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家专栏】甘茂华|读书与阅世

新锐散文 2020-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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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写作，

不只是在告诉人关于这人间的美丽，而是在唤起一些沉睡着的美丽的心。

读书与阅世

——在宜昌市图书馆的讲座

非常感谢宜昌市作家协会和宜昌市图书馆，邀请我在这里为各位朋友作一个讲座。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荣幸。我自认为我是没有资格在这里作讲座的。第一，今天是个神圣的日子，世界读书日；第二，图书馆是知识的殿堂，我的学历是个大专生，实际上只有高中水平；第三，从事写作三十多年，写过小说、散文、评论、歌词，但一事无成，出了十几本书，能让人读下去的也就一两本。所以还敢冒着胆子接受邀请，只有一点比较自信，那就是从小到老都有一个习惯，爱读书，爱买书，爱藏书。看的书多了，说起话来不知天高地厚，胆子就大了。

每年的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说起来这是一件好事，其实在我看来，全世界为读书而专门确定一个时间，并不是读书的光荣，反而是对现代人不读书的批评。它提醒我们，读书行为正在削弱、正在萎缩、正在沦落，因此需要一个专门的时间来加以纪念、加以提倡和保护。我今天讲座的题目是《读书与阅世》，这个题目是冯汉斌先生定的，我觉得大了点，但冯先生说，你就结合你个人的读书经历，谈点读书体会，说点人生感触，就完成任务了。照我理解，所谓读书与阅世，其实就是古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是《红楼梦》说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读书使人进步，阅世可以增进人生的智慧，让我们更好地活着，看见光明，获得温暖。

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赶上好时候，没有系统读书，抓到什么读什么，红书、黄书、黑书都读过，胡子眉毛一把抓，囫囵吞枣，聊以充饥。其中原因不用我说，过来人都明白。所以我很欣赏陶渊明的读书境界：“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我从前住在恩施山区，那是个“老少边穷”的地方，整个县城只有一家书店，就在我家隔条马路的斜对面。我在柿子坝小学读书，每天放学后，就坐在书店地板上，看不要钱的书。到吃饭的时候，我妹妹隔街喊我一声，我就赶紧记住书的页码，以便第二天接着再看。书店有个营业员，女的，姓何，长得白白胖胖，两条长辫子搭到屁股上，很逗人看。她当时正跟我堂兄谈恋爱，对我特别关照，有了新书就推荐给我看，还把她私人的《西游记》借给我看。我在那个书店里看了许多杂七杂八的书，给我的童年生活带来了很多快乐。虽然她和我堂兄没有谈成恋爱，但我至今还记得她的样子和爱心，记得那个书店，记得有个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

读一本好书，会使你受到一次无形的情操陶冶。有一位在中学教英文的老师告诉一个作者，她曾经给同学们读马丁·路德金的那篇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很多同学都流泪了。这件事我听了也很感动。我记得我在恩施凤凰山读初中时，最让我感动的一本书，是苏联作家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开始真以为是一本炼钢的书，后来别人告诉我，是一本革命的书。作者是一位瘫痪在床上而且双目失明的残疾人。我们这代人忘不了这位作家、这本书和书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不仅喜欢读少年的保尔和中学生冬妮亚谈恋爱的那些章节，而且把书中那段有名的激励人生的话抄在笔记本上，背在心里：“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而已。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段名言和保尔的形象，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在人生路上不断地进取。在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宜都市陆城镇的女孩李玉洁，刚读小学就得了类风湿病，残酷的命运让她初二那年就因为瘫痪坐在了轮椅上。休学后，她天天以泪洗面，甚至想过轻生。后来，她无意翻起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扉页上写到“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给打败的”。这句话，让李玉洁豁然开朗。于是，李玉洁拿起笔来，一边读书，一边进行文学写作。从15岁开始，她发表了数百篇文章，获得了一个个征文大赛的获奖证书。2011年，李玉洁完成了自传体小说《梦想在110公分以上》。我曾经在2012年开车去她家里，给她送书，和她交谈，鼓励她继续创作，写出无愧人生的好作品来。

我读高中的地方叫黄家峁，那是当时恩施地区的最高学府，人才济济，校风严整。高中期间，我的读书范围扩大了，不光是中国古典名著，还读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川端康成的《雪国》，莫里哀的《喜剧六种》以及巴尔扎克的部分作品。特别是巴金先生的《家》《春》《秋》，在一个青年的心里激起了浪花。这些书极大地丰富了我的心灵和头脑，知道了要追求人间的真爱，追求光明，追求大美。我的朋友、武汉作家周翼南，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以编辑的身份访问巴金老人，他对巴金老人说：“谢谢您。”巴金老人问他：“谢什么？”他说：“您以优美的文笔翻译了很多屠格涅夫的作品——这些作品使我懂得了应该尊重女性。”巴金老人微笑了。从巴金的人格和作品中，周翼南体会到，“作家是什么呢？这问题可以有一千种回答。我以为，作家就是用笔来倾诉心灵感受的人，他的倾诉可以提高人们对世界、对生活、对自己的认识。”认识人、认识自己，这就是读书的重要目的。

读书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认识人和人性。我读过一个短篇小说《画虎人》，说的是一个街头艺人，用彩笔在街上画老虎卖。他一边画一边口中念念有词：“上山虎，下山虎，一只老虎一块五。你买猪，他买羊，不如买个老虎强。”有人给他两块钱买一只老虎，他把钱揣进口袋，提起笔来边画边说：“两块就两块，没有零钱给你找，再给你画两只小飞鸟。”刷、刷两笔，在老虎边上画了两只小麻雀。读完后我心里直笑，这个画虎人的形象在我眼前活了。这是个什么人呢？他有点文化，编起顺口溜来头头是道;他才思敏捷，善于应变，而且很幽默，搞笑；可是他又很狡猾，有点耍无赖，人家买的是老虎，哪里要买麻雀呢？想想我们周围，这样的人大有人在。著名作家方方写过一篇短文《孩子眼中的爱》，其中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个粮食仓库里有许多老鼠，它们每天要吃掉很多粮食，村民们决定把它们赶出仓库。他们采用的烟熏的方式，将老鼠熏出粮仓。这天，熏过烟后，村民们进粮仓看情况，发现许多老鼠都从大门跑掉了，但却有两只老鼠，一只拼命往墙角落跑，一只却拼命将它往大门方向拉。朝墙角跑，必定会被熏死，而大门方向才是生路。为什么那只老鼠要往墙角跑呢？一个村民观察仔细，发现这只朝墙角跑的老鼠双目失明。村民们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这只老鼠在救它瞎了眼睛的同类。于是大家有些感动，纷纷猜测它们是什么关系。有人说是夫妻关系，有人说是兄弟关系，有人说是恋爱关系，也有人说是母子关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旁边一个孩子说了一句话，让所有人都怔住了。那孩子说，为什么一定要有关系呢？这个回答，让在场的所有人一起鼓起了巴掌。这真是一个好故事。这是一种大爱。它启示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一种大爱的精神去拥抱全人类。

1966年，我高中毕业，全国大学停办，我们上山下乡，当知青。我在江西高安县清湖村下乡五年，又在山西长治市化家庄下乡一年，一共当了六年农民。即使在险恶的政治环境和艰辛的体力劳动中，我也没有放弃读书。如果一天没有书读，我就觉得没滋没味，白活了。我下乡时带了一个小木头箱子，里面装的是我平常积攒的书。每天晚上就着煤油灯，我都要读几页书，早晨起来照镜子，鼻孔边总有两团被油烟熏出的黑色。有个夏天，我在树荫下读马克·吐温的中短篇小说集，被大队民兵营长发现了。他一看书是美国人写的，就说是坏书，毒草，不准看，没收了。村里有个姓鄢的民办教师，家里有本茅盾的《子夜》，我找她借来偷偷地看完了。那时读书，真的是如饥似渴。下地劳动那么苦、那么累，读起书来还是乐在其中。我后来明白了其中的原因，人不仅要有物质生活，而且还要有精神生活，在一种特殊环境中，精神生活甚至比物质生活更能够营养身心。1974年，我进厂当工人，又带着那个小木头箱子，走进了山西省太行锯条厂。当然箱子里的书，比原来多了几本，但对爱读书的人来说，总是觉得书太少了。俗话说，事非经过不知难，书到用时方恨少，这话算是说到了家。

算起来是40年前的事了。在工厂里三班倒，下班之后苦于找不到书读，日夜不得安宁。有一天，我的好朋友李晓晨陪着我骑自行车去“五七干校”，找一位她认识的北京下放干部借书。我们顶着寒风来回骑车20多里，借到了一本法国作家斯丹达尔的长篇小说《红与黑》，规定一个星期后必须还书，还不准借给第三者，以防“流毒”扩散。我在简陋的工人宿舍抓紧时间读书，怕别人发现，用报纸包着书皮，读后就收藏在枕头套子里。读了《红与黑》，使我深受震撼。小说写一个出身低微的外省青年，有一定的聪明才智，在当地市长家中当家庭教师时，勾搭上主人的年青妻子；后来又在巴黎勾搭上一个贵族小姐。市长夫人出于嫉妒，写信给贵族小姐的家长，揭穿了他的丑行。他一怒之下，开枪打伤了市长夫人。法庭以预谋杀人的罪名判处他死刑。斯丹达尔塑造了一个在当时有深刻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于连·索累尔。小说的重要意义在于围绕于连的冒险行动，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真实面貌，特别是有关于连参与上层贵族密谋的描写，充满了艺术魅力。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于连这个人物。至今还仍然记得，在那个文化荒废的时代，在提心吊胆读书的日子里，《红与黑》是我读到的第一部让我震撼的长篇小说，我的心被它打开了一个洞，照进了一束光，使我忽然就觉得不再迷惘和绝望，只要有书读，生活就仿佛有了期待。

我在工厂期间开始写作，那时候读的书就更多了。正碰上改革开放，许多原来想看而没有看到的书都有卖的了。我把有限的工资拿出一部分来买书，不仅读，而且坚持做读书笔记；不仅从中体味人生，而且从中学习写作技巧。慢慢地，自己的鉴赏力提高了，文学写作也有了进步。整个80年代，人的解放是主旋律，这里包含了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思想的解放，精神的解放，可能还有身体的解放。我们则是通过阅读，重新发现和认识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存在的意义。记得当时有本书叫《人啊！人》，作者是上海作家戴厚英，其中就表达了作家对人的心灵世界的关注，也显示了文学从反映时代精神到张扬人的主体性的转变。纳博科夫、普鲁斯特、杜拉斯、卡夫卡、马尔克斯、福克纳等等新名字、新作品，如开闸放水，让人应接不暇。读书使我越来越充实，眼界越来越开阔，看人看事越来越透彻，发表的作品也越来越多。1979年9月，我的散文处女作《老顶山上访丁玲》在《山西文学》前身《汾水》杂志发表。同年12月，短篇小说《最美丽的》又在《汾水》发表，并被评为当年山西省优秀短篇小说二等奖。1980年，我被接纳为山西省作协会员。就这样，我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在我成长的道路上，读书给我打下了牢实的基础。尤其是许多良师益友的书，更是受益不浅，不仅教会了我作文，而且教会了我作人。

我的良师益友、著名作家韩石山，为我的第一本书写过序，他写过一本《徐志摩传》，2001年2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由于书写得好，当年就加印第二版。他还被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请去做嘉宾，讲述这本书的写作过程。这本书让我明白许多做人，特别是做文化人的道理，骨气与学问，人格与责任，尤其是新文化人物的胸怀与气度，给人启迪和教益。比如书中说到林徽因、梁思成和金岳霖的关系，就是一个真实、有趣而又叫人思索爱情和人生的故事。

金岳霖是中国第一流的哲学家，解放前是清华大学的哲学教授，解放后当过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大概是1932年夏天，也就是徐志摩死了没多久，有一天，梁思成从河北宝坻考察古建筑回来，林徽因哭丧着脸说：“思成，我痛苦极了，我现在同时爱上了两个人，我拿不定注意，不知道该怎样才好？”梁思成一听就知道出了什么事，知道林徽因爱上了金岳霖，想跟他分手又舍不得。这时候梁家住在北平东总布胡同，金岳霖就住在梁家后院。金岳霖喜欢林徽因，梁思成是知道的，但他不知道林徽因喜欢金岳霖到了这个地步，听了妻子的话，梁思成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一面感到痛苦，一面又感到欣慰。欣慰的是妻子很坦诚，没有把他当成个傻丈夫。想了一夜，他把自己和金岳霖比了又比，觉得自己不如金岳霖，林徽因跟金岳霖结合会幸福的。第二天他跟林徽因说了自己的想法，同时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老金，我祝你们永远幸福。当时两个人都哭了。林徽因把梁思成的话告诉了金岳霖，说梁思成说这个事情一切由我来决定，我要是喜欢你的话，他是可以离婚的。金岳霖说，思成能说这个话，可见他是真正的爱你，不愿你受一点点委屈，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退出吧。从此以后，他们三个人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金岳霖总是住在林家后院或是隔壁，林徽因到了哪儿他就到哪儿。甚至抗战以后，林徽因和梁思成到了四川李庄，金岳霖在昆明西南联大，放了假以后就到李庄去了，就住在梁家。金岳霖此后终生未娶，一直到八十多岁去世，还是林徽因的两个儿女给他送终的。

我们想一想，如果你那个后院就住了一个喜欢你老婆的男人，你说你还不拿刀子把他给捅了？相比之下，我们就是农民，人家才是文化人。我们老是以农民的思想来考虑问题。比如说这事儿给了我们，我们就会想，要是我下地的时候，他不是就到了我家和我老婆怎么怎么了。所以说，在新文化运动那个时期，我们中国出过一大批的优秀人物。他们是受过文明教育的，是文明到骨头里的，是有胸怀和气度的，对他们，我自己只有佩服的份儿。

最后要强调的是，读书最好的方式是做读书笔记。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多读多记就多有收获。这是一个常识。我想说的是，人生从读书开始。耽误大家的时间了，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听我瞎扯吹牛。说得不对的地方，还请批评指正。如果有提问的，尽量问，关于读书、关于文学、关于人生，有什么问什么，越尖锐越好。完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