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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诗文遒劲豪爽、笔走龙蛇，流传后代，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历知数州，为官清正，躬耕自养，与民共甘苦，为人民干了许多好事儿，是个受人爱戴好官。但是却一贬再贬，颠沛流离，一贬黄州，二贬惠州，最终竟被流放至海南，这到底是为什么？ 一、名声太差？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十岁时，其父苏洵出外暑假游学，由母亲程氏教他念书。程氏读东汉《范滂传》，不胜慨叹。苏轼说："轼学滂的为人，母亲同意吗?"程氏说："儿能为谤，我能不为滂母?"  范谤为人刚直，疾恶如仇，他敢于抑豪强，结交太学生以打击宦官，因党锢之祸被杀，被捕时向母亲告别，其母以滂能与李膺、杜密等一起就义感到光荣。从苏东坡与妈妈的问与答，由此可见苏东坡少年时的理想，其母对他的影响是极大的。 之后苏轼任方官时，关心民事，为民伸冤，每遇灾害奋不顾身。他任开封府推官，按法公断，选择精敏，起诉无停留，公务未完结，直至深更半夜才歇息。1076年，苏东坡知徐州，八月，黄河决口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吞没了四十五县，三十万顷肥田一片汪洋，水灾汇往徐州市城外，民众出逃以避水灾。 苏东坡说："你们离开了，谁和我守城?只要我苏东坡在，绝不允许让水灾吞没城。"便下令将富人全部赶回城中。 苏东坡还冒着狂风暴雨亲到徐州军营生活，鼓励官兵们相互守城，说："城将被水灾淹没，如今凶险得很，驻兵要竭尽全力护城，我跟大伙儿一起与城共进退。"驻兵将官见苏东坡沙浆全身，不辞辛劳防汛，军官大为感动："刺史还不避水灾，大家岂可置身事外，誓当效命。"便带领驻兵筑堤以阻水灾涌进城中心。  但是，暴雨依旧很大，眼见城将被淹，苏东坡在城上指挥抢险救灾，都不入，布局官员分头堵水，历经勇敢迎战，总算挽救徐州城。苏东坡还向官府奏请，调来民夫工程建筑河堤，以防徐州城再遭水灾之祸。 另外苏东坡曾两次在杭州市做官，第一次是任杭州市通判，时新政日下，轼每因法便民，民赖以安。第二次是在十二年以后，他再到杭州市任县令，干了许多好事儿。1090年，苏东坡再到杭州市时，正逢杭州市旱灾，疫情时兴，他马上向官府上奏，规定免本地域上贡米三分之一，并调粮抗灾。又将公粮减价出售，设饭舍施粥以赈挨饿老百姓，又建医站和药局、行坊看病，被救回来的病民许多，总算阻止了疫情。 苏轼还设计了更大的开发运河系统以利民的计划，因其离任不能实行。苏轼在杭州，因有德于民，家家有其画像，饮食必，感其为民谋利之恩，又建生祠以怀念他，苏轼就是如此得人心！  二、反对变法？ 苏轼对王安石的新政不是统统反对，对其扰民的则反对，对利民的则支持，正因此，他成为新旧党争的受害者。当王安石推行新政时，苏轼上书论其不便，因而被新法附和者御史李定等所构陷，从其所写讽刺新法的诗中罗织罪名，说其"讪谤朝廷"，兴起"乌台诗案"，差点遭到杀头，后谪贬黄州。 神宗死后，哲宗继位，旧党执政，全面废止了新法。这时苏轼也被召回京，任翰林学士、侍读、龙图阁学士等官，但他对旧党尽废新法持有异见，他任地方官时亲眼看到某些新法的实施确对人民有好处，主张利于民的新法应该继续施行，从而受到旧党程颐一派的攻击，被贬出京。  苏轼与王安石政见虽不同，但两人私交甚深，在王安石下台后，两人仍有书信往来，不因政见不同而影响彼此关系。在反对王安石新法上，他与司马光是站在一起的，但当发现司马光的错误做法又对他进行批评。可见苏轼所反对的是从公事出发，而不存在个人的私见，其为人是多么光明磊落，他认为对国对民不利的便应该批评，不管他是谁，他是对事不对人。 他被贬居常州时，有一次经过金陵，这时王安石已解职在这里闲居，他往拜访王安石，两人讨论当时局势，苏轼说： "兵祸连起，屡兴大狱，这是汉、唐灭亡之兆。太祖以仁厚治天下，正是为清除这些祸患。现在朝廷连年征战，东南地区又发生了多起刑狱，你为什么不发一言。"安石说："安石只是一个外官，怎么敢言。"轼说："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本是事君的常礼。但皇上待公的是非常之礼，公对待皇上，岂能以常礼对之。"安石认为苏轼说得对，说："安石一定说。" 王安石改差役为免役，差役害大利少，免役则利多害少，司马光当政后凡是新法都废，他对免役只看到其害而看不到其利，便废免役，恢复差役，苏轼便与之力争。司马光还是坚持己见。  苏轼便将此事提到政事堂来讨论，司马光很恼火，苏轼理直气壮地说："以前韩魏公杀陕西义勇，当时你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高兴，你也不顾。你曾将那次争论详细告诉我，今日你当了宰相，为什么不许我把话说尽呢？"说得司马光也笑了，承认自己不应该发火。 苏轼为什么反对新政，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从总的方面说，王安石实行变法是当时必要的手段，整体方向是对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不少问题，苏轼看出了其中的弊病，故写了《上神宗皇帝书》，此书的内容，正如苏轼在书内所说："臣之所以欲言者三，陛下结民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 书中引古证今，说明国家成败是看人心的向背，风俗的厚薄，和纪纲的张弛，尽管其中的论述反映了苏轼的某些保守观点，但确是指出了新政存在的问题。 他曾当面批评神宗的错误是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神宗虽悚然表示"卿三言，朕当熟思之。"结果却依然故我。这三言不仅是神宗所犯的错误，也是王安石的错误，是新法失败的主要原因。  神宗执政时，宋朝积弱积贫已久，要改变这种局面，当然需要改革过去的弊政，但任何改革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正所谓欲速则不达，太急了就会翻筋斗。任何善政的实现，关键在于用得其人，改革也如此。由于当时皇帝支持改革，一些投机之徒纷纷以改革派自居，钻入改革派混水摸鱼，如蔡京等人；而实行改革，旧官僚多反对，就需要进新人，这些人虽有魄力思想敏捷，却缺乏经验，如任用吕惠卿等有才缺德的小人。何况新用的人也有不当的，加上新政推行过急，故往往出偏差。 要实行改革，必须广泛听取意见，问题是听言太广而思虑不周，不经试验，便草率作出决定，广泛推行，也会出问题。苏轼的三言也可以说是总结了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教训，可作为后世改革的借鉴。苏轼并不反对改革，而是反对错误的改革。他早对豪强兼并是不满的，曾提出了"变政易令"的主张，并针对当时的积弊，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后来他不同意司马光废除有利于民的新政，也说明了苏轼并不反对改革。  三、性格率直？ 苏轼在朝当官时间不长，在他的生涯中，总是被排挤到地方当官，而且屡次贬谪，甚至贬谪荒蛮之地，在这个时期，处于逆境的他躬耕自乐与民共甘苦，有人说这时期他是人民之友，他就以此为荣。 在这个时期，他创作许多优秀的诗词散文，成为千载传诵的杰作。也就是这个时期，他的精神得到升华，心态趋于平和。如果苏轼不屡遭贬谪，也就没有这些辉煌的词章，苏轼也不可能成为宋代最伟大的文学家。 苏轼为人是非分明，无所畏忌，即使受排挤或贬谪，也绝不附和权贵，宁愿处于穷乡僻壤躬耕自养。苏轼为官清廉，又慷慨好施，积蓄不多，贬黄州挂的团练副使是个空衔，实是削职为民，长此以往实难生活，经友人的帮助才请得城东的营防废地数十亩，自己开垦耕种。因这里地名"东坡"，苏轼便自称东坡居士。  这时，苏轼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农夫，他所想的也是一般农夫所想的。《东坡八首》里还写苏轼如何虚心向农民学习耕种技术，及其自耕自食之美。苏轼在日间耕耘，晚间就欣赏自然风景之美，自得其乐，如他写的《东坡》诗云"雨洗东坡月色新，市人行尽野人行。英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锵然曳杖声。" 意思是说：雨洗后的东坡，月色分外清新，这时四面寂静无人，只有诗人拄着拐杖漫步在石头路上，饱赏着这美好的夜景。 苏轼当官时敢于抨击害民的弊政，几经贬谪为民后，经过自己的躬耕及在民间的亲身体会，更感到当时统治的横征暴敛，穷奢极欲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因此，这时，他写的一些政治诗不只是站在人民旁边为民请命，而是站在人民中间，代表人民向统治者控诉了，他在惠州时写的《荔枝叹》便是明显的一例。  1095年，他被贬到惠州时得赏荔枝美味，忆起汉唐统治者为吃到新鲜荔枝而给人民带来无穷的骚扰和灾难，并联系当今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便以此为题借古非今进行猛烈的抨击："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奉。飞车跨山鹘梅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溅血流千载。" 意思是说：为了使杨贵妃吃到新鲜荔枝博其一笑，十里一驿站，接力运送；五里一土堡，官兵急催，送荔枝的马跑如飞，跨山越海，一路尘灰滚滚，因马跑过急，无数人跌落坑谷，死尸纵横相叠。 接着作者愤怒地写道："至今欲食林甫肉"。之后，直接联系到当朝的丁谓、蔡襄贡茶和钱惟演贡牡丹事，认为跟李林甫一样，都是为了谄媚皇上，同样给人民带来了灾难。既然人民"欲食林甫肉"，对于当时跟李林甫一样干那些劳民伤财之事的人，人民对他们的态度也是不会例外的。 那时苏轼才遭"文字狱"之祸而被贬谪，他还是这样敢于引古刺今，且指名道姓公开谴责，这显示了苏轼大无畏的精神。  苏轼一生，不论升官或贬谪，都始终爱民，故处处得到人民的爱戴。苏轼热爱人民，人民给他以无限的力量，使他即使在最困苦的处境中，也得以愉快地生活下去，从而与人民打成一片，成为人民中的一员。不管是贬谪，亦或者是流放，他都没有倒下，总是能够站起来，这就是苏轼最可贵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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