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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大约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人们在使用中逐渐意识到文字书写所具有的美感，并进而对书写有意识地加以控制，这便是书法的诞生。 中国人对文字书写的艺术性很早便加以了关注，但最早的记录，是东汉赵壹的《非草书》[1]。从那时以来，留下了大量关于书法的文献，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对书法内涵的阐述。到唐代，这些阐述已经汇集成一个颇具规模的意义体系。唐代以后，其内容还在不断增添，直到清代后期，这个体系还有重要的扩展，如刘熙载对“书如其人”的陈述[2] 综合历代论述，人们认为中国书法既能表现作者创作时的情绪，又能表现作者的气质、性格、修养、命运和道德情操，还能表现一个时代的兴衰，以及自然规律和一般哲理。这样复杂的表现内涵，几乎包括了人们所能设想的一切内容。 这里所说的“表现”，与“expression”一词的涵义不同。“expression”主要指“情感的表现”，而汉语中“表现”的内涵远远超出这个范围。西方当代学术中“expression”的涵义已有所扩大，它把“意义”、“象征”等“表现性术语”所包含的内容都纳入“expression”的义界。汉语中的“表现”与西方当代学术中的“expression”有某种相似之处。——当然，这是就它们内涵的广泛性而言，各自的具体内容仍然有很大的区别。 人们在陈述中国书法的表现内涵时，通常未经过充分的证明。今天，人们已经无法坦然接受这全部的内容。其中一部分内容，如时代特征、人的命运等，人们未置可否，将信将疑；还有一部分内容，人们仍然在不断地体验和追寻，如作者的情绪、气质、性格、修养等，这一部分内容始终是支持书法创作和鉴赏的重要的心理支点。 对书法表现问题的研究成为深入认识中国书法的关键之一。这个问题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各种表现内容被陈述、被接受的客观过程；二，各种表现内容被陈述、被接受时行为主体的心理过程，它与有关内涵发生及接受的深层机制密切相关。 第一个方面，主要是文献的清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线索；第二个方面，虽然只是就书法中的问题而言，但它牵涉到中国文化中意义系统的形成，即中国文化如何赋予事物以意义，它们又如何被组织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 后一方面研究的进展，使我们能够就下述有关问题作出陈述。 为书法寻求丰富涵义的动机。中国人对语言持有一种观念：“言不尽意”。人们认为语言无法详尽、准确地表述与事物接触时的所有感觉，因此致力于在语言之外发展帮助表达的符号系统。“易象”即为一个这样的符号系统；中国书法是另一个符号系统，它利用的是汉字的视觉形式。汉字的视觉形式虽然为表达语义所必需，但表达语义时对汉字视觉形式的要求非常简单：只要能准确地辨识即可；然而书法却利用了汉字视觉形式一切可能产生的变化（各种字体——篆、隶、草、行、楷，各种风格，以及一个人书写中出现的所有形式）。由于发展这种符号系统的目的即为表达语言所难以表达的涵义，涵义的扩展自然成为书法发展中的重要现象。——就人们的阐述而言，“易象”的涵义与“书法”的涵义一样，无所不包容，但就实际接受而言，人们认为“易象”所表现的主要是一般哲理，“书法”所表现的主要是情感[3]。 日常书写为涵义的扩展所提供的可能性。各民族文字的美化书写都远离日常生活中的书写，从而成为一种特殊的技艺，但中国书法在这一点上与其他民族走的是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它把日常书写作为自己存在的最重要的基点。中国传统认为，一个人随意写下的字迹便能反映他的情绪、性格、气质和命运。日常书写中的细节是永远不可能重复的，因此它带来形式构成上无穷无尽的变化，同时也只有这种随机产生的结构上的变化，才有可能与人们情绪、性格、气质上千差万别的差异获得某种对应关系。中华民族决心为语言寻找帮助表达的符号时，明智地选择了汉语日常书写的视觉形式。没有这样一种形式上的支持，中国书法绝不可能获得那么丰富的内涵。 此外，把日常书写作为书法生存的基点，使所有使用汉字的人们都介入了书法活动，它对书法的发展，以及中华民族视觉经验和精神生活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4]。 阐述书法表现内涵时特殊的逻辑结构。由于日常书写成为中国书法形式构成最重要的来源（唐代以前一直如此，唐代以来情况有所改变，但书法发生时期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书法的许多基本性质），使用汉字即意味着介入书法活动，因此书法涵义的所有阐释者首先是书法活动的参与者。这种双重的身份，使所有阐述可以以参与者的体验作为理解的基础，而不必以逻辑论证作为涵义成立的必要条件。一种内涵，如人们还不能理解，这时他不会诉诸推理、证明，而是去加强自己的训练和体验，以求找到感受这一内涵的道路。人们对书法中涵义的陈述从不提出证明的要求，书法中涵义陈述的逻辑结构因此而异常松散。这种情况使新的涵义进入意义系统时十分方便。它成为书法中涵义不断扩展的有力支点[5]。 意义系统的稳定性。中国书法中不断累积的涵义逐渐形成了一个意义系统。由于书法的抽象性质，人们深入书法时，不能不以这个意义系统作为展开精神活动的支点。离开这个意义系统的帮助，任何人都不可能从书法中读出那么丰富的涵义。在中国书法中，对意义系统的把握与对书法的鉴赏力息息相关。 这个意义系统是在漫长的时间里，由整个民族协力完成的。一个人开始使用汉字，便同时受到这一意义系统的引导和制约。个人即使对其中某些内容持有异议，也绝不可能影响到这个系统的存在与扩展。书法中的意义系统由此而获得异常稳定的性质[6]。 以上对书法中表现与涵义问题的思考，不仅涉及到书法的性质、书法的鉴赏与批评，也为我们认识中国文化中事物内涵发生与接受的一般规律铺平了道路。 1998年1月1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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