往往难以同时做到全面和深刻，一个深刻的理论可能因为不全面而在经验观察中达不到最严格的、与自然科学相媲美的“严谨性”指标。 Glaser和Strauss(1967)敏锐地观察到，现代社会学的状态突出地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绝大多数关于“社会学方法”的课程与书本对理论的“检验”太过重视，而对理论的“提出”并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更多的社会理论，而是更多有趣的社会理论。综合Sutton和Staw(1995)、Weick(1995)及Glaser 和 Strauss的说法来看，管理学研究中包括严谨性在内的技术性规范可能与理论的创造性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如果笔者们相信在社会科学中没有“坚不可摧”的理论，那么好的理论可能是偏向于“较为严谨”，或者是偏向于“较为有趣”。 在管理学研究中，只重视统计精确性可能会限制一些“好的”理论的提出，部分原因还在于“管理本身是一门艺术”，其中管理艺术大部分体现在管理者自身，我们甚至可以将卓越的管理者比喻为“管理艺术家”。管理学研究不是孤立地对物的研究，管理学研究绕不开这些“管理艺术家”，而我们怎么可能使用完全精确的统计技术手段来对这些“管理艺术家”进行研究?如果过于强调统计的技术性精确，那么可能刚好会把这些杰出的管理者或最优秀的企业漏掉，如此一来，我们的研究结论还能剩下多少有意义的内容?从极端的角度来看，一部分管理学研究甚至应该只研究“个例”。如果将管理实践比喻为“游泳”，管理学理论不应该迁就技术性规范而满足于“教会人游泳”，而应着眼于“把人培养为最优秀的游泳者”。舍弃个例或者使用不当的标准对个例进行“技术性”剪裁，这可能是为什么管理学术期刊乏人问津，而“不严谨”的管理学通俗杂志却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 理论能够带来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的启示，甚至可能是有悖常识的启示。Weick (1995)曾简明地指出，好的理论提供解释和预测，并且让人兴奋。在这一点上，好的理论与好的艺术作品高度类似：好的艺术作品揭示了现实生活某一方面的本质，并且让人兴奋。好的管理学理论应该通过更深层次的因果关系无限趋近于现实的本质，哪怕是某一方面的本质，哪怕因此而丧失了部分的严谨性。管理理论的构建是技术与艺术的折中与完美均衡。鉴于管理研究技术规范的教材相对较多，本书所选的部分文章可以视为作者对理论构建艺术性的感悟，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启迪。 三、从理论到理论体系 (一)破碎的管理学理论体系 孔茨在1961年指出，管理理论已面临一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乱局，它仍处于一个不成熟的青春期。管理理论一些早期的萌芽，如对车间一级管理所进行的有条理的分析和从一般管理理论观点出发对经验进行的深刻总结等，现在已经过于滋蔓，成为一片各种管理理论流派盘根错节的丛林。孔茨把各种管理理论分成六个主要学派，他认为管理学应该走出这个理论的丛林。 虽然我们并不一概排斥学科内部的学派之争，但我们还是希望每一个学派的体系是相对完整的。然而经过数年的发展，目前的管理学理论体系不是更明晰了，而是更加支离破碎和混乱。以领导行为研究为例，主流管理学期刊最近推出了“破坏型”“辱虐型”“道德型”“服务型”“本真型”等若干个足以吸引眼球的“新概念”，使得无论是研究者还是管理实践者甚至MBA学员都莫衷一是，其乱象在传统大学的主流学科中可谓“登峰造极”。黄光国(2013)提出当前实证研究导致理论体系支离破碎的现象。章凯(2012)以组织行为理论为例，指出了现有主流管理学领域中理论体系存在的问题。例如，某类型领导行为的研究者只探索它们有哪些可测量的维度，基本没有分析这些维度之间的关系，甚至认为没有必要研究这些维度之间的关系;近年来流行的新构念，例如心理资本、本真型领导，没有一个是内涵清晰的准确概念;除了使得学术游戏变得日益丰富之外，领导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并没有因为实证论文和新领导概念的激增而增加多少;目前很多研究仅满足于在变量之间搭建相关关系或联系，而对于支持和解释这一关系的讨论则较为肤浅。 (二)管理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吗? 组织与管理理论的研究有着从其他学科借用理论的历史，早期是从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中借用理论，建立了人际关系学派;后来，从社会学和政治学中借用概念建立了权变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最近，从生物学中借用概念，产生了群体生态理论;而人类学也成为研究组织文化的概念和思考方式的源泉。从其他学科借用理论一方面在管理学的发展史上起了重要作用，甚至有助于管理学披上合法的外衣，但另一方面管理学研究长期依赖多学科交叉的现实情况，使得管理学的发展同经济学、物理学等成熟学科相比相差甚远(高良谋，高静美，2011;刘文瑞，2007)。 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基础性理论、理论体系的欠缺不仅使得管理学很难称得上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也同样使得管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受阻。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许多管理学家都来自于其他相关学科，例如泰罗和法约尔都是工程师，而梅奥是个心理学家。在整个50年代，其实是很多相关的学者对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西蒙的学术背景是人工智能，组织理论的鼻祖是韦伯、古德纳和塞尔兹尼克。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情况有所改善，管理学家更多出自大学的管理学科之内，管理理论实现了从“外部学术化”向“内部学术化”的转变过程，此时其基础理论体系的缺失立即暴露出来，其结果就是科学实证主义的理论检验日益重要，而理论构建则相对缺乏后劲：人们过度相信实证检验能够有效地解释管理现象，解决管理中出现的现实问题(高良谋，高静美，2011)。 Agarwal等进一步指出，以上管理学发展的脉络在学术期刊中表现尤其明显，也正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学者大多出自管理学科内，他们既不熟悉那些传统的、发展较为成熟的学科(如哲学、心理学或社会学等)的历史，对于甚至包括生物学、物理学等学科在理论构建过程中取得进步的渐进历程也不甚了解，因此他们实现学科合法化的路径只是在研究方法的实证技术规范上更贴近“科学”(Agarwal和Hoetker，2007)，特别是自然科学的规范，这就使管理学者和管理学处于一种较为尴尬的境地。 (三)管理学何以存在?——从好的理论到好的理论体系 Agarwal和Hoetker(2007)认为，从较早的、发展成熟的学科借用理论有助于管理学科披上合法性的外衣，但是，这种获得合法性的方式也使得管理学将无法树立起如同成熟学科那样的学科地位。 不可否认，跨学术领域和学科的理论交叉，是产生新影响的非常普遍的方法，通过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赋予数据以意义是产生新理论的有效途径。但是，管理学在借用其他相关学科的概念的同时，也必须十分明确属于本学科之内的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和研究假设，管理学并不是各种相关理论各自为战的简单集合，而是一个试图摆脱单一视野限制的、有着崭新的研究对象及研究假设的独立学科(高良谋，高静美，2011)。 在本文看来，学科独立最重要的标志是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根据Kuhn的范式理论，这就是形成一门成熟科学的理论范式：当我们面对一个管理现实问题时，并不是漫无目标地寻求任何能够找到的理论，或者完全根据自身的直接经验来提出理论假设，而是将已有的成熟的理论体系作为参照，在此基础上修改、完善、发展以解决新的问题。社会科学中的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无疑都构建了成熟的范式，而反观管理学，当然不乏好的理论，然而这些好的理论还没有形成一个或几个相对成熟完整的体系。 总之，管理学如果只做到技术规范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有若干简洁有力的好理论;再进一步，我们不仅需要若干好的理论，还需要有好的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宣称，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否则管理学将永远只是解决管理问题的工具和手段，它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精神气质：管理尽管存在，而管理学或管理学者将不存在。 四、如何从好的理论到好的理论体系? (一)中层理论的局限性 社会学家Merton最早提出“中层理论”的概念：中层理论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的工作假设，也不是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起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而是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与之相对，传统社会学中的系统化和一般性理论被Merton称为“宏大理论”。 Merton指出，社会系统的一般理论由于远离特定类型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而难以解释所观察到的事物——中层理论涉及的是范围有限的社会现象，正像它的名称所表现的一样。Merton回顾社会学的发展经历时说，早期社会学受19世纪哲学家创立总体体系风气的影响，比如康德、黑格尔和谢林、费希特都是对事物、自然的人的全部整体认识的探索，社会学如孔德和斯宾塞的研究都富有“体系精神”，成为范围广大的哲学的一部分，他们以建立普遍的最终框架为己任。Merton对以往社会学家拥有的“体系精神”产生的效果表示明确的疑虑。但他并非完全排斥一般性的系统理论，他的本意是通过中层理论的不断累积形成一个系统化的理论体系。 主流管理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发展完全遵循了Merton的“中层理论”逻辑，管理学界希望通过中层理论的不断累积以形成一个系统化的管理理论体系，然而事与愿违，这些年发展起来的很多理论包括一些“好的理论”都成了体系化之外游离的碎片。 (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宏大理论及其意义 “中层理论”在管理学领域的实践表明，理论化体系可能不是若干中层理论堆积的结果。从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来看，某一学科的理论化体系往往在早期就已形成，这些理论体系在学科发展史上其价值一旦被认识便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学科发展中许多“好的理论”都与这些体系密切相关或者受到这些体系的启发——而不是反过来由“好的理论”堆积而成“好的理论体系”。 例如经济学中的边际学派，它在出现之初甚至算不上一个好的理论。以自然科学的严谨性技术规范来说，“人的经济理性并不准确”“经济人假设也不严谨”。然而经过数年的发展，边际理论终于成为现代经济学体系的基石，经济人假设成为主流经济学研究的通行标准假设。不仅经济学如此，社会学、法学等成熟的社会科学都有其宏大理论，这些宏大理论有的是片面的、不严谨的，然而它们却奠定了学科的基础，使得相应的学科具有了独特的视角和方法。今天，在学术界，经济学家可以宣称他只从效率的角度来考察社会问题，伦理学家可以宣称他只从道德良心的角度来考察社会问题，法学家可以宣称他只从规则的角度来考察社会问题，而管理学家则没有这种特权：他的理论被要求与社会现象严丝合缝，要能原封不动地应用于实践，他的理论如果一旦不能解决哪怕一个特例便会遭到质疑。这些都与管理学放弃宏大理论体系的研究，一味屈从于自然科学的技术规范有关。 (三)管理哲学作为管理理论体系的基石 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即哲学的研究对象只是普遍存在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三大领域中的最一般的规律，除此之外，都是具体科学。这样一种不正确的看法将哲学与社会科学完全割裂开来。具体到管理学领域，主流管理学与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存在很大的交集，甚至于到了模糊自身存在的境地，但管理学与哲学之间的交流目前却很少，甚至不为主流管理学所认可。 与此同时，经济学很早就认同经济哲学作为其分支领域的存在，不仅如此，主流的经济学甚至发展出一整套哲学框架，作为其全部理论的基石。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经济理性并不严谨，主流经济学将其全部研究建立在经济理性的基础上而没有被轻易推翻，经济哲学居功至伟。再如，法哲学在法学中地位崇高，近年来甚至有法学著名学者出版《刑法哲学》《民法哲学》等专著。社会科学中绝大多数基础性理论都体现出一种哲学思维。 具体到管理哲学，从字面意义而言，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一般性的哲学知识在管理领域中的应用;二是关于管理与管理学研究的哲学思考。笔者倾向于将后者作为管理哲学的主要内容。管理学目前已发展成为若干理论堆砌的现实迫使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管理究竟是什么?管理的实质是什么?Richardson和 Fowers(1998)指出，学者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可靠的方法来构建理论，然而却忽略了最根本、最基础的一环，那就是明晰自己构建理论所依据的哲学视角是什么，也即对那些有关人与其外部世界有关的基本问题的假设是什么;不同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层面的假设，会通往不同的研究道路。基于此，我们可以将管理哲学定义为：管理哲学是在对管理和管理学研究的最深层次的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及体系。简言之，管理哲学并不是一般哲学在管理领域的应用，而是管理学对其自身的哲学思考。由于这种思考是一种最深层次的反思，因此自然会涉及本体论、认识论等哲学范畴，而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与“中层理论”相对的“宏大理论”。但宏大理论或“本体论”“认识论”等范畴并非是强加于管理学的一套框架，而是自然反思的结果。 管理哲学同样体现管理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即管理哲学是为了解决管理学研究中的问题而出现的，它不是哲学家为了寻求哲学的发展而开辟的一个新鲜领域，而是管理学者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而回溯思考的结果。并非每一个管理学者都要进行哲学的反思，然而管理学界却不能没有管理哲学的反思。在笔者们从“好的理论”到“好的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哲学反思，并通过这些反思形成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基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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