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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通过“咚咚锵”网读到了我表舅孙崇涛教授所写的《戏缘》一书，不禁勾起了我青少年时期的难忘记忆。我不是研究戏曲的，平时也很少看戏曲，但《戏缘》所说的那些事儿和地方，不少是我儿时和青少年时期所亲历和去过的，它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 记得之前看过记者对白先勇先生的一次采访视频，白先生谈到自己幼年时在上海看梅兰芳先生演出昆曲《游园惊梦》的情景。当时正值抗战刚刚胜利，是梅兰芳先生蓄须明志后的首次恢复演出，上海一票难求。好在有父亲白崇禧将军的名头，白先生拿到了赠票去听梅兰芳先生的戏，从此激起了他一生对昆曲的痴迷。多年过后，白先生为了不使这一古老的中国传统艺术失传，让现代青年人也能喜爱上这一传统艺术，凭一己之力，联合了台湾和大陆两岸的戏曲艺术家，策划推出了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使该戏十几年来风靡两岸三地及海外各国。据说，从2004到目前，已经演出了近400场，还在大陆二十九所高校演出，场场爆满，吸引无数年轻人走进剧场，对优秀的传统戏曲产生浓厚的兴趣。 这件事不由得使我联想起我的表舅。表舅与白先勇先生年纪相仿，也都是从幼年起就接受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熏陶，影响到一生去追求传统戏曲的传播和研究。 在好几年前，我曾经在《剧作家》杂志上看过表舅率先连载的《家乡戏缘》，使我对这一寓学术于趣味性之中，做到雅俗共赏，通俗易懂，面向大众的表述方式，很感兴趣。看到白先勇先生的采访，我才想到他们都是为推进传统戏曲教育、研究和普及上花了很大力气的人。 除了对中国传统戏曲的爱好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兴趣就是对《红楼梦》的喜爱和研究，两人都慧眼如炬，从繁杂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中挑出最闪耀夺目的珍珠。 在《戏缘》中，表舅记述了他们那个年代真实的历史，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是中国几百年戏曲史的一段重要段落，表舅写作的宗旨，就如他本人所说，“用散文写历史，以自述表学术”（《戏缘·题记》）。“全文像讲述故事一样娓娓道来，由于是充满了感情的，因此亲切动人，富有强烈的感染力，读来让人兴趣盎然。”（上海戏剧学院张福海教授为《剧作家》杂志代撰的编者按语）而我读来却另有一种沉重的心情，因其中穿插了有关我们家母一家几代人的悲欢离合的生活遭遇。 母亲张川谷年轻照 从血缘上说，表舅的母亲和我外婆是亲姐妹，拙笔不能描述清楚姐妹倆的亲密关系，还是直接引用表舅《戏缘》原书的交代更为贴切：“在家乡，我家跟大姨母家（我的外婆家）亲似一家。1954年我家从瑞城八角桥旧宅迁出，搬到东小街跟大姨母家合住。数十年间，我们两家同在一片屋檐下，用同一台锅灶，打理一日三餐。在那儿，我经历了父母老病、双亡，弟妹成人、成家，自己两度离乡的漫长曲折的生活。大姨母是我母亲大姐，兄妹十人，排行老二，长我母亲10岁。她年轻守寡，生有独女，就是表姐张川谷（我的母亲）。去年，表姐在下放东北劳动返回北京不久，患癌症去世，年仅50。大姨母领养的独子，就是前编《小城戏缘》中写到的表兄张学海。我虽为表姐孩子的‘表舅’，却跟表姐同一血脉，故表姐视我如亲兄弟，给过我不少帮助，包括读书困难年代的资助。” 母亲还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头批学生 我跟表舅初次见面，还是我很小的时候，我随我母亲春节期间回瑞安老家省亲。虽然我还很小，但是经历的事还是记忆犹新，想想可能是因为第一次见到江南水乡感到新鲜。现在回忆起来觉得它一点都不比乌镇差。我成人后又多次回乡，已再也见不到当初看到的往昔水乡模样了，正如表舅《戏缘》所写的那样：“已经很难找到家乡旧日水镇风光了。八角桥故地面目全非。石桥、垂杨、河涧，嵌在水中央的故居老宅和环绕老宅拐出生动漩涡的‘汇头河’早已不见，被填做‘邮电路’。过往行人与车辆制作的喧阗，代替了昔日木船穿梭、碧流涓涓描画的清幽。城东70里塘河埠头，已不见粼粼水光，呈现眼前的是漂浮垃圾、臭气扑鼻的一沟污水。”令人徒增伤感。 行驶在家乡塘河里的小汽轮 那个时候，从上海到老家瑞安，好像只有水路，先是坐海轮一晚上到达温州，在舅舅张学海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再转乘温瑞塘河小汽轮，坐半日才到瑞安。那次正值寒假，表舅从他教书的平阳中学放假回家乡，一大家族聚在一起，其乐融融。 温州地区的年饭很有特色，各家轮流着请吃过年酒。有时候一家需摆出二三桌酒席。我记得我们老宅的厅堂很大，能放下三张大桌。酒桌的周边摆满各种凉菜，大家都先不动它，只吃中间的热菜。中间一大碗的热菜，吃得差不多了，就换上另一碗热菜，先后有十几道之多。吃完了热菜，开始温上老酒，凉菜下酒，边聊边喝，直至席散。我小时候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吃法情景，感到新奇的很。还有一件事，也使我记忆深刻。南方冬天寒到骨子里的冷，不像北京，屋子里没有暖气，冷得没地方躲，每晚睡前都要钻进冰冷的被窝，用脚下暖水袋一点点热气来取暖。 过完了春节，表舅要带我去他教书的平阳中学看看了。母亲乐得清闲，自然同意。于是我们甥舅两人到了渡口，搭乘渡轮横渡飞云江。在城市孩子的眼里，原来没有见过水乡，虽然小还不懂得欣赏美景，但总是感觉心情特别的愉悦。
中间的记忆有点断层了，只捡记忆比较深刻的两件事。其一是大被同眠。表舅宿舍里只有一张床，所以我俩只能抵足而卧，他睡一头，我睡另一头，盖同一床被子。儿童的兴奋状态，总是睡不踏实，半夜总能听到一种奇怪的叫声。第二天一早起床，我第一件事就是问表舅夜里山上是什么叫声，表舅答道：“狼嚎。”其二是表舅所住的中学“实践楼”，真是好风光：“一座二层洋式楼房，贴山而建，拾级而上，显得突兀而高耸。清晨，窗口最早拾取朝霞；晚间，房檐挑起半空星月。我长年枕山而卧，与松涛、竹浪、蛙声、虫鸣、泉音为伴，还时时听到鸡啼狗吠，牛嗥羊咩，乃至狼嚎。推窗眺望，可见花木扶疏，鸟雀攀枝，塔影绰约，村烟袅袅……，直如置身桃源世界。楼旁淌着一泓山泉，日夜淙淙作响......”（《戏缘》）我从“实践楼”门前的骑楼望去，一览众山小，天宽地阔，心情舒畅，很有天下舍我其谁的感觉。心想这里真是风水好地，难怪在此蜗居了17年之久的表舅，可以从那里一飞冲天，飞遍世界。在我理解中，这里并非真正的蜗居也，而是善养浩然之气的场所。各人都有其造化，白先勇有白先勇的因缘，表舅有表舅的机缘。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所伏”的道理是一致的。 我再次见到表舅是他来北京考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的时候了。他住在我家里，每日只看见他在看书写字，忙忙碌碌的。再之后，他就入住恭王府了。 说起恭王府，我也有不少的因缘，因为表舅住在其内，自己会经常去蹭饭、游园。表舅会告诉我哪里是传说中的“怡红院”，哪里是“潇湘馆”，还有《红楼梦》荣国府里的种种故事，令我无限神往。再摘录《戏缘》对恭王府的两段描写：“严禁入内的（恭王府）后花园，是我经常带领友人‘偷渡’进去参观的场所，并煞有介事地向来人转述此即‘大观园’主张的种种‘依据’，以证明本人就是现今‘贾府后人’，所住蜗居，无上体面，无比惊艳。” “每逢我面对满园荒芜、杂草丛生的这座花园废墟，还会屡屡想起钱（妙花）大姐告诉我（拍摄《红楼梦》影片）的事，脑子里浮现《红楼梦》影片中王文娟饰演的林黛玉大观园‘葬花’的绰约风姿，耳间响起她美妙的唱句：‘绕绿堤，拂柳丝，穿过花径’，‘人说道大观园四季如春，我眼中却只是一座愁城……’，不免产生物异人非之慨。”多年后，恭王府被开辟为旅游景点，人头攒动，就再也无《红楼梦》中的凄凉之美了，复又产生物异人非之慨矣。表舅搬离恭王府后，我与恭王府的缘份还没有尽，那时中国音乐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还在恭王府内，我有几位朋友在学院内教书，经常一起喝酒，夜宿恭王府，当时记得园内还有很多简易楼和教学楼，再去时已不见踪影了。
《戏缘》中曾经写到温州市委党校图书馆，我的舅舅张学海工作的地方，“我的表兄（大姨母之子）张学海，在中共温州地委党校图书馆当管理负责，一人掌管满当当一大书库。图书馆顶着‘中共’、‘党校’名号，‘文革’间没有遭到冲击，图书毫发无损的全部保存下来。不仅藏量多，而且品质也不错，新中国建立以来出版的文学作品及相关学术著作都基本齐全。它对我来说，简直是一座宝库。来党校学习的一批又一批干部，如同走马灯，很少有人有空去借阅这些图书，特别是古典文学，从购来之日起，好像从没有人动过。偌大书库，几乎成了我一人天地。每逢我去温州市走亲戚或办事，党校图书馆必去。我坐在那儿，很有‘坐拥书城’的自豪，感觉甚是良好。”（《戏缘》） 我也曾经在那个党校图书馆里待过一个暑假。那时刚刚高中毕业，考完大学之后，第一次自己一人出远门，就从北京跑到温州住在党校内，被图书馆的藏书丰富所震撼，看了一个暑假的书，多是世界名著为主。我最喜欢的是雨果小说，如《悲惨世界》《九三年》《笑面人》《巴黎圣母院》等等，被作者悲天悯人的巨大人道情怀所感染，自此明白世界之复杂，没有绝对的天使，也没有绝对的恶魔，每个人都受时代和环境的影响，美好的事物最终还是会留在人们心中，就像表舅和白先勇先生那样，都是以继承和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甘做传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工！ 在我眼里，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在哪里，我的表舅对新鲜事物总是保存一份好奇的童心，正是这份童心，促成了他的许多爱好，促成了他的坚持，促成他一路顺利地走来。 作者秦华 有一次，我带了一位年轻女性朋友去他的“宁澹轩”。这位朋友在《时尚芭莎》做事，我以为两人可能没得聊，一个搞现代时尚，一个钻故纸堆，南辕北辙，两股道上跑的车，没想到他倆一见如故，侃侃而谈不休，可见好奇的童心可以让人们跨越时空长廊，令不同年代、不同行业的人们产生共鸣。“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李贽《童心说》）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像我表舅一样，保持一颗永远的童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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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舅在“实践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