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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专栏  展示名家作品 推介优秀作者 请输入标题 abcdefg 这是一篇旧作。其时，世风日下，小资情调泛滥，做人，只在一个“小”字上显功力。社会价值取向发生了严重扭曲。当是时也，堂堂须眉去了骨，增了膘，没了血气，成为了一枚枚“油腻男”，不免让人隐忧：此等样人，如何当得起民族的脊梁？是有此文。 而行文所以采取此种形式，也是写作时天马行空，思绪难羁，那些括号里的话，犹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虽然今日世风有变，但谔谔之士，依然稀缺,反倒是那些越来越“娘”的脂粉男，竟然充斥了银屏。 稀缺最是“大丈夫” 《史记》的《屈原列传》上记载，屈原这天来到了江边，“被发行吟”（诗人到底不可药救，落魄至此,依然不改直抒胸臆的本性，还在讽咏），此时屈原的形象，司马迁用了八个字：“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但江边上的渔父还是认出了他（楚国的高官也真易见，不然，一个奔波于江湖的渔父，怎会识得高居庙堂上的屈原呢？要知道，那个年月是没有“出镜率”的）。渔父问他“何故至此”。屈原面对一个区区渔翁，却也并不小觑，更不敷衍，直以真情相告：“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听了，却不以为然，径直劝说道：“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渔父希望屈原去作一个为朝廷摇唇鼓舌、鸣锣开道的“合作者”或是国策“诠释者”）何故怀谨握瑜而自见放为？”（读到这里，姑且不说渔父的话是对是错，让我们心生疑窦的是：古时候的老百姓，真的敢于如此开导三闾大夫这样身居高位的官员吗？他们的自身素质果真如此之高，连草民如渔父者，也有资格和那个时代、那个国家的文化巨擎大谈处世哲学？）从渔父的话里，我们不难听出来，他认为屈原此人太过执拗了，总是“凝滞于物”而不能“与世推移”；他还明言屈原有些自爱——“怀谨握瑜”而不能随波逐流（的确，眼前这位高阳苗裔，应该带有某种自戕的成份，因为并没有人押解他来此。他的放逐，也算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流放——“自见放”。这便让渔父不能理解：一个人何苦这样折磨自己呢？自古识时务者为俊杰，别人不都在顺应时势吗）。但屈原听不进渔父的说辞，毫不为之所动，态度反而更加决绝了。他仰对高天远山，俯视滔滔江水，朗声宣告：“宁赴常流而葬乎江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屈原此言已流露出了投江自尽的念头。在清白赴死与苟活于世这二者间，他宁肯选择前者） 千古以来，豪杰侠士，文人骚客，每读至此，无不激昂慷慨，为屈原击节赞叹。我们要问，这幕悲剧，究竟是缘于屈原性情狷介？还是怪他杞人忧天？（想想当时的情景吧：朝廷斥责他，百姓非议他，主流社会没人理解他的另类言行，流风污雨一起扑向他……如今两千多年过去了，屈原的形象早已固定成了“爱国诗人”，成了一个文化符号，再也没人说三道四了。但倘若作个假设，假设他如今就在你我身边，或是同事，或为朋友，你会怎样对待他呢？整个社会将怎样看待他呢？恐怕我们早没了端午节吃粽子的那份怡然自得了吧？你对身边的这个人，也许不但不景仰，反而反感至极，甚至想要领他去看心理医生，检查他是否为“人格偏执”，有没有“自杀倾向”……如果褚项病症一一得以排除，很多人大约便会指着他的鼻子说：简直胡闹！你以为你是谁呀？！太狂妄自大了吧）还是让我们看看后来的事实吧！屈原死后不久，昔日强盛的楚国以整个国家的迅速灭亡证明了屈原的先见之明，至此，一朝的衮衮诸公和一国的喁喁百姓方才如梦初醒，但已然追悔莫及了（历史出具的这份国破家亡的证明，实在太过沉重了。这也是屈原最不愿看到的后果）！可见，独立思考而又能坚持己见，固守真知，甚而至死不渝，确实是古往今来一切有良知、有胆识、有血性的“大丈夫”的基本品质，是他们的人格底色。 说到“大丈夫”，我们不能不提到儒家。 儒学能够流传两千多年（期间历经焚书坑儒、“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等几番劫难，现在却又“死灰复燃”，甚而出现了“国学热”），其中必有其内在的存废之理。薪火相传的儒学，在现代化的今天，对于当代人来说，其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价值究竟何在？这无疑是摆在世人面前的一道必答题。个人以为，儒家学说，除了它是中华民族凝聚人心的一面旗帜，除了它作为中国人精神面貌的一种文化基因，除了它所倡行的仁义礼智信乃是中国人所遵循的普世价值观，更重要的，儒学其实是任何一个成熟社会、成熟民族、成熟公民的基本行为规范，其中最核心的一点，正在于它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顾炎武便作如是说），以国家、生民的福祉为己利（因而他们提出，要实现天下大同，进入小康社会），以仁义、博爱作为核心价值观。因此，孔孟他们才积极入世，周游列国，游说诸王，在他们那个时代“知其不可而为之”，一心要实现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这样一来，儒家与道家、佛家就有了处世上的不同态度。道家是“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知命认命，因而放弃奋争，退而隐逸养生。而佛家所关注的，更多的则是生命的生灭轮回，讲的是个人如何通过自我修持，脱离尘世苦海。所以，此生不好修来生，此世不好修来世，与儒学志在当世截然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并不是书斋里的“学问”，更不是装潢门面的“文饰”，它是经世之学，致用之学，最低，也是个人道德修养必做的功课。这大概就是儒学历经几千年的大浪淘沙，经过数度灭顶之灾，今天仍然能够得以传播的理由之所在。 说到个人修养，我们说，由于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颇有不同，因而，对待生活的态度也便迥然有异。此乃一般而论。除此之外，古来男女由于自然属性的不同，社会分工的差异，以及眼界的限制，所思所想所行，也会有某些区别。一般来说，男人，总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认为国家大事，该有自己参与，该尽一份心力（“大丈夫”处世，“当埽除天下，安事一室乎！”“放得俗人心下，方名为“大丈夫”），于是两眼老是往国是上盯，即便“处江湖之远”，也常高谈阔论，或激昂，或愤慨，或忧虞。而女人则不然，她们认为谋国兴业，乃男儿本分，即便是国难当头，也该由男人去扛着，小女子又能何为？（况且，她们实有下情禀告：今天要是不多买些米面回来，明日米谷踴贵，一斤就要多花好些铜板；另外，自己那条好看的褶裙，急需换上两个颜色更搭配些的钮扣；还有哇，家中盆子里还泡着一堆小孩的尿片没洗呢……琐事如此繁多，哪里还有空闲去扯那些远在天边的、管不着也管不了的事呢）足见，男人的眼光总爱放在自家以外（这才有“老婆都是人家的好”一说），而女人的眼光多半都是内敛，仅聚焦于自身以及自身周围的孩子、丈夫、家庭，多半只到自家小院墙以内为止，最多，也就议及左邻右舍的家长里短罢了（由此也可证明，中国古代女子红杏出墙，还是很少见的，不然的话，何以把卓文君、张莺莺那几个人的事编成了戏剧翻来覆去的上演？假若此类故事不是故事，现实中俯拾皆是，还演给谁看、说给谁听呢）。自古以来，男女眼界的这个边线至今也还不曾被彻底打破。 当然，事情也总有例外，偏有女子“不爱红装爱武装”，专一志在寰宇，言行激昂澎湃，能成就一番事业且不让须眉。这样的女子我们不能不赞她一句：真乃女中丈夫！既然女有“女中豪杰”，男人呢？自然也有“粉面男”、“娘娘腔”等等男作女态者。但说文化艺术界：有的躲进书斋里，专一“治学”，以博取声名（他们格外在意头衔，特别留心称号，尤其喜欢“著名”、“大师”、“专家”一类的高帽）；有的则钻进劳什子“工作室”，摇笔泼墨，卖字鬻画，成了一个文化小商贩，立志要“先富起来”。（这些人把圣洁的艺术当商品，热热闹闹开起了小说作坊、绘画作坊、摄影作坊、影视剧加工作坊，只为卖而写，只为钱而画，只为市场而拍摄……总而言之，一切看着赵公元帅的脸色行事，什么社会良知，什么批判精神，什么艺术原则，统统置诸脑后于不顾，“只要给钱，让我咋写就咋写，画啥来钱就画啥，多色情的镜头都敢拍，管它什么艺术不艺术！”更有卑琐者，竟然一头扎进了裤裆里，紧盯着私处去写，任你千呼万唤，他/她只不回头，直恨得老作家王蒙咬着牙根儿斥道：“文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堕落与无耻过！”）凡此种种，皆小男人也！ 这种小男人，虽然高举着各式奖牌，头顶着诸多的名衔，平日里狂言傲语，颐指气使，视万众为草芥，摆出一副学问大家伟乎高哉的架势（倒也是，所谓丈夫者，本意指的就是身长古尺一丈的人），但其实，他往往不敌穷闾陋巷中路见不平拍案而起的伧夫俗子（就说那个卖炊饼的武大吧，虽说身材短小，形容丑陋，但品行却也端正宽厚，而且一直做的都是守法买卖。即便是兄弟成了阳谷县的打虎英雄，他也未曾叫喊过“我弟是武松！”特别是面对着豪强西门庆，他捉起奸来，却也未曾后退半步）。这等人虽然贱为一介草民，而一旦道义在胸，却也是血气方刚的（就如《水浒》里那个小人物郓哥，也是能出面打抱不平的，更不要说燕青、石秀和鲁智深了）。所以这些人远比那些顶着星星的这个“家”那个“者”的不知要高贵多少！当今之世，不需放眼远眺，只要瞅瞅你的左右，便不难见到，那些专一营建自己小天地的男女，比比皆是（他们恍若置身桃花源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所以说，中国现在不缺男人，缺的是铁骨铮铮的男子汉！不缺有家有业的好夫君，缺的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侠者以武犯禁”，古时不为官家所旌表，他们从来只属于民间。但司马迁却独具胆识，在《史记》中开辟了游侠列传专章，这一举动说明，司马迁本身就是历史学家中的侠义之士）！ 有人会说，我们今天的社会日见多元，“小资”也没什么不好（他们扭捏作态，嗲言嗲语，视奢侈铺张为时尚，拿无行、滥情当浪漫，奉自私自利为品位……不一而足）。的确，现在人心不古，世风颓变，以大丈夫之身、之态、之气行世者，已然少之又少，而以利害为考量、为算计、为取舍的人却越来越多，中国古来所涵养的“大丈夫”之气，如今早已成了稀缺元素。 那么，究竟何谓“大丈夫”呢？ 标准不一，各人眼中的“大丈夫”各有不同。《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在他的眼中，能够统御四海，称孤道寡，这才算得上是“大丈夫”）而宋朝的文莹在《玉壶清话》里则曾记述：“一卒白昼持刀求害于（孙）忌……（忌）谓贼曰：‘尔辈杀吾未晚，大丈夫视死若归，无名而死，然亦可惜。’”（在孙忌看来，死不足惜，怕的是名声不显。后来他为了不卖主求荣而自刎，果然是个视死如归的“大丈夫”）而诗人白居易对“大丈夫”则另有解说，他说：“敦诗说礼中军帅，重士轻财大丈夫”。更与常人所见不同的，则有三国时候的李谧，他竟然说“丈夫拥书万卷，何暇南面百城”（拥书万卷、读书明理即为“大丈夫”，给个皇帝的宝座也不稀罕）。在这些众说纷纭之中，最为大家认可的，恐怕还是孟子的说法。他那段定义“大丈夫”的话，实乃千古绝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三句话已成为了经典名言：得其富贵不放纵，身处贫贱不移志，面对权势不屈服。这样的人，就够得上“大丈夫”了）。 其实，“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虽志存高远，但终究强不过时势造化（正如刘向所说：“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受其殃。”）。人生一世，功业固有成败，所事者亦有大小，处身自然也有高有低，但“大丈夫”不以成败论，不以大小分，那些失败者、小角色、寻常人，其嘉言懿行仍是可以风范千古的，正如南宋诗人谢枋得所言：“人可回天地之心，天地不能夺人之心。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逆顺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而且，他本人就是这段话最好的脚注：宋亡之后，他坚决不肯降元，最后竟至绝食而死。 历史上固然有许多建立丰功伟业的人，如文王开周朝八百年基业，非“大丈夫”安能至此！但其子周公旦，一生无改父王遗志，不负兄长所托，任劳且能任怨（须知：任劳乃身体之累，较容易；难的是任怨，那是一种精神上的委屈，很痛苦！周公不避误解和诽谤，自行王权，实非私心，更无权欲），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平三监，分封建，制礼作乐，成王长大之后，他便还政而退（退则休，且心安，也不是每个执掌过权力的人所能轻易做得到的），这不同样居功至伟吗？他自己虽然没有成为一代帝王，但在历史上的地位，却远非后来的那些帝王可比（包括成王在内。故而孔子以不梦周公为憾）！还有诸葛孔明。其以一人之智，谋定天下三分之势，本可建不世之业（刘备临终亦言：“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凭诸葛之智，如欲自己做皇帝，十个阿斗也不在话下），但人算到底不如天算，奇才竟然未胜常才。白帝托孤之后，孔明虽三擒孟获，两出祁山，事必躬亲，鞠躬尽瘁，但至其死，也未能恢复汉祚（“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志虽未成，但他的人格却成为后世的楷模。据说，当他的死讯传回成都时，不要说全军恸哭，就是“全无心肝”的刘禅也哭得昏厥，连东吴的吴国太，闻讯后亦放声大哭。曾有书记曰：“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政声人去后”。一个人，死后评价尚能如此，夫复何求）周公也好，孔明也罢，他们都不是开国之君，也非守成之王，但他们却在自己的位置上，成为了彪炳千古的大丈夫。 如果说，那些人都是大人物，一般人学不了、做不来，那么，且让我们来看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吧（央视曾过做报道）。她在六十岁左右死了丈夫，当时欠下了五万多元的外债。她本欲一死，但转念一想，尚有债务未偿，自己怎可撒手而去？于是她坚持活下来，并决心用自己的余生还清所有的债务。平日里，她吃干馒头就着咸盐水，天寒地冻而室内却星火不生（救济她的煤炭她一粒不留，统统换钱），捡垃圾，拾剩菜（卖菜的小贩把好菜送给她，她却一概不要，只捡地上丢弃的菜叶），把钱一分一分地积攒起来，以十年之功还上了四万多元的外债（后在当地政府帮助下，终于偿清了所有的债务）。借而有还，一诺千金。这小老太与屈原、周公、孔明，骨子里的那份高贵不是一样的吗？她难道不同样也是位“大丈夫”吗？如果说，自家一介平民，凡夫俗子，比不上周公，作不了孔明，更成不了屈原，那么，面对这个年过古稀的小老太，我们又该怎么说呢？ 今天，那些肥头大耳的“油腻男”，如果你缺乏义气、豪气、侠气和胆气，也没有锐气与火气，那么，你最起码该有点男人本身带有的“爷们儿气”吧？ 的确，时代不同了，古今有别。但无论什么时候，作为一个男人，还是应该有点精神寄托，有点气节，有点阳刚之气。生活中，应多一些“大江东去”，“气吞万里如虎”，少一些小家子气，甚至只会作埋头浆洗缝补的“模范丈夫”，更别去入“宅男”、“啃老族”之流的伙…… 须知，大丈夫是我们民族复兴的中流砥柱，是英雄豪杰产生的土壤！现在，我们的社会太少男人气了，我们的男人太少大丈夫气了，而我们的一些丈夫们则操着一口娘娘腔，早已不再血气方刚了。 不信，你看看身边的男人，又有几个堪称“大丈夫”呢？ 作者简介：李汉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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