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女们”正常营业中：当直面欲望，我见证了宋朝人的花样休闲

在现代的标准下，“妓女”这一话题乍看起来有些敏感，有些直面欲望的境界，令人容易与腐化堕落相联系，一度认为此篇文章会给宋代文士的人品、德行带来不好的影响，容易让人产生质疑的想法。

我们要知道人是具有七情六欲的生物，把这些敏感话题摆在台面上讲，并不是见不得人的事，反之，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更能够见证人性的光与暗！毕竟古人也是人啊！

大家应该对天伦之乐、里仁之美、雅集之趣有所耳闻吧！这3类亲密关系大多发生在同亲人、同邻里、同好之间，而且在现实生活中比较常见。但还有一种亲密关系未能得到发展，那就是同异性的交往。

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伦理观念下，里仁之美、雅集之趣局限在同性之间，而同异性想要进一步发展成亲密关系，是将被视为大不韪的。

然而“异性相吸”的道理永远存在，从古至今仍被奉为客观规律，想要和异性交往也是人的天性。

恰恰在宋代，这种异性需求是通过“偶休”的方式来满足和实现的。“偶休”之“偶”来自歌妓、官妓、营妓、家妓、市井妓等，“偶休”之境即公私宴乐场合与市井青楼之中，而这种宋代休闲模式被后人称为“偶休之乐”。

宋代之所以出现“偶休之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1. 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为了削弱武将兵权，鼓励武官们多置歌儿舞女，将子嗣都送进去，使得这些儿女无法加入兵权与皇权的抗衡当中。
2. 为了拉拢文士阶层，宋朝一直在保护、鼓励“偶休”的发展，盛行了“歌妓制度”，因此文人士大夫也普遍参与其中，不会被社会道德所诘难。
3. 在宋代，“偶休”中的官妓通常是卖艺不卖身，所提供的仅是音乐舞蹈表演；即使是市井青楼的“偶休”也是非常正规的场合，因此宋代就形成了积极的社会风气。

客观地讲，宋代那些饱读诗书、风流儒雅的文人与那些商人、市民单纯地猎取美色是有所区别的在他们的偶休之乐中，有着更多人性的侧面与审美的内涵。当时的风俗文化及士人的心态，也可以看出宋代士人正统社会之外的另一面。

小伙伴们，接下来就跟着【荣嬷嬷】一起直面欲望，见证了宋人的“花样休闲”！废话不多说，咱们一起梦回大宋！

官妓、家妓、市井妓：“妓女们”正常营业中，见证了宋朝人的“花样”休闲！

“官妓”的工作职责是在官场的迎送 、宴饮中为大小官员提供音乐 、歌舞服务。“营妓”是政府在各军镇所设的营署“畜养”的歌妓，主要为军人服务，但也可与官员有所往来。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是官妓，还是营妓，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存在于公共场合而非私人领域。

随着“家妓”的出现，满足了文人士大夫迫切地想要将妓女私人化的欲望，他们的私生活也开始被“妓女们”不断重视，男人们的欲望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满足。

家妓与官妓相比，她们的活动环节和社会角色虽然不尽相同，但对文人士大夫的娱乐或社交活动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娱乐伙伴和“中介”。

在两宋时期，文人士大夫在日常娱乐活动中，几乎都有家妓的参与；在招待客人时，也每每以家妓歌舞娱宾。

南宋贤相李纲私藏过国带，侍妾歌僮、衣服饮食极其华丽；就连铁骨铮铮的胡绘老人，在七十七岁衰暮之年，五月刚得贵子，闰六月又纳新妾。……贾似道被柩循州，从行的姬妾竞达百余人！

总的来说，“家妓”这一特有的现象在宋代愈演愈烈，逐渐成为宋人重要的休闲方式。

你们现在肯定要问一件事：主人与家妓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接下来就让【荣嬷嬷】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主人与家妓同乐肯定会有床第之欢，但南宋文人士大夫的家妓绝非单纯满足生理需求，而是有着某种审美的高度。达官贵人经常举办各种家宴，听歌观舞、品评妙妓，从眼神到指甲、从外貌到神态、从风韵到气质无所不到。家妓在特定的范围内为专门的对象服务，更适合士大夫的富贵风流、高雅脱俗的生活情趣

经查证，南宋著名文学家姜夔、辛弃疾、张错等也都蓄养家妓，但这种“偶休”方式存在着其高雅之处。辛弃疾的家妓能演唱辛词，姜夔吹箫时家妓小红伴唱，后世流传为佳话。张糍尤以拥有家妓之多而闻名，史载“其园池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家妓侍宴时，皆能执板奏歌，唱前辈牡丹名词，并以服饰和焚香表演吸引来宾。

不过，蓄养家妓需要一定经济实力。这一种“休闲模式”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主人和家妓之间的亲密关系受到空间的限制。

在我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常常有壮游、赶考、外出做官等长期离家的时候。因此，一种新的休闲方式产生了——“市井妓”，简单来说，就是在市井青楼中，寻找知己来随时随地满足异性亲密关系。

当时许多著名的士大夫都有出入“秦楼楚馆”等烟花之地的经历，如秦观、晏几道、吴文英、姜夔、周邦彦、康与之、孙惟信、万俟勇等人也经常行迹其中。甚至辛弃疾这样以“壮怀激烈”闻名之人，也与青楼异性多有交往。如他的词“盈盈泪眼，往日青楼天样远。秋月春花，输与寻常姊妹家”。

“妓女们”给文人士大夫带来的“偶休之乐”的内涵有哪些？

• 交互异性亲密爱情

说实话，包办婚姻是以家族利益为中心的功利性行为，不仅存在于古代而现代也有，这样的一种婚姻往往以牺牲当事人的自由与精神追求为代价。

在这样的功利性婚姻之下，制造了无数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夫妻。但彼此考虑到与此相应的道德、伦理、责任、义务以及家族利益等，又使这种夫妻关系呈现出“超常”的稳定状态。然而，在这种稳定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人性缺失，比如：渴望得到爱情的满足。

而那些文人士大夫不仅仅需要婚姻上、爱情上的滋润，还需要精神世界上的满足，因此“偶休之乐”为他们走进女人的精神世界创造了良好的契机。

而辛弃疾就终其一生都与家妓交往，不得不说辛弃疾的生活方式在南宋代士大夫中还是颇具代表性的。在与歌妓（尤其是市井妓）发展亲密感时，也包含着获取感官刺激的欲望，甚至含有获得生理需要的目的，故而这种亲密关系相当复杂，往往夹杂着友情、爱情、恋情、情欲甚至肉欲等多重关系。从顺适天性的角度，满足感官和生理需要也不能不说是一种休闲。

• 获得安慰和倾诉

上面我们提到，文人士大夫长期不在家，大多数时间都在壮游、赶考、外出做官的状态。所以当时的宋人士大夫宦游在外时，通常情况下带家妓一起结伴而行，这些女子与主人们祸福与共，风雨同舟，虽然没有伦理上确实的名分，但在实际上给予主人的慰籍比妻妾更多。

此外，仕途顺利、经济富裕的文人士大夫可能仅限于在“偶休”中寻乐，而更多的落魄街头、大志未伸的文人士大夫，则需要有人给予精神上的关怀和慰藉。因此，寻找“红颜知己”，“偎红倚翠”地倾诉衷肠，成为重要的休闲需求。

例如辛弃疾“倩何人，换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其中就表达了事功受挫之人渴望从异性处得到感情安慰的诉求。大家可以看出，南宋文人们特别喜欢在歌妓身上得到精神上愉悦与安慰。

总的来说，对于南宋大批政治苦闷的文士（尤其是那些力图恢复的爱国志士）来说，“偶休之乐”对于消解苦闷、宣泄不良情绪，以保持心理的相对安宁和平静。

• 满足某种自我实现的欲望

在“偶休”之乐中，他们的灵感更容易得到调动，才华更容易得到施展，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在与官妓和私妓的交往中，辛弃疾的《贺新郎》和《永遇乐》都是家妓歌其所作之词的作品，而当时的辛弃疾自己也兴奋得击节不己。现在可以想象，身旁有美女相伴，然后吟诗作赋，岂不快哉！简直达到了人生的“高潮”！

除此之外，还有赵长卿、刘天迪、高观国、管鉴、卢祖皋等人都在历史上有过真实的记载。尤其是卢祖皋在《临江仙》中所提及：

“韩蕲王之曾孙市船招饮，女乐颇盛。夜深，出一小姬，曰小胜胜，年十二岁。独立吹笙，声调婉抑，四座叹赏。已而再拜乞词，为赋此曲。”

从《临江仙》一词中也可以看出，此时对文士来说，这是一种大展才华的自得之情。不仅如此，一些成功、得意的士人还愿意给地位低下的歌伎以真正的爱情，甚至为她们赎身。这些歌伎是幸运，而对文人士大夫也是一种快乐的人生成就，也以此达到休闲境界。

被现代人视为陋习的“偶休之乐”和“秦楼楚馆”，为何会在宋代如此受欢迎？

在现代人的眼中，“官妓制度”和“蓄养私妓”早已经是陋习，是被社会所摒弃的，其实早在我国封建制度的瓦解时期就已经消亡了。“秦楼楚馆”之类的风月之境，也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明令禁止。

虽然目前虽尚未完全绝迹，但属于非法场所，故只能在地下存在，并时刻都有被严打的命运。

那么，“偶休”之境这种早已被社会主义新型道德观所坚决摒弃的休闲方式，还有论述它的意义吗？我想你已经知道答案了，因为寻觅“偶休”之乐反映了宋代文人士大夫对个人真实性情的追求。

从当时的封建政治、礼教对文士的束缚和压抑制度这一背景看，这种休闲模式展现了一种全面、丰富的自由人格。

在这种偶休之乐中，也可以展现着宋代士大夫对个人化的生活追求，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

1. 无论是官方宴会、私人宴会，还是那些青楼之约与携妓出游，宋代士大夫与歌妓所形成的诗酒歌舞、悠游自在的娱乐休闲气氛，都鲜明地透露出私人化与私密化的性质，这种私的属性相对于庙堂公事、家国公义明显地具有展示个人真实性情的意义。
2. 他们与歌妓密切交往，流连风月，悠游诗酒，诗词遣兴，深刻地展现出以人的私意、私情为直接表现的个人真实情思，彰显出宋代士大夫丰富而又动人的感性之维，从而展示出宋代士大夫在“心忧天下”的公义公心之外的鲜明生动的感性方面的人格形象。

写在最后

宋代以后的明清阶段，封建理学和礼教对人的束缚日益增强。男女之间只能接受包办婚姻而不能自由恋爱，异性之间也不能发展任何友谊，不能有亲密的活动。男女一起出游，被视为严重违反礼教。甚至是夫妻一起出游，也会被视为异端而不能接受。例如清代吴敬梓笔下杜少卿夫妇在南京清凉山一起携手游山，“两边看的人目弦神摇，不敢仰视。”

对比之下，南宋风月之境的偶休之乐，倒是呈现出弘扬自由人格与追求自主爱情的美学意义。我们不难发现在多数的南宋词中，表现风月之境中男女情爱的作品比比皆是，而对男女私情的肯定成为其基本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