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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专栏】李汉君|爷爷的小摊床

 新锐散文 2020-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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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君

作为一个小商贩,爷爷身上所具有的诚信,是那个年代的人几乎共有的。诚信是以善良为基础的。而正是这种善良,让他们在经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公私合营”时,以一种毫无非议的心态,顺理成章地实现了平稳过渡。但这些,在忆念爷爷时,只是作为背景来展现的。


爷爷的小摊床

直到今天拿起笔,想写点有关爷爷的文字,我才猛然意识到:原来爷爷是个生意人!而在此之前,我从未把“生意人”三个字与爷爷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我一直都对商人存有成见,以为是无商不奸的。

但,爷爷作了一辈子的商人,却与奸巧无涉。因为,他小摊上售卖的,其实就是诚信,而赚取的,也不过是乡邻们的信任罢了。

爷爷的老家,是在山东的农村。爷爷学做商人,是从很小的时候,被送到县城一家钱庄作学徒开始的。至于学徒时的情景,除了听他说过要手脚勤快,眼里有活,并不曾讲过挨打挨骂之类的事。他常给我讲:到什么时候都得把心眼儿放正,不能贪小。他说:“掌柜的有时候故意把几个大钱扔在地上,背地里却盯着,看学徒的捡不捡。”我问爷爷:“那你捡了吗?”爷爷说:“我捡。捡起来就放到柜上,从不往兜里揣。咱既然是在这块儿吃劳金,就得把这儿当成自个儿的家。”我又问:“那,有没有捡了钱自己留起来的?”爷爷说:“有哇,咋没有呢。贪小便宜的学徒捡了钱,也不吭声,就自己揣起来了。转天,掌柜的就另外找个什么因由,把他打发走了……你记着,为人一世,穷也过,富也过,但不管啥时候,都不能志短。老俗话说得好: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倒槽。这辈子都要记住这句话……”

后来出了徒,爷爷在钱庄上干了几年,便由一个普通的前堂伙计熬成了大柜上的小帐房,并且是钱庄里有名的“算盘高手”。钱庄每到年终汇帐,掌柜的就说:“最后那遍汇总,还得你来呀——准称!”到了汇总的日子,那边,三四个人一人一本账簿,一个接着一个,流水样唱数,这边爷爷面前摆着一把大算盘,声落珠定,一遍而成,从不出错。汇账完了,年关也就到了。东家在发劳金的时候,总是要给爷爷另外加赏钱的。

可好景不长。一场大饥荒,再加上瘟疫,闹得钱庄也倒闭了。爷爷虽然是算盘高手,但种地却不是好把式。他自己又开不起钱庄,便英雄没了用武之地。为了活命,一家人只得加入到闯关东的行列。爷爷挑着一副担子,一头筐里坐着年幼的姑姑,另一头筐里装着破烂衣被,奶奶踮着小脚,左手拉着叔叔,右手领着父亲,来投奔早些时候到了关外的亲戚。

来到关外,先是在城边子上给人帮工种山东菜,后来又在城里市场上摆了个小摊床,卖点糖果、香烟、瓜子之类的杂货。一家人的生活,才算渐渐安定下来。

平日的生意也仅是维持生活,挣钱最多的时候,是进了腊月靠近年关跟前儿那几天。到了年根儿上,市场里的人擦肩摩踵,置办年货的就像蚂蚁泛蛋似的,把一条大街挤得水泄不通。这时,爷爷忙不过来,全家人就七手八脚的帮着忙活。床子上卖的瓜子、花生特别下货,奶奶和我娘就在自家的小院里支起一口七印大锅,先炒瓜子,炒出两锅再放进沙子炒花生。地上摆着的那个柳条编的圆笸箩特别大,我躺进去,挺直了身子也碰不着脑瓜顶。瓜子和花生刚出锅时,是不能立刻就装进口袋里的,要摊在笸箩里晾一晾。一来是出出里面的热气,吃起来脆生,二来晾得凉些,也省得烫坏了面口袋。每到年根儿上那几天,全家人都忙得起早贪黑的。

冬天天短,黑得也早,爷爷就点上嘎斯灯出夜市儿。如今的人,早已不知嘎斯灯为何物了。嘎斯灯是用两个圆形洋铁皮盒子对着套起来,扣在一块儿做成的。里边放进三五块灰白色儿的小石头,倒上水,石头就咕嘟咕嘟冒出气泡来。铁皮盒盖儿上锥个窟窿眼儿,再竖着焊上一根筷子那么粗那么长的铁皮管儿。盒子里冒出来的气,就顺着这根管儿往外跑,划根洋火一点,那股气儿就被点着了。刚开始是蓝莹莹的火苗,不一会就变成了白光,瓦亮瓦亮的。嘎斯灯一亮,会发出一阵阵咝咝的响声,就像蛇吐信子的动静。别看嘎斯灯火苗不大,却既不怕天寒地冻,也不怕风吹雨打。它发出来的白光,把个小床子照得就跟白天似的,不管是约秤还是查钱,都能瞅得明明白白。小市儿上街道旁的摊床,沿着壕沟沿儿排成长长的一趟,一盏盏嘎斯灯一字排开,光点连成串珠,让人在隆冬的寒夜,感受到这北方小城街市上那股特有的生机和暖意。一团光亮笼罩着一份生意。而这一份生意,就是那一家人的温饱和希望。

贪黑出床子,难免收到缺角或错接起来的纸币。爷爷每挑出这样的钱,都把它放在一边,以防再混到好钱里误找出去。有一次收了张一万元(现今一元)的票子,竟是两张都缺了肉的半截钱对起来的,中间缺肉的地方,是用彩笔自己画上去的。爷爷翻过来掉过去看了半天,竟乐了,说:“心思还真巧!灯底下,你还真看不出来……”奶奶生气地说:“现在这人,多缺德!净趁着黑儿蒙人!你还笑!咋不瞅真切点,这叫一万块呢!”爷爷摇了摇头:“别怪人家,还是怪咱自个儿老眼昏花呀!……”这件事奶奶一连磨叨了爷爷好几天,后来,邻居告诉奶奶,两个半截的钱,可以到银行换回一个整张的好钱。奶奶便踮着小脚去了,结果,还真换回一张新票子来。

爷爷的床子的确是个小摊儿,它是用三个花筐,两个木方盘搭起来的。花筐扣在地上,当托儿,方盘担在花筐上,摆货。方盘很浅,里面打着木格板儿,分格子装着瓜子、花生、烟卷、糖果。爷爷摊床上卖的,也就是这些货物。

他的小摊儿,摆在道边上,身后就是老兰家开的小人儿书铺。下晚儿收了摊儿,就把三个花筐套在一起,两个方盘摞上,蒙块布,就寄放到书铺里。然后,爷爷抄着袖,戴着个黄尼面狐皮棉帽,穿着一双高靿羊毛“毡纥繨”,挺着直溜溜的腰板儿,高高的个子顺着街边的人行砖道,从小市儿上一路走回家来。常是走着走着,一拐,就拐进了道旁的小酒馆,花上两角五分钱买一盘儿稣鱼,连盘子都端回家来。吃完了饭,再让我把盘子给人家送回去。

我很喜欢爷爷的小摊儿,摊床上摆着的糖果瓜子更是让人眼馋。有时,爷爷给我几分钱,叫我到后面的小书铺去看小人儿书。看过了书,我就在摊床跟前玩。饿了抓把瓜子花生,渴了喝爷爷带来的水。夏天要是困了,爷爷就在两个花筐空里铺上一条麻袋,让我睡一会。身上有方盘遮阳,躺在阴凉地儿,清风拂过,又爽快又舒坦。说起来,那是一段多咱想起,多咱都让人心里甜丝儿丝儿的日子。

但这样的日子没过几年,就搞起了公私合营,爷爷的小摊也不让再摆了。

工商改造刚开始那会儿,先是说不许单干了,小商小贩一律不得摆摊儿出床子。可哄嚷了一阵子,也没见关谁收谁,商贩们渐渐的也就安下心来。过了不多久,又听信儿说,要把个人家的买卖全都归公,公私合营。爷爷估摸着,自个儿出了多少年的小摊儿,这回怕是要归进去了。果不其然,到年底前整顿就开始了。先是开会动员,接着登记,然后就让大伙在家听信儿。

第二天,爷爷非要再出一天床子。他早早的就把小摊支起来,跟每一个来买东西的人说:“打明儿起,我这小摊儿就得收了。这些年,没少照顾我生意,我得跟你说声谢谢……”那一天,他给所有来买他东西的人,秤杆都挑得高高的。街坊们听着信儿,也都赶过去,或多或少的买点啥。那一天,反比平日忙了不少。晚上,爷爷不再把花筐和方盘寄放在书铺里了,而是弄了根扁担,一头挑着花筐,一头挑着方盘,顺着砖道,慢慢地走了回来。他的狐皮帽耳朵耷拉着,一手搭在扁担上,一手拎着个布口袋,里面装着剩下来的一点糖果和烟卷,两只“毡纥繨”也变得跟铁疙瘩似的,坠得俩脚迈不动步。爷爷进了院儿,奶奶一边帮爷爷安顿东西,一边故作开通地说:“不怕。又不光是咱一家!老天爷啥时候也饿不死瞎家雀儿!……要归都归,都归咱也归……趁这会儿你也好好歇歇……”

在家等得心烦,爷爷就念书给奶奶听。爷爷念的是个旧话本,说的是个小媳妇儿受气的事。书的纸页子都发黄了,又是竖趟的真笔小字儿,看着不得眼,爷爷就戴上了老花镜。爷爷奶奶两个人,一个盘腿坐在炕头念,一个盘腿坐在炕稍听。阳光透过明亮的窗玻璃,照着炕席上的白瓷茶壶和茶碗儿,瞅着倒挺安闲的。爷爷念得有声有色,书里有唱词儿的地方,他就像私塾先生似的,拉着长声唱着念。念到苦处,爷爷就摘下老花镜擦泪,奶奶也扯出掖在衣襟里的蓝格手绢抹眼泪。我娘呢,坐在里屋的炕沿上,一边纳着鞋底儿一边听,这时便也跟着掉泪……

转过年,公私合营完成了,爷爷被分到四明街角上一间小食杂店里当售货员去了。

从此,市场的壕沟沿上,到了天黑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嘎斯灯亮起来了……

作者简介:李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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