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和宋词，是中国文化的两大高峰。如今，词和诗以同等重要的地位并立于文坛，但在曾经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词却因“格调低下”为主流所不齿。
词即歌词，最开始的创作意图仅限于歌唱，也就是说，词一度是音乐的附属品，而非诗那样独立的文学体裁。因为词是用来唱的，而演唱者大多又是青楼歌女，所以词以婉约为主，大多写儿女风情和离愁别绪。宋仁宗时期，天才词人柳永横空出世，他的词风华绝代，惊艳千古。正所谓“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柳永词的风靡程度可见一斑。但是，风靡归风靡，柳永词的受欢迎仅限于民间，尤其是勾栏内，仍不为主流文坛所接受，连当朝皇帝宋仁宗都认为柳永词流于艳俗，评曰：“既然想要浅斟低唱，又何必在意虚名？且去填词。”
以今人眼光看，以宋仁宗为代表的主流文坛对柳永的评价显然是偏见，但在当时，词确实主要流行于勾栏，服务于歌女，难免被冠上“格调低下”的帽子。
词得以摘到“格调低下”的帽子，主要归功于一代文豪苏东坡。苏轼一改词或莺莺燕燕、或哀怨伤感的风格，另辟蹊径，开豪放词风之先河，并写出了诸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一系列绝世名篇。
那么，苏轼又是如何凭一己之力将词从“格调低下”的误区中拯救出来的呢？答案是“以诗为词”。所谓“以诗为词”，就是用写诗的方法去写词。苏轼将诗的题材，内容，手法，风格等引入词的领域并使之扩展，不但开拓了词的境界，更重要的是提高了词的格调。婉约词主要是抒情体，为了让词在保持原有体式的同时，又能像诗一样叙事明志，苏轼开创了两种写词手法，一是加题序，二是用典故。《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题序很简单：“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内容简单，但作用却是巨大的，不仅交代了创作的时间和缘由，还奠定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主题思想，并让读者清楚地得知，苏轼思念的对象是子由，即弟弟苏辙。所以，对于整篇词作来说，这个题序是非常重用的。在行文时引用古籍中的故事或词句称为用典。典故的使用可以丰富而含蓄地表达有关的内容和思想，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而在词中大量使用典故，也是苏轼的首创，《江城子·密州出猎》便是成功典型：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上阕中，苏轼巧用孙权射虎的典故，“亲射虎，看孙郎”，寥寥六个字便以替代性手法，形象描写出太守一马当先亲身射虎的飒爽英姿。下阕中，苏轼巧用冯唐易老的典故，既写出了壮志未酬、老来难以得志的隐痛，又表达了为国效忠的渴望。苏轼之所以堪当古今第一文豪，不仅因为他才华盖世，还因为他敢于推陈出新。无论你是倾心于婉约派的细腻柔和，还是钟情于豪放派的激情澎湃，都不得不承认苏轼确实将宋朝引上了新高度。苏轼之后，词才得以与诗并驾齐驱，成为被士大夫普遍推崇的高雅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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