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与西南联大

摘要：1937年秋至1939年夏，作为北大史学系教授，钱穆任教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的西南联合大学。在联大历史学系，钱穆讲授的“中国通史”课以自成体系、见解独特、感染力强而深受学生欢迎，钱穆也因之成为联大的史学名师。任教联大期间，钱穆在教学讲义的基础上，撰写完成通史著作《国史大纲》。虽然《国史大纲》的史观和内容引起当时学界的广泛争议，但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所秉持的对本国历史文化的温情和敬意立场对当时和后世学人产生了重要影响。1940年后，由于与当时史学主流学派的学术分歧不断加剧，钱穆最终选择了离开北大和西南联大。从钱穆一生的学术生涯来看，西南联大时期是钱穆前半生学术事业的高峰和转折时期。

关键词：钱穆；西南联大；教学；著述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我国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和教育家。抗战爆发前，钱穆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同时兼任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学工作。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钱穆随北大南迁长沙，任教于由北大、清华、南开合组而成的长沙临时大学，担任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1940年5月后，历史学组和社会学组分别独立成系）教授。1938年4月，临时大学西迁云南，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或联大），钱穆仍任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教授。1939年7月，钱穆离滇，回江苏苏州省亲。1940年夏，钱穆转赴四川成都，至西迁入川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教，从此再未返回西南联大。

钱穆任教西南联大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作为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的著名教授，钱穆在西南联大的教育史和学术史上，留下了突出的事迹和重要的影响。钱穆任教于西南联大时期的教学、学术活动及成就，是西南联大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钱穆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对钱穆在西南联大的教学、学术活动，虽有若干校友回忆文章和联大史论著有所涉及，但尚无较为系统的专门论述。本文试对钱穆任教西南联大时期的教学学术活动及离校原因作一论述和评析。

一、“中国通史”课程的教学名师

钱穆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时间为两个学年(1937年11月至1939年7月）。根据《长沙临时大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1937～1938年度）》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法学院各学系必修选修学程表(1937年至1938年度下学期》的记载，长沙临大时期（即1937～1938学年上学期）和西南联大蒙自分校时期（1937～1938学年下学期），钱穆在历史系（当时称为历史社会学系）所开课程为学年课程“中国通史”（也是全校各院系一年级必修课，下同）和学年课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选修课）。[1]1938～1939学年，根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1938年至1939年度）》的记载，钱穆担任历史系学年必修课程“中国通史”和学年选修课程“秦汉史”的教学工作。[2]从西南联大学程表的记载可以看出，钱穆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两个学年间，共讲授过三门课程，这就是“中国通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秦汉史”。其中，“中国通史”讲授了两个学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秦汉史”各讲授了一个学年。这三门课程实际也是钱穆战前在北大史学系所讲授的课程。[3]

在西南联大，钱穆教学上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中国通史”课程的讲授。“中国通史”是西南联大各院系必修课。在钱穆任教西南联大的两年间，联大的“中国通史”课由历史系教授钱穆和雷海宗两位教师共同承担，分为甲、乙两班讲授。关于钱穆“中国通史”课的教学情形，钱穆自己和许多联大校友后来均有回忆和记述。

1938～1939学年，钱穆平时居住在昆明城东南70余公里外的宜良城郊岩泉寺，从事著述工作。他的“中国通史”课排在周四和周六晚上的七至九时。每当周四中午，钱穆即从宜良搭乘滇越铁路火车，赶往昆明城内，为学生讲授当晚的课程。周五、周六两天，钱穆白天或者出游，或者在才盛巷宿舍接待来访者，晚上则继续授“中国通史”课（周六晚）或“秦汉史”课(周五晚），周日晨返回宜良。钱穆回忆每周四从宜良到昆明上课的情形说：“火车在中午十二时左右抵站，途经数十山洞，于下午五时后抵昆明。余课排在晚七时，及到，时间匆促，出火车站径乘人力车直奔课室。途中买蛋糕，即在人力车上食之充饥。课室中多校外旁听生，争坐满室。余需登学生课桌上踏桌而过，始得上讲台。课毕，已夜九时。”[4]当时西南联大租用昆明城大西门内的昆华中学和城外的昆华农校的校舍（两校校舍与联大自建的新校舍相邻）来办学。据联大校友李埏回忆，钱穆“中国通史”课的上课地点即安排在昆华农校主楼的一个大教室。这个教室是当时西南联大最大的一个教室，有一百多套桌椅，可坐二百多个学生。尽管如此，每当钱穆授课时，由于选课和旁听的人数众多，一张两人并用的课桌，总是三个人挤着坐。椅子坐满了，许多人便席地而坐。室内的地上坐满了，便坐到窗台上。如果连窗台也挤不上去，便倚墙而立地听讲。许多同学去听课时，手里都拿着一张报纸，为的是用以代席。这种盛况，整个学年都是如此。[5]在昆明授课的一年间，钱穆总是在上课前几分钟疾步赶到教室，唯有一次，由于火车晚点而迟到了20分钟，尽管如此，学生仍然等候，无一人离去，这种学生静候老师的现象在联大学生中是很少见的。[6]下课后，钱穆总是等答完学生提出的疑难后才离开。

钱穆的“中国通史”课之所以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在于他的讲授具有翔实的内容、独特的见解及强烈的感染力。从内容上来说，钱穆的通史课程具有完备的体系，是其多年精心准备的结果。在战前的北大时期，钱穆就以一人之力，独立承担起“中国通史”课的讲授工作。为了做好“中国通史”的教学工作，从1933年秋起，钱穆专门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精力来准备讲授纲要，“必求一本全部史实，彼此相关，上下相顾，文治武功，莫不择取历代之精要，阐其演变之相承。而尤要者，在凭各代当时人之意见，陈述有关各项之得失”。[7]经过认真思考和准备，钱穆写成了一份“上自太古，下及清末，兼罗并包，成一大体”[8]的通史讲授纲要。根据这份纲要，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授了四个学年(1933～1937)的“中国通史”课。钱穆在西南联大的“中国通史”课，即是以其战前的教案内容为基础，有所增损地来进行讲授。[9]从见解来说，钱穆的“中国通史”课，不是人云亦云地对现有观点学说进行简单重复和介绍，而是贯穿着他个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观点和看法，是其自身独立思考和研究的结果。正因为此，钱穆的“中国通史”课程见解，受到联大师生的重视，如联大历史系助教、历史学家何炳棣回忆说：“1939年秋我初抵昆明，丁学良学长即兴奋地告我，年前钱穆（宾四）先生的中国通史，尤以唐宋间经济重心之南移，甚为精彩，其《国史大纲》即将问世，不可不读。”[9]实际上，钱穆“中国通史”课的基本见解，即其随后出版的《国史大纲》一书主旨所在，集中体现为书前“引论”所阐述的观点和看法。[10]这些观点、看法虽然不无争议，但都能给学生带来启发和教益。此外，从授课特点来说，钱穆讲课时，情绪饱满，声音洪亮，逻辑严谨，趣味性浓、哲理性强，故而具有特别的吸引力。[11]此后，随着课程的展开，学生受到的教益和影响也更为深入，“从每章每节的讲授中，我们不仅具体地、活生生地看到中国历史的可敬可爱之处，而且从先生讲授时所表现的、所流露的对国史的无限深情和崇高敬意，看到了榜样，感到了更大的感染力。”[12]钱穆在讲授中，注意以爱国主义精神来教育学生，他常对学生说：“我们要用抗战的精神来读书才对得起前方抗战的将士。”[13]

钱穆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其“中国通史”课却以见解独到、自成一体而成为联大的代表性课程，众多学子受其教导而成长成才。对此，联大历史系学生、云南大学教授李埏晚年作了翔实的回忆。李埏(1914～2008)为云南路南人，1935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1936年下半年，钱穆作为北大教授，应邀到北京师范大学兼授“秦汉史”课，李埏因此得以跟随钱穆学习并得 

到钱穆的特别指导。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埏回到云南，先到云南大学借读，1938年夏，转入西南联大历史系三年级学习。新学年开始后，按照规定，李埏可以免修“中国通史”课，但为了能跟从钱穆学习，李埏仍选修了钱穆主讲的“中国通史”课，并把它作为自己着重努力的一门功课。李埏不仅认真聆听钱穆的讲授，而且课后常随侍左右，学习请教。1938年底学期结束后，李埏陪钱穆前往李埏的家乡路南，游览石林风景区。当李埏到宜良迎候钱穆时，刚一见面，钱穆即将其刚刚写完的《国史大纲》“引论”原稿交给李埏，说：“此稿于前二日写完，是我南来后最用力之作。等从石林回来，我便要送昆明《中央日报》去发表。你可在此数日内先读一读。”[14]于是李埏当夜即挑灯夜读一遍，到路南后又细诵一遍，李埏也成了读此宏文的第一人。通过诵读“引论”，李埏对中国历史相关问题的认识得到提高，学业也因此不断进步。李埏回忆说：“《引论》要旨，通史始业第一课本已讲及，但课堂上迫于进度，为时间所限，先生只能简要地讲述，我的笔记又不免有脱漏讹误，所以领会极为不足。今获睹先生手稿，口而诵，心而维，认识乃有所加深，有所加广。同时，又得随侍左右请益，许多问题乃涣然冰释，学业大进一步。”[15]1938～1939学年的第二学期，李埏继续跟随钱穆学习“中国通史”，大概一是由于诵读“引论”得到的启发，二是由于上学期听讲得到的教益，第二学期李埏及同学们受到的感染更深，对钱穆的崇敬也更高。李埏回忆说：“这学期，先生从唐代安史之乱讲起（也就是从《国史大纲》第二十七章起）。这正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当讲到庆历变政和熙丰变法何以发生、何以失败，以及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人的政见、学术、人品时；当讲到宗教文化，如禅宗、理学，及其代表人物慧能、神秀和程朱陆王等等时；当讲到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时，……我都觉得闻所未闻，有一种茅塞顿开之乐。”[16]由于听钱穆“中国通史”课和选修张荫麟“宋史”专题课得到的启发和教益，李埏决定把宋史作为自己今后学习、研究的重点领域和方向。

在课堂之外，钱穆对一些好学上进的学生，给予学术上格外的指导和帮助。李埏回忆钱穆对学生的指导时说：“先生讲课很严肃，不苟言笑；虽思如泉涌，但没有一句题外话。因此，初侍讲者常对先生有一种道貌岸然的印象，心存敬畏，不敢率尔发问。”[17]但在课后一经接谈，即感到“即之也温”，愿意多向他请教。因此，每当周五、周六的下午，常有许多学生到才盛巷钱穆的宿舍去拜谒请益。宿舍为一斗室，室内惟一榻、一桌、一椅。学生们或坐床上，或倚壁而立。一些人刚辞出，一些人又进去，常常络绎不绝。钱穆和蔼耐心地解答学生的问题，必使来者满意而后已。[18]在这些学生中，李埏是得到钱穆指导和教诲最多的学生。就在1938～1939学年寒假李埏陪钱穆游览石林返回宜良的途中，钱穆要求李埏读书治学，要通专并重，既要专精，也要博涉。钱穆教导李埏说：“治史须识大体、观大局、明大义，可以着重某一断代或某一专史，但不应密闭自封其中，不问其他。要通与专并重，以专求通，那才有大成就。……你有志治宋史，但通史也决不可忽。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那就不好，勉之勉之。”[19]即使在1939年夏离滇之后，钱穆仍对李埏的学业予以关心，通过信函方式予以鼓励和指导。在1941年1月20日致李埏、王玉哲的信中说：“埏弟有意治宋史，极佳。”同时指出：“私意治宋史必通宋儒学术；有志于国史之深造者更不当不究心先秦及宋明之儒学。”[20]要求李埏注意对先秦儒学和宋明理学进行学习、研究，以获得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入理解。1943年春，钱穆从成都到迁至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作为期一月的讲学，其时，李埏恰在浙大任教，得以继续追随左右，聆听教诲。李埏在读书之余，经常陪钱穆一起游山，钱穆对李埏说：“能从吾读书，又能从吾游山，此真吾友矣。”[21]临别时，钱穆录杜甫的《奉简高三十五使君》诗以赠，[22]表达出对李埏的赞赏期许以及两人之间深厚的师生之情。

二、经典名作《国史大纲》的撰著与争议

钱穆任教西南联大时期的重要学术工作就是撰写完成了其一生代表性著作《国史大纲》。钱穆撰写《国史大纲》缘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他为讲授“中国通史”课程所作的学术积累，二是联大文学院同事陈梦家的建议和敦促。从前一方面因素来说，经过数年来对“中国通史”课的讲授和思考，钱穆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中国通史”著作的基本框架和思想观点，同时对相关史料也作了初步的搜集整理工作，具有撰写一部系统通史著作的学术基础。从后一方面因素来说，1938年5月至7月间，文学院、法商学院作为西南联大的分校，暂设于滇南蒙自。其间，钱穆与文学院同事、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常相过从，商讨学术。一晚，陈梦家考虑到当时教科书奇缺的状况，劝钱穆为全国青年学生撰写一部中国通史教科书。钱穆初不同意，觉得困难较多。又一晚，经过陈梦家的再次劝说，钱穆决定接受陈梦家的建议，从事中国通史教科书的撰写工作。这部教科书就是《国史大纲》。多年后，钱穆回忆撰写《国史大纲》的初始动因时说：“余之有意撰写《国史大纲》，实自梦家此两夕话促成之。”[23]

钱穆撰写《国史大纲》的工作，可能从1938年七八月即开始。此时，联大蒙自分校即将结束，师生陆续迁返昆明。为了有一个清静的写作环境，钱穆决定暂居昆明东南70多公里的宜良县，这样，既利于专心写作，也便于到昆明上课。钱穆撰写《国史大纲》的基本资料，即是他战前在北大任教时所写的“中国通史”讲授提纲及搜集的相关史料。晚年的钱穆回忆说：“自在北平始授此课，先一日必作准备，写录所需史料，逐月逐年逐项加以添写，积五六厚本，及离北平藏衣箱底层夹缝中携出，至南岳蒙自又续有添写。此乃余日后拟写《史纲》所凭之唯一祖本。[24]除了这些资料外，钱穆还得宜良县立中学之助，得以借阅中学图书馆所藏的“二十五史”“十通”等书，这样，就满足了《国史大纲》写作所需的历史资料。

钱穆经过近一年的精心写作，于1939年6月暑假前完成了《国史大纲》的撰著。而在1939年3月初，钱穆即写好了全书的“引论”，并将“引论”在昆明《中央日报》上先行发表。《国史大纲》写完后，钱穆将书稿携往上海，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钱穆《国史大纲》出版后，引起当时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和争论，对此书的评价也众说纷纭。大致说来，对《国史大纲》的争论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国史大纲》所反映的历史观，二是《国史大纲》的具体内容。

关于《国史大纲》历史观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引论”上，这是争论的核心和焦点。实际上，《国史大纲》一书除了正文的46章具体内容外，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书前特别标出的“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的四点说明和长篇“引论”。而无论是说明和“引论”，其基本主旨都是主张中国国民应对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温情与敬意，反对对本国历史采取偏激的虚无主义态度。可以说，《国史大纲》的书前说明和长篇引论反映了钱穆的基本历史观，反映了钱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态度和看法。正因为此，《国史大纲》“引论”先行发表后，引起人们的极大争议。李埏当时正在联大历史系求学，他记述了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发表后在联大师生中引起的热烈讨论情况：“第二学期开学后不久，《国史大纲·引论》在昆明《中央日报》上刊布了。大西门外有一个报纸零售摊，未终朝，报纸便被联大史学系师生争购一空。一些同学未能买到，只好借来照抄。下午，同学们开始三三两两地聚集在小茶馆里或宿舍中讨论起来。此后数日，大家都在谈论这篇文章。有的谈这个问题，有的谈那个问题。据闻，教授们也议论开了，有的赞许，有的反对，有的赞成某一部分而反对别的部分，……联大自播迁南来，学术讨论之热烈以此为最。”[25]晚年的钱穆在回忆录中也对《国史大纲》“引论”发表后的争议情况作了记述：“《国史大纲》稿既成，写一引论载之报端，一时议者哄然。闻毛子水将作一文批驳。子水北大同事，为适之密友……及见余文，愤慨不已，但迄今未见其一字。”又言：“张其昀晓峰(张其昀，字晓峰，时为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兼任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引注）来昆明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晤及陈寅恪。寅恪告彼近日此间报端有一篇大文章，君必一读。晓峰问，何题。乃曰，钱某《国史大纲》引论。晓峰遂于会后来宜良，宿山中一宵，告余寅恪所言。”[26]实际上，对于钱穆《国史大纲》的历史观，除了毛准（子水）表示异议外，联大许多教师都表示反对，如闻一多就在报纸上撰文骂钱穆冥顽不灵。[27]对于这些争议和批评，钱穆本着学术讨论的基本精神，平心静气地看待，他对李埏说“一篇文章引起如此轩然大波是大佳事。若人们不屑一顾，无所可否，那就不好了。至于毁誉，我从来不问。”[28]

当然，钱穆《国史大纲》所表现的对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温情和敬意，也获得了许多人特别是青年学生的赞许，许多读者通过《国史大纲》增强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如钱穆记述说，《国史大纲》出版后，一名姓张的北大学生，“在上海得余《史纲》商务所印第一版，携返北平，闻有整书传抄者。其时尚在对日抗战中，滞留北平学人，读此书，倍增国家民族之感。”[29]

关于《国史大纲》书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学界同人也提出过批评意见或不同的看法。如陈寅恪认为，书中引文应详注出处，以便于检索；史学家缪凤林举出书中误引出处的十余处错误等。[30]同时，钱穆自己也感到,《国史大纲》由于成稿时间太仓促，书中疏漏错误之处，自所难免，他希望师友予以批评指正。1941年1月20日钱穆在致其学生李埏、王玉哲的信中即说：“‘史纲’成之太草促，然实穆积年心血所在，幸两弟常细心玩索之。遇有意见，并盼随时直告，俾可改定，渐就完密。最近一年内，拟加插地图，并增注出处及参考书要目，以后并随时增订。[31]又说：“本不愿急切成书，特以国难枨触，不自抑制耳。相知者当知此意。其中难免疎误，故望弟等亦当留心指出，可渐改正也。”[32]

总的来看，《国史大纲》尽管存在诸多争论或不足，但作为一部独特的通史著作，其特色和价值在当时即受到人们的普遍肯定。1941年，陈梦家在评价张荫麟的《中国史纲》时，对张氏《中国史纲》和钱穆《国史大纲》各自的特色作了比较，认为“钱氏的广博而多新见解，可以作中国通史的纲目看”；又说“四年以前，笔者与钱氏同在蒙自，因为看到他的上古史纲要而希望他写出一整部国史纲要，这个愿望到底达到了，对于有志史学者真是嘉惠不浅。”[33]顾颉刚也说，在当时出版的几部通史中，“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34]从今天的眼光来看，钱穆的《国史大纲》虽然脱胎于课程讲义，兼以仓促成书，在材料或考据上或有不足，但却是最具通识、最富创见的通史著作，是一部以思想、才识而取胜的著作，正因为此，《国史大纲》成为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中国通史著作之一。

三、离校缘由与始末

1939年7月初，钱穆趁学校暑假回苏州探亲，同时将《国史大纲》书稿送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抗战之初钱穆随校南迁时，老母尚在无锡老家，其妻儿则一直留在北平，直到此时钱穆返乡，全家始得以在苏州相聚。钱穆在苏州待了一年多的时间，其间，一边读书著述、一边陪伴母亲，直到1940年秋方才离家赴四川，任教于西迁成都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此后，钱穆再也未重返西南联大。那么，钱穆是如何脱离或解除与北大及西南联大的聘任关系呢？[35]

钱穆在晚年的回忆中，自言其1939年夏离滇时，即已决定接受齐鲁大学之聘，改任齐鲁大学的教职。钱穆对此回忆说：“余在昆明，临行前，（顾）颉刚来访，彼获流亡成都之山东齐鲁大学聘，任其新设国学研究所主任职。……颉刚来邀余同往。适北大历史系同学同来联大者，至是已全部毕业。余允颉刚之约。惟既拟赴苏州，须秋后始去成都。颉刚亦允之。”[36]也就是说，当1939夏钱穆离滇时，即已决定辞去西南联大的教职，不再重返联大任教。并且，其在苏州探亲时，已以齐鲁大学教员的身份，向齐鲁大学和顾颉刚写信请假一年，获得允准，这就是其晚年回忆录中说的“余通函颉刚，请假一年。颉刚复函，允薪水可照发，嘱余开始编《齐鲁学报》。”[37]那么，此时钱穆与西南联大的聘任关系是否完全解除了呢？对此，我们可通过当时钱穆的往来信函资料加以分析。

1939年8月26日（从信件内容来看，此日期应为农历日期，即公历10月8日），钱穆从苏州给李埏写信，告知自己的近况及解释未能返校的原因。其信内容如下：“埏弟如面：七月初一别，转瞬将及三月。前接弟书，欣悉近况。仆此次归里，本拟两月即出。奈家慈年高，自经变乱，体气益衰。……仆积年在平，家慈以多病不克迎养，常自疚心。前年自平径自南奔，亦未能一过故里。此次得拜膝下，既瞻老人之颜色，复虑四周之环境，实有使仆不能遽然遽去之苦。顷已向校请假一年，暂拟奉亲杜门，不再来滇。”[38]从信中的内容来看，钱穆此次回乡探亲，原本打算两月后即离乡，因母亲年老体弱，需要陪伴照顾，故而滞留。为此，他向学校请假一年，“暂拟奉亲杜门，不再来滇”。那么，此处所说的“学校”是指何校呢？是西南联大还是齐鲁大学？从文中的意思来看，应是指西南联大。在钱穆致李埏信的最后，钱穆说：“弟志力精卓，将来大可远到。去年仆往来昆明宜良间，常恨少暇未能时常见面。方期此次来滇，可以稍多接谈之机会，而事与愿违，谅弟亦深引为怅也。”[39]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当时钱穆确有返回西南联大的意愿，只是事与愿违而已。并且，钱穆向联大请假的事，在北大秘书长郑天挺的日记中也有记载。郑天挺1939年9月11日的日记写道：“诣雷伯伦，遇诸途，告以宾四下年请假事。”[40]雷伯伦即雷海宗，为联大历史系主任。郑天挺作为北大秘书长，应是先接到了钱穆的请假信函，然后告知雷海宗的。另外，按照钱穆晚年的回忆，他在离滇之前，鉴于军事地理的重要性，已答应学校下学年开设军事地理课程，讲授《读史方舆纪要》的相关内容：“校方因此盼余能在下学年开军事地理一课，为后方诸生讲授大要。余亦允之。后余决意去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此事遂已。”[41]此也可以说明，在1939年夏离滇时，钱穆并未打算从此一去不归。

1940年秋，李埏自联大历史系毕业后，与同学王玉哲一起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学习。李埏与王玉哲联名写信给钱穆，告知此消息。钱穆此时已到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教。1941年1月，钱穆给李埏、王玉哲回信，信中开头即对其离滇原因再次作了说明：“埏哲两弟英鉴：即日得读来书，获稔近况为慰。穆本无意离滇，惟老母年七十五，穆年四十六，事变前后未亲慈颜已五年。适因归里省视，而齐鲁许其在家作研究，因遂决心杜门。惟既受人惠，不当不报，本年遂来此间。”[42]

根据上述材料，可以认为，当1939年夏钱穆离滇赴苏州探亲时，确是打算不久即返回西南联大的，后来虽然因照顾母亲而延期，但从程序上仍向北大及西南联大作了请假，获得北大和西南联大的同意。而在苏州居留期间，钱穆接受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聘任和薪水，为其编《齐鲁学报》，同时撰著《〈史记〉地名考》一书作为回报。这就是其回忆录中说的“余念，获一年薪水当另有撰述以报”，[43]又说“《〈史记〉地名考》成书，乃交上海开明书店，以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名义出版。”[44]1940年，当钱穆决心返回大后方时，考虑到已经领用齐鲁大学薪水之故，因而最终赴成都齐鲁大学任教。这样，与北大及联大的聘任关系自然中止和解除。

1940年后的数年间，钱穆与北大及联大之间的关系也并未完全结束，北大曾多次劝钱穆返校而未果。1941年7月30日，赴成都公干的北大教授郑天挺、罗常培曾专门看望钱穆，劝其返校，钱穆可能对此作了允诺。由此，罗常培乐观地认为：“我想像宾四这样富感情重然诺的朋友，不久一定会回到北大来的。”[45]但此事终无结果。1945年8月，抗战胜利，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准备复员北返平、津。此时，钱穆任教于成都华西大学，并兼任四川大学的课程。根据郑天挺日记的记载，北大史学系在考虑战后的教师人选时，曾拟再请钱穆返系任教。在1945年8月31日北大史学系教授姚从吾致郑天挺的信中，专门商讨了聘请钱穆的事：“关于宾四兄事，锡予先生曾有以下的意见：宾四与北大关系甚深。他的意见我们并不完全赞同，但宾四先生究为好学深思的学者，我们自应请他回来。弟的意见：孟真兄是我们系的领袖，应当把一切话都向他说明白，期更圆满。”[46]就是说，北大教授汤用彤(锡予）、姚从吾等人认为，无论从历史渊源还是学术造诣上都应再请钱穆回北大史学系任教，但需要说服傅斯年（孟真）同意，因为傅斯年虽然只是北大史学系的兼任教授，但由于历史渊源关系，对北大史学系的办学工作有极大的影响力(不久之后，傅即任西南联大常委和北大代理校长）。但聘请钱穆回北大之事，最终并无结果。钱穆对此回忆说：“抗战胜利后，昆明盛呼北大复校，聘胡适之为校长，时适之尚留美，由傅斯年暂代，旧北大同仁不在昆明者，皆函邀赴北平，但余并未得来函邀请。”[47]从此以后，钱穆再未回北大任教，其与北大及西南联大的关系也由此结束。

四、结语：近代学术体制下名师与名校的复杂关系

钱穆任教西南联大虽然仅两年时间，但却是其学术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自1930年从苏州北上北平，任教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起，钱穆前后在北平、昆明度过了九年的教学生涯，从一名中学教师成长为大学著名教授。此后，钱穆离开了北大和西南联大，转任成都齐鲁大学、华西大学，昆明五华学院、云南大学，无锡江南大学等校教授。1949年后，钱穆离开大陆，来到香港、台湾，从事办学、教学和著述工作，成为影响深远的一代学术宗师。从钱穆的人生历程可以看出，西南联大时期是钱穆近百年人生历程的一个转折点。钱穆与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的分合有什么历史意味呢？

作为一名教师，钱穆从无锡到北平、昆明，从中学教师到北大和联大教授，意味着职业生涯的成长和发展。在抗战前的北大和抗战时期的联大，钱穆以“中国通史”等课程的讲授和对学生的悉心指导，成为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学名师，联大时期更是钱穆前半生教学生涯的高峰。此后，钱穆辗转川、滇、苏及粵、港、台等各地执教，除了在香港新亚书院创立一片新的教育天地外，再也难现其在北大和联大任教时众生景从的热烈盛况，也少有师生讲论之乐。同时，作为一名学者，钱穆从一名未受过高等教育、未经过正规学术训练的学术爱好者，以自己的著述成果打开学术界的大门，进入全国学术中心的北大任教，进而登堂入室，自立学说，成为30年代前期北平学术界的知名人物。联大时期，钱穆在多年教学和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撰写出集史学、史识、史观为一体的通史著作《国史大纲》，成为文化“保守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并因《国史大纲》的广泛影响和争议而成为毁誉集于一身的著名学者。此后，离开北大和西南联大的钱穆，与全国学术中心、学界主流渐行渐远，走上了一条特立独行、自成一家的学术发展道路。

笔者以为，钱穆与北大、西南联大的合与离，既是历史的因缘，也是个性的必然。钱穆以一名自学成才的中小学教师，得以进入北大任教，是因其学术成就得到当时胡适、傅斯年所主导的主流学界的认同和赏识，而其最终离开北大和西南联大，同样是因其学术思想与主流学界发生了分歧。正是在北大后期和联大时期，钱穆的治学重点从经学转向史学，治学方法从考据转向会通，治学目的从求真转向求用，文化态度从趋新转向“保守”，从而与胡适、傅斯年等“科学派”史学在史观、方法、价值等方面产生歧议和冲突，钱穆对以胡适为首的“科学派”史学的“文化自谴主义”和“琐碎的考订主义”提出公开批评，[48]从而难以见容于胡适学派所主导的北大史学系及主流史学界，其与北大及联大的聘任关系也在此种客观情势和主观选择之下而结束。即便如此，从教育史和学术史的角度来看，钱穆任教西南联大的两年，是其学术生涯中教学学术成就最为辉煌的岁月，西南联大促成了钱穆的经典学术创造，钱穆也以其名师风范和博学卓识为联大的通才教育和英才培养作出了特别贡献。钱穆在北大与西南联大的教学学术生涯，是近代教育史上名师与名校相互成就的生动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