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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散文冬季版   我的小学，我的书 我是七十年代末期上的小学。 一年级时，由于村小学的校舍紧张，当时好像村里除了一到五年级各两个班外，还有初中一年级，我们一个班大约四十几个人就是在校外河边上的一个树林里上课。在一棵大树上挂块黑板，就在这块黑板上，我认识了a、o、e等汉语拼音，学会了100以内的加减法。印象中只要刮风下雨就停课，到农忙时就放假，所以我那一年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到二年级时，教室安在校外一户人家废弃的土房子里。当时的教材只有语文和算术两种，语文课本上大都标着汉语拼音，只记得这一年里我们的语文老师基本上没有上过什么课，因为我的汉语拼音学得好，课堂上基本都是我带着同学们在读课文造句子。据母亲讲我当时的小学老师大多都是高小毕业（小学），他们本身的教学水平也真心地有限，而且用得都是方言，所以那时还算聪明的我俨然就成了一个小老师。想起自己那时真是勤奋，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刮风下雨，我都是第一个到那个破破烂烂的教室。当时的课桌是底下两个泥墩支起的水泥板，地面是泥土的，打扫起来尘土飞扬。可我不管这些，总是在老师和同学到来之前就已经把一切整理得干干净净的了。因为我觉得较之一年级时连个教室没有在树林里上课幸福得多了，所以我倍加珍惜也倍加努力，一年来都是班里的第一名。 上三年级时，我们这批学生的待遇提高了。由于毕业了两个班，我们就得以搬到学校里的教室里和其他班级一样正常上课了。在三年级期间我除了完成自己的课程作业、帮母亲干农活打理家务、看弟弟外，还开始了自己的读书生活。凭着自己识得少得可怜的几个汉字，我看完了从四叔家借来的一部长篇小说——欧阳山的《三家巷》。对于小说的内容并不完全理解，甚至个别词语见几次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但里面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周炳、区桃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当时对他们的定义就是他们俩都是好人，其他两家姓陈的和姓何的大多都是坏人。现在想起自己那时看此书的经历还觉得可笑。 当时我看这书时，常遇到“夫妇”一词，课堂上没有学过这词，自己也不理解，而这个词通常还都是前面一个男人的名字，后面跟一个女人的名字，如什么陈文雄周泉夫妇、何守礼陈文娣夫妇、宋子廉陈文婷夫妇等，我当时就纳了闷了：夫者，夫子，男人呗；妇者，妇女，娘们呗（当时村里的对结了婚的女人都这么叫，谁谁家的老娘们儿）。怎么会一个男人跟着一个女人呢？不对啊！后来再看第二遍时才弄明白，“夫妇”原来就是农村人所说的“两口子”，搞得自己直骂自己愚蠢。正是因为有了我人生中第一次接触小说的这样一个小小的典故吧，后来为了不至于看小说再闹出这样的笑话，于是就缠着父亲从牙缝里给我省出一本新华字典，这才让我多认识了几个字，进而才让我有机会有能力去看更多的书。 我看的第二本小说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当时条件有限，一般人家是没有小说可看的，这本小说不是借的，而是我们家自己的。说得确切一点的话，是我不识字的母亲用来盛放鞋样的破得不能再破、无头又无尾的一本书。当时我是见到有字的东西就读的，可惜那还是竖排的繁体字本，看得我是千难万艰，直到再大一点回过头来再看时，根据对内容回味，才知道了那本书的名字。 在这一年里，我还断断续续读了爷爷珍藏的那本文言文版的《聊斋志异》。这样星星点点的看书经历，极大地丰富了我在课堂上给同伴们上课的内容。我三年级的语文老师是一个识字不多的知青家属，她既上课又带孩子还要干农活，所以语文课自然也还是大多由我来上。于是我就把自己看到小说上的内容讲给我的同学听，无形中让他也长了点“见识”，这是在其他班里没有的情况。 四五年级的时候，学习也稍微抓得紧了些，可因为我们村小学的教师都是民办教师，他们大抵家里有田，照例农忙时就放假，有时他们还会带着我们到他们自己的田里帮着劳动，我们也乐得跟着去，所以，我们也都没有能在那些对知识如饥似渴的日子里，学到多少东西。 说起我的老师的教学水平，也有一个小典故，现在想来，虽觉得得好笑，但笑过之后，也不免让人心酸。我们在学《纪念白求恩》这篇课文时，对于其中的“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我产生了疑惑。因为那时候没有学过地理，不知道“加拿大”是什么意思，就起来问老师。他是这么给我解释的：“加拿大共产党员嘛，就是比优秀共产党员还要优秀一点的共产党员。”“哦！”我当时恍然大悟：“老师，那么我们年终是不是还要评出“加拿大”三好学生呢？因为也会有比三好学生还优秀的三好学生呀？”现在想来真是啼笑皆非。有时我还会在课堂上把这个小笑话讲给我的学生们听，不是在哂笑我的老师，而是让这些孩子们认识到他们生在当下是何其幸运，应该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资源。 记得在上五年级期间，我不仅担任了我自己所在班级里的语文教学任务，晚上，校长还安排我代一个扫盲班。扫盲班又叫识字班，班里的都是村里七大姑八大姨们，她们大字不识，无法跟得上当前的社会形势——推广科学种田养植（我只依稀记得有什么间作套种、退耕还林等）。所以晚上那些还算求上进的农妇们，有的带着孩子，有的带着针线，三五成群地都涌进了扫盲班上课。那时农村里还没有电，照明用的都是自家带的小煤油灯。到上课的时间了，她们还是边忙着手里的活计边东家长西家短的叨叨着。 “大家安静了！现在开始上课！”我站在讲台上踮着脚用板擦敲打讲台。台下有人叫起来：“上课了？怎么不见老师来呢，你一个丫头片子在那上面吼什么？”当时十一岁的我在讲台上还只能露出个大脑袋：“婶婶，怎么没有老师，我就是你们的老师，这节课由我来上，大家拿出课本来跟我读。”这阵势对我来说太小菜了，我二年级就给学生上课，那帮农村的野孩子当然要比这伙儿大娘婶婶们厉害多了。一节课下来，她们都称真是奇了怪了。 “他婶呀，那谁家的大丫头咋自己还小学没毕业就当起老师来了呢？” “不过，这丫头还真厉害，懂得比大人都多！” “耧耙、扫把、扬场锨，筛子、簸箕和扁担，菠菜、韭菜、藕，黄瓜、葱、地蛋，队队有菜园，社员很方便……”就扫盲课本上的那几句话，我是背得滚瓜烂熟。为了能让自己的课上得更精彩些，我拼命地四处借书看。 当时的教材内容少而单一，而课外书在那时的农村是没有的。好在我有一个有学问的爷爷，我除了能从他那儿听到故事外，还可以从他的书架上“借”书看。爷爷严厉得很，他的书是从不外借的，当然我是用非常手段“借”来的。 我那时找的大多是农村大妈们能喜欢的东西。有爷爷剪报上的《小二黑结婚》、《山猫嘴说媒》、《老二黑离婚》等。记得有一个故事叫做《王魁休妻》的，我在夜校的扫盲课堂上一讲，大妈们极感兴趣，对文中的焦桂英充满了同情和敬畏。而这个故事得来的途径呢，现在自己想来还觉得有点心酸： 由于我学习成绩一直很突出，爸爸就把他当“先进工作者”得来的伟大奖品——一部半导体收音机——送给了我，尽管爸爸十分喜爱这个收音机（他可以在工作之余用它来听音乐，来消除对家中妻儿老小的思念），可是为了表示对自己大女儿的疼爱，他还是把它留在了家里，说得准确点就是留给了我。而那焦桂英的故事，正是我在帮妈妈用干柴草烧一大锅猪食的无聊间隙里，从这部半导体收音机里听来的川剧广播剧。那时的节目毫无选择，逮什么听什么。不过这个剧情还是深深打动了我，以致于把大锅都给烧糊了，还挨了母亲的一顿打。之后，我就拿起笔把自己听到的故事用自己的话记录在练习本上，于是就有了在扫盲班上大妈们称我会“说书”这一说。而我自己同班同学对这些是不感兴趣的，于是我就又拼命看一些在白天的课堂上能拿得出手的故事。 在这期间，我疯狂地读了《封神演义》、《说岳全傅》、《兴唐傅》、《明英烈》、《三侠五义》等书。记得有一次我看书极为入神了，还差点引得家里发生火灾。 那天傍晚，母亲让我在灶间用铝锅烧水煮稀饭，我把锅坐在灶上，忘记了添水，就开始烧起来。我是不肯让这么大好的空闲时间溜走的，于是就拿起《隋唐演义》边看边往灶膛里加柴，不知不觉我就被里面的皂袍大将尉迟恭日抢三关、夜夺八寨、飞马跃城楼的情节深深的吸引了。过了很长时间母亲觉得灶间烟雾弥漫，就问我怎么锅还没有开，我沉浸在故事里，没有吱声，她觉得不对劲儿，就来到灶间里看，不得了啦：铝锅底被烧得红红得鼓起来了，灶膛里柴草加的太多，火苗都窜到了灶间的顶棚上了。顶棚上也堆满了干柴草，而且已开始有火苗蹦跳了。母亲一把把我拎出去，拼命地从水缸里舀了数瓢水泼在火上，这才阻止了一场悲剧的发生。我把好好的一个铝锅烧坏了，还吓得母亲哇哇大哭，免不了，我又挨了一顿苦打。所以这书里得之不易的情节，我到死都不会忘记。 第二天上课时，我就把自己看到的尉迟恭抢三关的故事，学着用我一个会说书的表姑父的腔调，拿黑板擦把讲桌当作鱼鼓敲击着唱道：“话说尉迟恭他骑得这匹白龙马啊，它能窜山，能跳涧，日行千里还嫌慢呐，它是日行千里的白龙马啊，日行千里的白马龙……嘣嘣嘣……”直把我的同学听得个个伸颈、侧目、大笑、叫绝。 我的小学生活，没有什么沧海桑田的拥有，它只是我人生开始的一小段路程。在这五年的旅程中，是书香在我生命的每一页轻轻摇曳，给我黑白的童年点染了些许色彩。感谢书香，是它让我儿时的生活、儿时的游戏、儿时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地在记忆里明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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