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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毅|邂逅一棵树,一个医生

 新锐散文 2020-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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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



邂逅一棵树,一个医生

陈忠毅

 

客居汉阳,正好赶上了那场十年不遇的大雪天。顶着漫天飞舞的雪花,约两三知己,去汉正街、吉庆街、户部巷,专挑武汉小吃,大快朵颐,四季美汤包、老通城豆皮、蔡林记热干面、精武鸭脖,还有武昌鱼、东湖藕粉、臭豆腐、面窝……全部尝了个够。乘着酒兴,又骑着共享单车,漫行在空无一人的东湖绿道上,听涛踏雪,磨山寻梅……也道是兴尽悲来,突染风寒,终于抗不住,前往医院治疗。朋友推荐的是就近的一家医院——武汉市第五人民医院,习惯叫作“五医院”。

车在五医院停车场停下,雪正下得铺天盖地,抬头见十多层高楼夹峙下,前方隐隐有一棵大树,树干和枝柯光秃秃的,黑黑的颜色在一片白茫茫中,显得那么突出而刺眼。也不及细看,看病要紧,径直去了急诊室,医生诊断为急性重感冒,需要输液治疗。

走近输液室,一个年青女护士迎上前来,把我让到一个座椅上,接着有另一个女护士过来,给我捋袖、手臂消毒、静脉注射,手法轻、柔、温软。当一股沁凉的药液流进手臂静脉,我灼烫的身子才有了一点平定安静的感觉。护士离开前对我说:三瓶水,大概要两个小时,您可闭目休息一会。我无声点着头,懒懒地向她挤出一丝满意的微笑。再看这注射室,四周靠墙靠窗全是病人输液用的座椅,中间则是一排一排地排着。座椅的上方,银灰色的输液架纵横交错,下垂的细白塑料输液管,连通着一只只手臂,形成了一个“网络”和无数个“终端”。男女老少赶着这场大雪带来的“流感”,不约而同坐在了一起 。安静的是老人,也有轮椅推来的,一声不响地输液,有的闭着眼养神,有的目光呆痴地望着天花板或地面泛光的瓷砖。小孩子有点烦躁,即使高烧到三十九度以上,还是不停地好动,父母陪侍在旁,用尽了哄、吓、骗等手段让他们安静。也有不安分的,那青年女子脱去了羽绒服,窈窕有致的身段斜倚在椅背上,空出的一只手还玩弄手机,视频聊天。好象是她的男友的声音有点“肉麻”,周围的人都张大了嘴,对她侧目而视。那女子也知趣,不慌不忙调低了手机音量……整个输液室安静下来,大多年青、中年的病友都低下头,用那只空着、不甘寂寞的手,翻动着手机屏幕,不停地转发、留言、表情、点赞……有的用左手,有的用右手。

输完液,雪已停了,病也感觉好了些。临上车时,突然扭头又看见了那棵树,那黑色光秃的树干、枝柯,象一巨大的现代抽象派城市雕塑,醒目地立在白茫茫一片天地间。走过停车场,只见它立在一座高台上,是真的树,不是雕塑!高台七八米墙壁上,镌刻着那首人人皆知、唐代诗人崔颢的《黄鹤楼》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上得高台,迎面一块二人多高的大石坐立地上,上书三个行草描金大字:汉阳树。我大脑飞快地闪动,把《黄鹤楼》诗、“汉阳树”石刻、大树放在一起链接、交通、联想,终不得就里。最后在大树围栏上寻到一块不起眼的小木牌,上面写着:“‘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唐代诗人崔颢在《黄鹤楼》诗中描绘的景象,让鹦鹉洲、汉阳树蜚声遐迩。武汉市第五医院内的古银杏树,是汉阳现存最古老的‘汉阳树’,历经530余年依然巍然挺直,葱茏舒展。此银杏树高约25米,主干胸径1·36米,投影面积334平方米,枝繁叶茂,虬枝飞翠,是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它演绎着这座城市千年的诗情画意……”呵,原来这就是那大名鼎鼎的“晴川历历汉阳树” ?!多少次登黄鹤楼、晴川阁,吟崔颢《黄鹤楼》诗,今日幸得一睹“汉阳树”,岂不快哉!

这颗“汉阳树”每年春季枝繁叶茂,在四周钢筋混凝土大楼环峙下,固执地撑开了一片华盖似的葱茏。古树有三根粗壮的枝丫如新树 茁壮成长,从半空高高地垂向地面,似有断折、不堪重负之虞。人们从地面用钢筋混凝土浇筑了三根十多米高的树形支柱,犹如三根银柱金墩,与粗壮的主干一起,托起了一树的枝繁叶茂!“汉阳树”,一副“时间老人”、“历史活化石”的尊容,五百多年磨不灭的年轮,真正的“仁者寿”的形象。见此,谁不敬畏、崇信、礼拜?低头沉思,细细一想,崔颢诗中的“汉阳树”,是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景象,比这“汉阳树”还应长寿得多呢?那是真正的“汉阳树”吗?

想到前几年踏访鹦鹉洲长江大桥,那是2015年刚建成通车、武汉市区第八座长江大桥,而在汉阳桥头下,建有“鹦鹉洲桥主题游园”。在主题游园的正中、大桥桥身的正下方、长江堤岸上,镶嵌着一个陈列室。陈列室一半建在地下,一半建在地上,地上部分则用有机玻璃全覆盖。透过有机玻璃,清晰地看到,陈列室底部铺满鹅卵碎石,鹅卵碎石上,有一根乌黑的巨木横卧……原来,在修建鹦鹉洲长江大桥时,从鹦鹉洲下挖出了这棵早已埋存一千多年的古树,因年代久远,这棵树已变成了碳化木,俗称乌木。这乌木长14·5米,根部直径1·2米,胸径1米,重约8吨。根据树龄、树形、表皮裂纹等分析,判定为枫杨,俗称小麻柳,属大乔木科,可长成达30米高,胸径可达2米。这乌木因地质变化,长江、鹦鹉洲迁移徙变,久埋在沙洲,对研究自然的演变和人类活动的踪迹,极具价值。这棵生长于兹 又沉埋于兹的古树,距今一千多年,想象崔颢在武昌黄鹤楼,远观龟蛇二山紧锁长江、江汉二水东奔朝宗,隔江遥望晴川阁、鹦鹉洲,脱口吟诵“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那时汉阳城一城葱茏,鹦鹉洲一片青翠,这乌木不就是当年绿枝婆娑、凝碧积玉、千树万树中的一棵?!

邂逅“汉阳树”,茫茫雪地中,似乎有一座时间坐标清晰地耸立,心生敬畏。转身离开的时候,“汉阳树”旁一栋三层小楼,引起了我的好奇。在小楼淡黄色墙壁上,一块标牌醒目地撞到眼帘,上书:武汉白求恩纪念馆。。这是一座欧式楼房,现在是武汉市第五医院的“体检中心”,与它周围的几十层高楼相比,显得矮小而低调。1923年,爱尔兰传教士(天主教高隆庞会)在汉阳显正街开设诊所,主治妇女儿童疾病。1929年,又开办了圣母堂接生,汉阳揭开了新式接生的历史。1937年,高隆庞修女会在原诊所基础上筹建医院,修建了这座三层楼房,取名圣·科隆伴医院,开设内、外、妇、儿等科。同年,国民政府在伯牙台开设伤病医院,将部分抗日伤病员转移至此处医治,圣·科隆伴医院遂成为伯牙台伤病医院的分院。至1938年,这座医院已发展成初具规模的教会医院。

正是这个时候,1938年1月,白求恩医生在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支持下,率领加美医疗队,由温哥华乘坐“日本皇后号”邮轮,取道香港,转乘飞机抵达武汉。那时,武汉是中国抗战的另时首都,各路抗日战士、名人风云际会。白求恩直奔这栋三层小楼,在这里不停歇地做了七天外科手术,冒着日寇战机狂轰滥炸的危险,为伤员截肢、止血、取弹片、上夹板……挽救了无数抗日战士和当地百姓的生命。

沿着老式狭窄的楼梯上到三楼,在不宽的内走道尽头,建有“武汉白求恩纪念馆”,常年对病人和公众开放,这里也成了武汉市医德医风教育基地、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基地。迎面的白求恩半身坐像,保留着八十年前的风采,让人肃然起敬。大多数的中国人知道白求恩,是因为读过毛泽东的那篇著名的《纪念白求恩》,知道他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抗战,他对技术精益求精,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每个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民学习的楷模。至于他的其它事迹,知之甚少。有时,我甚至猜想,学习白求恩可能更多是当时政治、宣传的需要,而那些赞美、颂扬之辞,是不可能也不必完全接近人物的真相的。

非常庆幸参观了“武汉白求恩纪念馆”,认识了一个丰富饱满、精彩动人的白求恩医生的光辉形象,这确实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白求恩1890年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北部一个小城,父亲是牧师,祖父是多伦多的杰出医生。1916年,白求恩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科学院。在学生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应征入伍,在欧洲战场担任战地救护队的担架员。一战结束,他重拾学业,顺利毕业,并于1922年通过考试,成为很难进入的英国皇家外科学会的会员。1934年,他作为一名知名青年医生,在美国底特律定居、开设诊所。1926年,36岁的白求恩曾患上肺结核,他冒着生命危险,挑战当时最新颖的外科治疗肺结核方法——人工气胸疗法,用抽取一部分肋骨或是往胸膜注入气体的方法,压迫患有结核的肺叶停止工作,从而使其痊愈。20世纪30年代,肺结核病就相当于现在的癌症,令人生畏,白求恩冒险取得成功,并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掌握了治疗肺结核方法的医生。病愈后的白求恩,全身心投入到外科治疗肺结核病的工作中,他在美国用两年时间进修细菌学和实验,发明和改进了12种医疗手术器械,发表了14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并以精湛的胸外科手术,蜚声欧美医学界。他担任圣心医院胸外科主任、加拿大国家健康部顾问,是入会条件严苛的美国胸外科协会的五个理事之一,也成为加拿大医学界薪金最高的几个人中的一个……

这就是真实的白求恩!读书求学时,他就是“学霸”;治病救人时,他就是“圣医”、“天使” !白求恩还以“上帝”悲悯之心,洞察现实社会中因贫富差距,造成了大量普通民众缺医少药,被病痛纠缠甚至死亡。他呼吁、提出了“社会化医疗方案”,号召进行医疗改革,造福普通民众。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他的方案只能招来嘲笑与否定。痛定思痛,反思我们当下几十年医改的艰难曲折,真的要为白求恩的思想与行动所震撼。

白求恩有一颗悲悯人间、念及苍生的金子般的心。当德、意法西斯发动侵吞西班牙的战争时,他毅然放弃优裕、惬意的医学界名流生活,奔赴西班牙战场,援助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他在那里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流动输血站,创办了“西班牙——加拿大输血服务站”,是第一个把血库送到战场的医生。他挽救了无数战士的生命,他金子般的心在哪儿都闪耀出灿烂的光芒。

1938年2月,白求恩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周恩来,决定前往延安。在武汉、在五医院附近的西大街,他为八路军购置了大量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在延安、西安,他会见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1938年6月,他奔赴抗日前线晋察冀军区,接受聂荣臻司令员的聘请,出任军区卫生顾问。到达军区的第二天他就直奔医院,第一个星期就为521名伤员做了检查、处置。此后一个月里,又为147名伤员实施外科手术。当时,很多伤员都散居在老百姓家里,白求恩往返在崇山峻岭中,平均每天要走几十里。当时手术条件简陋,他既是主刀手术医生,又要指挥麻醉,还得帮助护士观察病情,平均一天5台手术,长时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非常辛苦。

白求恩治疗伤员的间隙,还亲自为军区创办“模范医院”,创立手术队,举办训练班,建立医疗制度。他甚至亲自动手,指导木匠、铁匠制作医疗器械。在纪念馆里,我们看到了那个名叫“卢沟桥”的药驮子。当时,医疗器械用车拉,一有情况,不能及时展开,也不能及时收拢,走不了,十分不便。白求恩从驴背上装粪的驮子找到灵感,设计了一个外形象“桥”的“药驮子”。“桥”顶是个没有盖子的箱子,里面可以存放各种夹板。“桥”的两边各有三个抽屉,每个抽屉设有若干小格,可以装各种手术器械和药品。两个驮子上横搭一块门板,就成了一个轻便灵活的手术台。有了这种药驮子,再加上一个敷料驮筐,就可以装下一百次手术和五百次换药用的器械与药品。白求恩的药驮子,是他的创意,是他的发明,是他的杰作,是马背上的手术台,是中国化的换药室和小药房,半个小时就可以展开做手术,十五分钟就能够收拢转移。这药驮子为后来的平原游击战的战场救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表达对中国人民抗战的崇高敬意,白求恩将药驮子命名为“卢沟桥”。抚摸着默默无言的药驮子,我想象白求恩那既理想又实干、智慧的身影,他是那样鲜活地站在了我们面前。

1939年4月23日,白求恩率医疗队参加了著名的齐会战役。他冒着日寇施放的瓦斯毒气,冲上前线为战士送防毒口罩。激战三天三夜,他连续工作69小时,和医疗队的战友们共计施行手术115台。在冀中,白求恩行程1500余里,做手术315台,巡回救治伤员1000多名,圆满完成了冀中战斗的医疗保障任务。

作为一名蜚声国际的外科专家,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在中国要做的要实现的东西很多。他亲自拟写“模范医院”方案,甚至拿出所有积蓄,开办“模范医院”。他一边拼命工作,一边致力于培养八路军医疗人员,举办特种外科实习周,举办专题讲座、巡回讲座,进行手术演示与示范……他利用晚上的时间,编著了《战地救护须知》、《战伤治疗技术》、《初步疗伤》、《战地外科组织治疗方法草案》、《消毒十三步》等二十几种教材。在此基础上,1939年7 月,白求恩在唐县神北村一间草屋里,用近半个月时间编著了《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全书共分九章,仅译文就长达14万字,附有他亲自描绘的119副插图,将他在战地实际工作中的宝贵经验与其广博丰富的医疗造诣融汇在一起。聂荣臻司令员见到这本书,动情地说:“它是白求恩给予我们每一个革命的卫生工作者和每一个指战员和伤员的最后的不可再得的高贵的礼物。”仔细端详这一本一本泛黄、薄脆的小册子,我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国际主义战士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和智慧。

1939年下半年,日寇开始冬季“扫荡”,白求恩取消了回加拿大为八路军筹措医疗费用的行程,率医疗队奔赴摩天岭前线,在离火线七里的孙家店一座破庙里,给伤员做手术。有记者拍摄到他做手术瞬间的经典的历史照片,想不到这就是为他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在紧张的手术中,白求恩的左手中指不慎被手术刀尖划破,他没有迟疑,把受伤的手指放进消毒液里浸了浸,继续手术,直到最后一名伤员的手术做完。经过一昼夜行军,他的手指开始肿胀,但他顾不上休息,第一天就检查了200多名伤员,第二天又给13名伤员做了手术。不幸的是,他受伤的手指感染了丹毒,高烧不退,但他依然率医疗队赴黄土岭战斗前线,在工作中昏倒。此时病情危急,已无回天之力,八路军抬着白求恩向后方转移。在唐县黄石口村的后方医院,白求恩逝世,终年49岁……

白求恩的不幸逝世,让人痛惜,直到八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感到一股悲痛、惋惜之情压在心头,我甚至想,白求恩要是能死而复生为我治病疗伤,那该是人间多美好的事!白求恩的英名在我心中回响了半个多世纪,直到今天,我才真正认识了一个真实可信的白求恩。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身体力行者。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战士。他是一名医学专家,更是一名医学圣徒和天使。他治病救人,也以血液里他牧师父亲的基因,疗治自己心灵的伤口,使自己接近一个灵魂高尚的人……更让人感到亲切的,他不仅“高大上”,也有着老百姓一样的质朴、厚道。他不是简单的工作狂,也热爱艺术。绘画一直伴随他,在他的画笔下,大自然的风光蓬勃有生机,女友、妻子的画像端庄而温馨,哪怕是他医学专著中的插图,也流露出他的幽默与狡黠。他有丰富的情感,当自己患上肺结核后,坚决与妻子离婚,病愈后又复婚,为了保护妻子的身体康健。他喜欢日光浴、游泳,在中国繁忙工作之余,喜欢赤条条躺在溪水岩石板上,享受自然、阳光和风的赐予,常常引来山村孩子们的嬉闹欢声。山沟里物资匮乏,生活清苦,聂司令员不时从缴获的战利品中,给他送来酒和罐头。这时,他会开怀畅饮,放浪形骸,快意一时。有时他喝高了,莽莽撞撞去敲寡妇的门,倒地醉梦也不觉尴尬……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白求恩。

在五医院,我输液六天,天天要去看“汉阳树”,要去见“白求恩”,每次 那张“武汉白求恩纪念馆”珍藏的照片,就真实地摆在面前:左边是阅尽人间沧桑的五百多岁的“汉阳树”,右边是矮小的圣·科隆伴医院,中间搭起的另时手术台上,白求恩正在为伤员做手术……为什么不在三层楼房里做手术?只有参观过小楼房,你才会明白,那楼房的狭窄、楼梯楼道的仄逼,不利于担架上下和手术的展开。白求恩正是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中,开始了在中国的辉煌的人生。

病痊愈后,我来到五医院与“汉阳树”告别,与“白求恩”告别。在五医院正门口,二米多高的白求恩白色大理石全身雕像,临风玉立。他穿着八路军军装,风衣敞亮向身后拂开,大步向前走来。在他的身后,似乎看到从医院走出来的“永远的人民医生”裘法祖、“防治艾滋病先锋”桂希恩、“纯粹医生”张应天……还有江泽熙、陈曼仙、王争艳……还有五医院的“志愿输血服务队”、医生、护士……在白求恩雕像旁,立着一块一米多高的石碑,碑上全文镌刻着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面对喧嚣热闹的大街、人来人往的医院,我禁不住朗朗有声:“……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作者简介:陈忠毅,男,1948年生,湖北省宜昌市人。宜昌市作协会员。曾在地市、省、中央报刊发表诗、散文、杂文、随笔等。杂文《明镜与昏镜》入选中国青年出版社《全国青年杂文选》,散文《听琴》获中国散文网等单位主办的2017年中外诗歌散文邀请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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