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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作家】李彦良|讲小时候的故事

 新锐散文 2020-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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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良讲

小时候的故事 

作者:l李彦良


(十八)做针线

小时候,我有一个宝匣,是一个约八寸长,四寸宽和高,外面全都画有花草,涂着漆的木板匣子。盖子是插进去的,不懂插法,是盖不住,也开不了的。因为是梧桐木做的,所以显得很轻巧,搬动十分方便。没有上学前,里面放些碎布头、小剪刀、花红线、顶针、针葫芦什么的,是我学做针线活的工具箱。对于学针线活,我是先学会了用剪剪,而后才学习用针缝的。之前,是计明舅舅教我画八宝葫芦,有单数的,有双数的,觉得很好玩,直到现在我还可以一笔成画。

同时还学折纸,我和贵娥姨一起折,不只学会了折叠衣服、裤子、小船、燕子,还学会了折叠夹套。夹套是用作夹放鞋样、底样、花样的,大些的还可以放花红线什么的。大的套中的,中的套小的,既方便,又美观。如果再在折面上涂上颜色,就是一件绝美的手工工艺品。因为学折纸,就少不了用剪子,所以就先会了用剪刀剪个猫和蝴蝶以及花瓣什么的。那点小技巧虽然至今也没有忘掉,但也没有什么长进。倒是因为学会了用剪子,就乱剪,结果剪坏了好几样不该剪的东西。

一是把一件爹从估衣市场上买回来的毛线衣大卸八块了,理由是看见家里人谁穿也有些大,以为可以剪开重新缝到一起的,结果最终成了一堆弯弯曲曲的短线头。那一堆没有用处的驼色的毛线头,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凝成了我小时候记忆中悔恨自己无知的痛,也成了我一辈子不喜欢编织毛线衣裤的缘由。

我还把一块旧毛皮也剪坏了。那块毛皮,本来是很珍贵的。听爹说,是我周岁那年他带我回老家,一位本家的族爷爷看见我聪颖可人,特意送我的斗篷里料。虽然已经旧得露出了皮子,但它遇水不湿。在我小时候的冬天,一直披着那个旧斗篷御寒。想不到,当我会用剪子后,就自作主张,把它当布料剪开了。等爹回到家,一切都为时已晚,真是可惜。爹说:“别人给的东西,即使不能够用了,也不能毁坏了。那是恩情,得还报。”爹的话,刻在了我的记忆里。遗憾的是,在后来的岁月里,爹和我都没有再回老家生活过,对那位族爷爷的恩情,也就没有了还报的机缘。

我不只剪坏了毛衣和毛皮,还剪坏了一双毡鞋。听爹说,他有一位本家的叔叔是毡匠,手艺超群,家业富有,他的毡作坊就开设在东冶头。东冶头自古以来交通便利,五天一集,好交易。在日本人进中国之前,那作坊的规模已经在山西中部小有名气啦。雇有专门的骡马驮队往阳泉火车站送货,单毡帽和毡靴就可以装几节车皮,专门往东北发。有这么一位本家叔父如此有本事,也是爹爹来东冶头闯天下的最初诱因。

爹来了之后就给他那位本家叔叔当小伙计,毡作坊规矩森严,只供吃住不挣工资。没有想到日本人一到东冶头,遭殃的首先是外村人,偌大的毡作坊,被日本人洗劫了。那位爷爷也只好远走他乡了,投亲无靠的爹爹也就流落在了东冶头,凭苦力给地主家扛长工了。那双毡鞋是他那位本家叔叔作坊的产品,也是他那位本家叔叔离开东冶头时留给爹爹的纪念品。虽然不新了,但也不很旧。毡鞋由好几层白色的毡片合成却找不见缝口,精美而厚实,即使在大冬天,爹也舍不得穿。

我看见爹也不穿,就把它用剪刀剪开,剪成鞋底样子,垫在袜子底下了。当收工回家的爹看见了我剪好的大大小小的毡毛鞋垫时,听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妮呀,俺孩痒痒得那双手什么也敢剪”。我看出他不高兴了。自此,我再不敢想剪什么就剪什么了。至于毡鞋的来历是爹在我懂事后才给我讲的。我懂事后盘算,自己小时候的那一剪,大概剪断了爹对他那位创业有成但又被日本人欺侮走的叔叔的念想,实在是不应该。

不敢用剪刀乱剪了,就学习做针线活,做针线,是那时候女童的必修课。心灵手巧的妈妈就是我的老师。

我学的第一项针线活是给外公纳鞋帮。鞋帮是用外婆自己织的粗布做的,织粗布的线是外婆用陀螺自己捻的,捻线的棉花是爹种的。妈要把白布染黑,就先让我去住在后街开染坊的廉家舀些大瓮里的黑染料回来,她自己染。廉家很慷慨,总是有求必应。当我把要的颜色说明后,当家的老太爷和老太太总是说:“你妈也是的,把布拿下来,捎带就染好了。值得让你再跑路。”而后,我小心翼翼地把黑染料提回去,妈就在火上煮着染,为的是不落色。

染好后晾干,就开始做鞋帮了。鞋帮面的纹路比较粗,针脚在上面容易辨认。先学的方法叫“遍纳”,就是纳遍的意思,但第二行的针眼必须在第一行的两个针眼的中间。等纳遍后看,左右横顺是都成行的。本来很简单,但我就是学不会。一会就纳乱了。妈说:“怎么俺妮这么笨?”我说:“妈,俺不笨,俺还没有长大呢!”纳不了一会就玩去了。

妈又教我纳袜底。那时候人们穿的袜子是要上袜底的,为的是耐穿。袜底一般是白色的,也是纳鞋帮一样的纳法。因为袜底比鞋帮宽,我的手小,拿不住,纳不了一阵子,就把硬硬的、展展的袜底团软了。纳不了几下,妈就得再整理。妈说:“俺妮不是在纳袜底,是在团蛋蛋。”我说:“团住了,再展开,不就行啦?”妈说:“针线是要脸面的,咋能够团住,再展开?”我不耐烦了,就又和小朋友打籽去了。

妈又教我往鞋帮上绣花。花样是用麻边纸剪好后贴上去的,然后用花色线把纸样覆盖住,虽然针脚大些,但得特别细致,才能够做好。我照样是做不了几下,就把花样搓烂了。妈说:“看来,俺妮还真不是做针线活的料,你就算了吧。”妈是怕我把花样搞坏,我偏不听她的,就先用铅笔把花样描画到鞋面上,再绣。结果成功了。妈看我做好了,就在人前夸我:“这是俺妮绣的花。”别人再说几句中听的话,我心里别说有多高兴了。

妈还教我往红兜肚上绣领口,在红兜肚周围吊狗牙儿,缝裤子,补补丁。缝新的,好做。补旧的就难了。不过,补几次,也就会了。只不过是在质量方面总达不到妈妈的要求。我最擅长的是用同色的线织衣裤上破了的小洞,土话叫“织窟窿”。虽然做的不非常的精致,但还可以。直到工作后,还常常帮助别人织窟窿。织窟窿的挑线技术也是妈教的,她说:“女孩子就得会做针线活,不然,人会笑话的。”

在我的小时候,妈总希望我耐心地跟她学做针线活,但我的贪玩和任性总做得不细致,不精美,也总达不到妈妈的要求。上学之后就更不耐烦做针线活了。后来放置做针线用具的宝匣也就变成了我存放纸墨笔砚的文具盒了。直到长大了也没有把妈做针线的手艺继承下来。因此自己总觉得我这个独生女背叛了精于针线活的妈。

(十九)走四方

大约在我刚上学的那年秋天的一个傍晚,看见在吃饭场的大石臼旁边围着一群人,女人和孩子多。我也跑去看,见是一个卖颜料和花红线的货郎担,那个长着长胡子的老爷爷,正在推销他的货物。只见他用一个极小极小的勺子铲了极少极少的一点点颜料,在一个又浅又小的碟子里用水一泻,各种颜色都出来了。我好奇地用心看着,左邻右舍的女人和孩子们忙着购买。忙过一阵后,那个挑担的货郎爷爷对我说:“小闺女,咋你不买?”我想我家有花红线,不需要买颜色染,也不想回答他,就跑走了。

就在我扭头跑走的时候,只听他对周围的人说:“那闺女可是一个走四方的人,让她回来我看看她的手……”一听说要看我的手,吓得我一溜烟跑回了家。我回家后把那个挑货郎担的爷爷说的话告诉了妈,并且问妈“什么是走四方?”妈说:“他才是走四方的人哩,俺孩要守着妈,不出远门。”从那时起,我知道了走四方,就是出远门。

等爹在地里做活回来,妈把那个挑货郎担的人说的话告诉了爹。爹说:“走四方有什么不好?敢走四方的人才是有出息,说不定俺孩长大了还要上太原,进北京,出国呢!那个挑货郎担的人说不定是个相面算卦的高人。不过,俺孩记住,不管在什么时候,到了什么地方,遇到什么事情也不相面算卦。人活着,听天由命就是了。”不管大人们议论什么,小孩子就是小孩子,不懂,也不在意。

在我长大之后,特别是六十岁之后才意识到是童年的奇遇和爹妈的期望一直鼓励着我在“走四方”。假如爹妈不排除偏见,不供我上学,我也就不会有比村子里同龄女孩更多的读书机会,长大后也就不会有上太原、进北京、走南闯北和出国的机缘了。我的人生轨迹似乎全都印证了爹的预言,也暗合了那个挑货郎担爷爷的判断。真是天意吗?百思难解。

其实,我走四方的第一步是爹妈带出去的。大概在我还不会说话时,爹就用筐挑着我离开家啦。离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爹认为解放了,娶了老婆,有了孩子的他,尽管不是衣锦还乡,可也该回老家了。祖父母都下世了,爹作为长子,当守候故土。二是大叔也娶了大婶了,弟兄和妯娌之间很和美,谁也不提分家,爹带着小叔离开,大叔自然就分门立户了。三是,爹兄弟仨,如果再不分家,必须最少有一个当兵上前线打仗,参加解放战争。爹作为大哥,心里害怕。所以爹决计离开东冶头了。

于是就选择了个日子,赶上驴,让妈骑上,小叔跟着,用笸篮担了我和家什,还有舅舅陪着回爹爹的出生地南峪去了。在回老家的路上,爹妈不让我骑在驴屁股后的原因是,驴驮后的麻袋里还有一架老乡的遗骨。那个人是和爹一起到东冶头谋生的,就在日本人刚占领了东冶头不久后的一天,在他去地干活的途中,被日本人的冷枪打了。爹得知消息去找,就已经死了。而后爹把他寄埋在了一道地堾的里边。如今爹要回家了,万不能把伙伴丢在外地做孤魂野鬼,就把他的遗骸收拾起,一道回老家了。每当爹给我讲起这件事,他的眼里总有泪水。

爹没有想到的是,回到了老家,房没房,地没地的,本家的叔叔伯伯,日子过得都很紧张,谁也顾不上帮助我们。爹就又带着我们去一个叫“山庄头”的地方投奔他的三婶和四叔去了。山庄头,是一个山庄,在早年,由李家的先人开发出来,有房舍、院落,有水井、山地,刨刨种种,靠开荒度日。爹的叔叔婶婶收留了我们一家。我就是在那个小山庄学会走路和说话的。

多少年后,三奶奶,四爷爷说,那时候的我很乖,自己在台阶上爬上爬下的玩,上下的过程中“奶奶呀”、“爷爷呀” 的自言自语。院里养着一条黑眼狗,狗就是我的玩伴,人们一叫“黑眼”,我和狗一起跑,所以“黑眼”成了我的又一个乳名。爹说,那时候的山庄头林大,药材多,种地、刨药,一年四季都可讨生活。山羊、狍子、麝鹿不时就跑到庄宅附近了,小人儿眼尖,我看见了就喊着叫“黑眼”,大概以为凡长四条腿的都是狗。再就是蛇多了,但大多没有毒。爹除了种地,还给邻村的人去垫牲口鞍、张罗具、绞簸箕、修房、碹窑。常有现钱收入,有一次,东家还给了他一头小牛做报酬。

我长大后,常听爹讲那段日子,他自食其力养家糊口,感到很是满意。但后来妈妈又怀孕了,得回到东冶头靠外婆帮忙伺候,爹就又带着我们回到我的出生地了。

后来,从我十六岁考入师范读书离开家,特别是参加工作后,出门是常有的事,走走回回,来来去去的,也就不以为然了。每次出差,总是爹支持,妈反对。万万想不到的是,妈辞世时,我竟然真的不在她身边。做了一件让她和我都终生遗憾,而无法弥补的后悔事。但爹说:“自古忠孝两难全,人老了,儿女守着也得死,俺孩就不要后悔了。”他老人家向来是把我们的工作当作为国尽忠的大事看的。爹咽气时,我和家兄,堂弟彦明、录文和他们的孩子们都在。爹寿终正寝后,刚离岗的家兄在老家为他老人家守了七七四十九天的孝,直到 “尽七”。而我却在葬埋了爹爹三天后就又离家回单位去上班了,一上班,少不了又得出差。

每当夕阳西下时,我就想起爹妈的话:“俺孩可真是走四方的命”。不由想到,当自己西去时,有谁能够守在身边呢?可转念又想,纵然亲人们都守在自己身边,可又有什么用处呢?孩子们如果有出息,还是去走四方的好。

作者简介:李彦良  山西昔阳人,1948年生,无党派界别,退休教师,省作协会员,退休前为副教授职称。2004年由文史出版社出版《三音集》,2011年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瓦妮说童年》,2015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点击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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