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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乐奇 
之前写了篇《文人的空间》，觉得意犹未尽，聊来个续篇吧，就叫《续说.文人的空间》。我少年时，总梦想自己有一间爬满青藤的小屋，门额上刻着：“陈寓”。老派而雅致。长大了，我却只能跟大多数人一样，栖身水泥丛林，门上傻不愣登地印刷着几个阿拉伯数字。“寓”作名词，是“住的地方”。而“公寓”，就是“很多人住的地方”。丁玲和胡也频同居，就是在南河沿的一处公寓。当时的公寓是管一日三餐的，前提是，你得交钱。这对年轻的恋人无业，自然也时不常地就无钱。公寓不是赈济所，而肚子兀自咕咕叫。幸好还有朋友。俩人就经常挽着手，一大早，瘪肚出发，走路去香山慈幼院，找沈从文谈文学。通常到时近午，正是午饭时候。刚从凤凰乡下来的沈，自然是倾其所有把好吃的食物端上来，大家边吃边聊。两点左右，吃饱了，也聊够了，告辞回城。仍然步行。一般回到公寓，已是华灯初上，而返程走了一下午，俩人依然肚瘪如初，于是，“只剩下脱鞋子的力气了”！沈从文的记载是：我本来不过是院里杂役，算是有只小小饭碗。这对年轻的恋人来一次，我就差不多得饿两天！不过，得他二人来谈一次，的确管得两天饱呢！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为了解决城镇居民的住房问题，各地都建有“公寓”，可以说是惠民一时，胜于当下的“廉租”。北洋时期，几个有枪的没事就打来打去。打赢了的，住中南海；打输了，下野，去天津当“寓公”，礼佛，听戏，讨小。看上去惬意，实里面也惊心动魄。溥仪在张园没消停几天，被日本人“劫”到东北做儿皇帝去了；而孙传芳，好好地跪在四马路的佛堂里念经呢，就被施剑翘一枪毙了命！“寓”作动词，春节期间会很频繁地见到。县城、小镇的街上，往往挂得有大字横幅：欢迎寓外乡友回家！如“礼堂”。我上小学时，乡下很穷，差不多衣不能蔽体食不能果腹。但每个大队（村）一个“宏伟”礼堂却似乎不可或缺的。传达最高指示要用，开批斗会要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艺汇演，也要用。又如“教堂”。电视、电影里，某建筑物，高尖的顶儿耸入云端，那就是教堂。但它地面上的屋子却阔大，因为所谓信徒，一旦是复数了，就是教众，而“众”之一字，至少三人以上，空间小了，不够容纳。通常教堂的人不多不少，大家捧本《圣经》，找个位置默坐，只台上的那一个，大概是牧师吧，在那里咿咿哦哦，一句也听不清，只觉得传出的声音嗡嗡的。每看到这样的镜头，总是想，这教堂的设计是不是有点问题，怎么回音这么大呢？既是布道，总得让人听得清楚啊！我们大队的礼堂，书记“松肉坨”作报告，我就句句能听清。可见什么东西，大，未必“当”。要是个小一点的空间，牧师说的，至少能听清楚！至于能不能入人心，那是另外一回事！还有个“堂”可以一说。家里的洗澡处，叫“浴室”，公共的呢，通常就叫“澡堂”。刚上大学时，一到洗澡时就别扭。一大群青春肉体，精赤条条地在同一个空间里来来去去，总是不能泰然。后来时间长了，去的次数多了，也就习惯了，觉得大家这样“坦呈相见”（是“呈”），也没什么不好。当然了，现在这些“澡堂”大多都改叫“洗浴中心”了，添加了好多洗澡之外的内容。我不能理解的是，旧时沪上，称妓院为“堂子”，这个不知所出何从。难道是要表明，那个地方很大，聚集了不少的……也许还真是。因为高级的妓女，她的营业场所不是这么叫的，通常叫“书寓”。周作人在北京曾经搬到八道湾跟鲁迅一起住，前后院，他是后院。北京少雨，书房再叫“苦雨斋”，太假，就改叫“知堂”，笔名是“启明”或“知堂老人”。“七七”后，学人纷纷南下，也劝他一起避祸。他大概舍不得北京的安逸，又觉得自己一介书生，谅无大碍，惴惴然地留了下来。他是在日本学习过的，又娶了个日本老婆，无论情感还是实务，都跟日本和日本人有千丝万缕的牵扯。日本人先是动之以情，继而诱之以利，还制造了一起针对他的枪击事件，最终把他弄下水做了“华北督学”！日本投降后，按理说他这个级别的汉奸是要掉脑袋的，但当局以他是“书生底子”，恶行并不昭著，只是让他换了个地方，到提篮桥（监狱，在上海）住去了。狱中日子难挨，他就仍然写东西，但文字乏味枯槁，已然差不多是“经注我我注经”的文抄公了，而笔名也经常换，不再是“知堂”或“知堂老人”。抗战期间，流落各地乃至海外的各路艺术家蜂拥而至陪都，有钱华侨唐瑜搭了栋“捆绑式”的房子将这些名流安置，这些趣味接近意气相投的艺术人，如吴祖光、丁聪、郁风、黄苗子、戴浩、高汾等，凑到一起经常喝酒吹牛，偶尔切磋点艺术，大概是自觉跟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等大家尚有差距，只能勉强够得上二流水平吧，相互间以“二流子”相称。一次，郭沫若去看望他们，玩笑说：这个屋子就叫二流堂吧，随即题了块匾额挂上。于是“二流堂”的名字便流传开来。堂名是郭沫若题的。但新中国激荡的岁月中，二流堂的居民却没少受罪。先是1955年肃反中，被定为反革命成员，后是1957年反右，大多数被划为右派分子，与这些人有往来的文艺小青年如田庄、陈敏凡等也被定为“二流堂小家族”。接下来文革，二流堂更是被打成“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与“俱乐部”有往来的时髦青年黄永玉也未能幸免于难。黄永玉画了只猫头鹰，不仅丑绝人寰、恶绝人寰，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被人说是“冷眼看鸡虫”——对现实不满。这个，是可忍孰不可忍啊！革命群众愤而怒把他揪出来批斗，还上了手，恶揍了他几回。这个故事说明，为自己住的地方，不光是书房，取名字一定要小心。最好还是高大上一点。现在好像这个问题要少一点，因为大家都不怎么读书了，也就不会为书房取名字惹祸。再见到“堂”字，更多的想到的是《鹿鼎记》，因为韦小宝就是天地会青木堂的堂主。“宾馆”用来接待来使。“驿馆”供来使们半道歇息。以我们民族好客好面子本性，这两种“馆”，应该都很巍峨。40年前，普罗大众背个井离个乡，要在外过夜，要么去人家里“借宿”，要么只好在招待所或旅社安顿自己。后来大概没过多少年，人们外出便住上宾馆了，还有一至五颗星来标定等级。有一次去深圳，我以前的学生，如今已是有钱老板，给我安排了个很好的酒店，五颗星，算是我一生住过的最高档的宾馆了。不过，也就一般地睡了个觉。我至今搞不清宾馆的“星星”是如何标定的。网上见过迪拜有家七星帆船酒店的图片，挺特别的。巍峨的建筑里装满了书，依我看，应该叫“图书馆”。四川广汉有“三星堆”博物馆，10多年前去看过，建筑样式奇诡，里面收藏的出土偶像，也大不类中土的土人。我逛了出来不仅有“今世何世”之问，也有去异域游了一回的感觉。“馆”的最不得意处，大概是旧时落第秀才或乡贤什么的开的私塾，一般也叫“蒙馆”，是给混沌稚子启蒙的地方。不过换个角度看，只怕也是为“馆”的至伟至大处：不管什么人，没有启蒙的一刻，又哪里有后来的高光之时呢？我的概念里，“会所”，是个只对极少数人开放的奢靡场所。尽管它在“楼堂馆所”里只能叨陪末座，但毕竟，末座它也是个“座儿”！“所”，指“地方”。比如，卫生所，看看小病的地方；厕所，方便的地方；招待所，接待“一般员”的地方；指挥所，前线发号施令的地方。另一层意思，是机关的派出、分支机构。如派出所，是公安局的；如工商财政税务所，是工商财政税务的。本来以为，“哨所”就是“放哨的地方”，从字面看，似乎也通的。但查查书，却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作为军事术语的“所”，来自于守边的机构。这些机构由高至低，依次是城，卫，关，所，哨。城，无需解释，如北京城；卫，是拱卫城的，如天津卫，威海卫；关，重要的隘口，如山海关，嘉峪关；所，方圆十里的巡防营，如石臼所；哨，岗亭，十人左右编制，是“班”的前身。我结婚时，岳父是长乐财政所所长。财政所的办公地就一间小平房，人员呢？仅两人，岳父是所长兼会计，副所长姓何，兼出纳。那时，税务归财政管，也就是说，岳父不但要敲算盘管财政一摊子，还要间接地管税务的事儿；不仅如此，那时的乡镇干部要包村、包企业，长乐的马桥村和镇基建队就分包给了岳父。常常见岳父不是去马桥村与村干部商量和处理村上的事务，就是见他领着基建队的头儿去湖北、岳阳、益阳等地拓展业务，或者，每个月或每个季度总有那么几天，在那间小小的办公“所”里，岳父总是忙着同各色人等进行财务结算。事情虽多，但岳父有时候看上去却是闲人，尤其是他扛着钓杆外出钓鱼时，谁人知道他是个大忙人呢？财政所先是有了办公楼，“所”与“楼”差距甚大，不对等。接下来是人员编制不断增加，突破10人。想不到的是，这么多人，似乎总有做不完的事。村，搞村民自治，不用包了；乡镇企业，自主经营，也不用包了。财政所的男男女女们，一个个地端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敲着键盘，看上去都是大“忙”人——嗯，个个似乎都“忙”得不亦乐乎！精简机构，精简人员，每次喊过以后，一反弹，臃肿总是随之更“肿”了。这个现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呢？还是体制顽症的固然？真搞不懂！
作者简介 陈乐奇，1962年生，湖南师大历史系毕业，1982年开始发表散文，汨罗市第一中学在职教师。图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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