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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锐散文  情怀温度 情感，思想， 角度，视野  翟明辉 近日，又拜读了一遍林语堂先生的散文名篇《作文与做人》，联想到当下世情文坛，心有所感，便萌发了想要闲谈几笔的冲动，以此表达一个读者或旁观者的管窥之见。 先生虽殁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但大抵算是民国文人了。此文自诞生至今已逾八十年，然大家名篇，历久弥新，文中所述之种种情状观点并不因时代的迭嬗而失其意义，现今读之，依然有金声玉振、醍醐灌顶之感。 先生此文的要义自然是阐述文人做文与做人的关系，且推重做人先于做文——这一点似乎早有公论，“文如其人”之说便是这个道理，虽然未必全然准确，但大抵是不错的。当然，做好了人未必便做得了好文，不过若想写出文质兼美的作品来，恐怕还是要先解决好做人的问题的。尤其是当下社会，人际世情之复杂已远非民国时期可比，文人如何做人就愈发显得重要和艰难了。好在有先生此文可资可鉴，细推之下，还是不难找到相应参照的。 正所谓“大道至简”，先生此文不但文辞浅易平近，其所蕴含的道理也并不晦涩难懂。概而言之，便是文人做人要贴近生活，保持本真个性，既不可自甘卑下又不可自高自大。自甘卑下者往往会失其风骨，沦为先生笔下的“文妓”之流；自高自大者则易于脱离生活，失之于狭隘自负与浅薄。 好在中国文人向来就有“醉眼傲王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光荣传统，甘为“文妓”者自古寥寥。倒是因为自得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捧赞，很多人极易犯自命不凡、高人一等的毛病。先生在文中对此类文人分别以两种名号冠之，一曰“名士派”，一曰“唯美派”。名士派自傲到睥睨众生，唯美派清高到不食人间烟火，两种人古已有之，于今尤盛。 先说一下今之所谓名士派。 如一类所谓的文人，原本粗通文墨，文笔平庸，不思在作品上下大功夫，却偏于人设方面极尽惊世骇俗之能事，其故作放荡不羁、疏狂轻慢状，俨然一副“竹林七贤”投胎转世的样子。此类人物与书画界那种信手涂鸦、鼻孔朝天且故作放浪形态的“名家大师”们一样招摇于江湖，颇有“并美之妙”。其作品不忍卒观，其尊容更令人生厌。先生说：“况且在真名士，一身潇洒不羁，开口骂人而有天才，是多少可以原谅，虽然我认为真可不必。而在无才的文人，学上这种恶习，只令人作呕。”诚哉斯言！ 在做人与做文方面，先生及同时代的胡适、鲁迅等大师们早已为士子文人树立了很好的典范。 比之当时大多数文人，他们可说是名动天下的真名士了，文章写得好固然举世公认，做人方面亦是可圈可点，全无半点浮夸张狂之气。譬如先生本人，虽然外表看起来颇有几分随性和狡黠，实则“生性憨直，浑朴天真”（郁达夫语），可谓谦谦君子，近之可亲的。这一个“浑朴天真”便是先生做人的底色了。文如其人，先生的文章也正如其人品一样亦庄亦谐，于挥洒灵动之中不失正大端方的赤子本性和人间烟火气息，读之如沐春风，如饮醇醪，意蕴悠长，欲罢不能。至于其与鲁迅先生由交好到交恶，个中缘由多有相互误解和创作观点之不同引起，本质上并未失君子之争。 由先生之为人为文可知，做人不可失了根本和淳真，脚踏实地，方可立身成人，立言成文。若是自恃读了几本书，写了几篇文章，便觉得多么了不起，一副苍茫天下、唯我独尊的样子，那恰是失了做人的先机，反将自己置于众生之下了，毕竟老百姓大都知道“低头的稻穗，昂头的稗子”的道理，并不好忽悠的。 实际上名士之风也并非全然不好，若纯属天性使然，非要疏狂一些倒还罢了，前提是必要有拿得出手的好东西来垫底儿。万不可“名过其实”，舍本逐末地追求表面的“名士之风”，使人想起你来只记得一副精神错乱的样子，全然不知道你有什么可赏可鉴的作品，那岂不要落得一个“东施效颦”的尴尬了。况且，即便真名士如“竹林七贤”们，阮籍嵇康之外，似乎也多是些名过其实的人物，消极避世、湎于玄谈，在诗文的真章上是远远不及亲近黎庶、抱朴守静的李杜韩柳欧苏等人的。 再谈一下今之所谓唯美派。 先生说：“不管你存意为人生不为人生，艺术总是跳不出人生的。文学凡是真的，都是反映人生，以人生为题材。”这就点明了文学的生命之源——生活，也即是我们常说的“艺术来源于生活”的道理。所谓“唯美主义”也只是对生活进行更为特别的加工，使其看起来尤觉精致华美一些罢了，本质上并不失生活的底色和味道。 然而有些为文者，却将这种唯美主义推置于脱离生活的地步，别人的“俗文”他自然是看不上眼的，其本人更不愿接触“俗不可耐”的生活和人事，只愿慵居于自己营造的精神金丝笼里享受自我雕琢、闭门造车的快感。结果写出来的文章通篇是冰冷的高傲和乏味的精致，既欠缺人性的温度，又无生活的厚度和广度，唯有自己狭隘的“小肚”。除了引经据典、寻章摘句地捡拾古人牙慧之外，只剩下些许孤芳自赏、顾影自怜的小情绪，鲜有能打动人心、引起读者共鸣的地方。如此，自然读者寥寥，他却并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一味抱怨读者们欣赏素质低下，“不解风情”，自己真真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了。 其实，他本也清楚，文章拿出来发表，便是要给读者看的，并且很有想获得赞美和肯定的意思。既然如此，又怎能一味地自矜自嗨而不顾及读者的感受和应有的社会担当呢？先贤们不是早就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文以载道”的吗？ 所谓唯美派的另一特点就是动辄把一个“纯文学”的伪命题挂在嘴上，耻言人间烟火。仿佛“纯文学”只能是他们这类“高雅之士”的精神乐园，是正统中之正统，不可沾染上些许民间地气儿，一旦涉及到普通老百姓的家长里短、喜怒哀乐，就会大失品格，降了档次一样。 这是何等可笑的谬论，照此所言，很多老百姓喜爱的千古名诗、经典名著都算不得纯文学了。且不说妇孺皆知的《静夜思》、《悯农》以及《观刈麦》等，也不说通篇市井小民、绿林草莽的《水浒传》，即便是被大家奉为名著圭臬的《红楼梦》，那里面也是弥漫了不少烟火之气的，尤其还着力刻画了一个形象极为鲜明的“下里巴人”刘姥姥，其他诸如焦大、倪二、小红、板儿、傻大姐等等不胜枚举。我很难想象，如果把这些所谓“俗不可耐”的小人物抽掉，是否还能成就《红楼梦》今天殿堂级经典的地位。如果不否认《红楼梦》的伟大，那就还应该清楚曹雪芹之所以能够写出这部中国文学史上的扛鼎之作，并不全然因了他的绝世才华，更与他遭遇家变之后沦落民间的生活经历有关，正是这种“茅椽蓬牖，瓦灶绳床”、“举家食粥酒常赊”的下层社会生活，才造就了一个满腔沉郁孤愤、潜能爆发的文学巨匠。 再比如被梁启超称为“真金美玉，字字可信”的五经之一《诗经》，里面的精华部分大多是从一身汗臭味的老百姓嘴里抠出来的，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是也。而与《诗经》同时代双峰并立的古希腊伟大的《荷马史诗》，则干脆就是由一个失明的民间说唱艺人整理而成。照唯美派的说法，这些都是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其他还有柳三变之词，汤显祖之曲，兰陵笑笑生之《金瓶梅》，在当时可都是些流行于市井勾栏的“俗物”，难道今天把它们奉为经典都是错的？真不知唯美派心目中所谓的“纯文学”该是多么的惊世骇俗。 由此可见，再高雅的艺术作品也是从生活的烟火气之中熏陶和提炼出来的，脱离了生活，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杜子美若是没有颠沛流离的生活遭际，便不会成为享誉千秋的一代诗圣；苏东坡若只是一个沉湎于唱和应酬而不知民间疾苦的时尚雅士，即便是死了十个老婆也很难写出“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样悲怆沉郁的不朽之作；路遥若只是耽于闭门穷经而没有深入煤矿的生活体验，就不可能诞生伟大的《平凡的世界》······ 只有具备了扎扎实实的生活基础和做人的底蕴，才华的发挥才会更具广阔的空间和现实意义，无论创作什么样的作品：或风花雪月，或悲欢离合；或才子佳人，或村哥里妇；或大漠孤烟，或小桥流水；或花鸟虫鱼，或山石树木；或针砭时弊，或歌功颂德；或慷慨激昂，或浅吟低唱······都会因为蕴涵了丰盈可贵的人生情怀和人性温度而深入人心，打动读者。其实，不管“名士派”也好，“唯美派”也罢，倘若都能成为这样的“实力派”，那不单单是文坛的盛事，更是我们这些读者的幸事了。 说到底，文人也是普通人，既不必自卑于达官显贵，也不要自高于贩夫走卒，大家都是靠人品和才能立身处世，少了品性和质量的保证，小贩的东西固然销路不好，而你的文章也同样少人问津。本来就是以大地五谷为生，吃喝拉撒度日，却偏要做出一副高高在上、不齿人间烟火的样子，岂不是自断其根，自绝其源？ 若以物喻之，做人和做文的关系恰如根茎和枝叶的关系，根茎深扎于土地，枝叶才会茂盛，无论怎样地旁逸斜出、虬枝盘曲，总是生机勃勃的多姿之美——这也许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最好诠释吧。 真正的高贵，从来就是根植于平凡生活之中的，决然非他。 原文链接
作者简介：翟明辉，河南书生，自由写作者，职业美术教师。先后毕业于河南师大和清华美院，清美艺术创作研究会会员。“我以文字和画笔深爱着这个世界，并愿以此与君灵魂相约。有缘，感君一赞，无缘，互道平安。” 请支持如下稿件：人性之美、大爱情怀、乡愁、 亲情友情爱情、生态情怀、性灵自然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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