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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 丝路新散文 siluxinsanwen 白 1 渭南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 王士敏  奶奶只要说起我小时候的事，来了兴头。她说我脖颈上的项圈是一岁时戴上的。但我记得这个东西在脖颈里缠着，已是四五岁以后的事了。长大后我问过奶奶，给我戴项圈是咋回事，她笑呵呵地说：“带那东西可有些讲究哩！” “项圈”，是古人在孩子脖子上戴的一种装饰物。有金、银、铜、铁、玉等各种项圈，大都坠有长命锁，寓意圈住孩子、锁住生命，辟邪免灾。 有钱人给孩子戴的项圈是金银或玉石做的。贫穷人家孩子戴的大都是铁的。 带项圈辟的习俗在我们村里，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它是在“文革”中被破初的。 奶奶说，我落地的时候，像一个瘦猴子。 看着几辈人熬了一根瘦小单薄、病恹恹的独苗。父母熬煎了。迷信的奶奶那些时日里，几乎天天在祖宗牌位前祈求祖先保佑我，但那不会说话的纸牌位却对我的小病不断无可奈何。奶奶急了，颠着小脚走回东垣，请来了东垣上颇有名气的神婆黄仙娥。 神婆吃完了母亲为她做的哨子面，要父亲备齐了一叠黄表纸，一把香，一支毛笔，一碟朱砂，一碗水，便对着我家牌位做起了神事。在烟雾缭绕中，她念念有词，手舞足蹈，请神拜药。一会儿神仙附身，便喝令仙童拿纸笔来。父亲急忙呈上纸笔，神婆即把朱砂倒在水碗里，用毛笔蘸着在黄表纸上画了起来，画满了一张黄表纸，神婆还阳了。她气喘吁吁地把黄表纸贴在我家门后的门闩上方，然后说：贴上神符，妖魔鬼怪就不敢来了。 但这一纸神符，并没有管了多大用。神婆走了没有几天，我便不断地咳嗽哮喘。父母被我整了个失魂落魄。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父亲几乎找遍了西塬上的乡村郎中。奶奶说，那时侯，我几乎天天喝各种单方草药熬的药水，那咳嗽哮喘才慢了些。 那年九月的一天，到型马西沟里挖煤的父亲把十字河边的神汉成先生请到了家。成先生比东垣那个神婆沉稳得多，没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他看了看我的面相，便定定的坐在了我家堂屋的圈椅里，一脸正经地对父亲说：这娃难管，要给他戴个项圈，项圈上要用“贵子红”布裹住缝上，孩子长一岁，缝一层，要一直缝到十六岁。还要为孩子买一把“长命锁”，锁的正面要有“长命百岁”四字，后面要有“荣华富贵”四字，坠在“项圈”下。这样，就把娃身子圈住了，小命锁住了，以后就没事了。 那一夜，成先生出门时，回头对父亲说：给娃认一个会看病的干爹就更好了。 这样，我满周岁的那一天，项圈就戴在了脖子上，长命锁就贴在了胸口上。我的干爹，西型马村的中医高俊齐先生就坐在了我家的堂屋里。 戴了项圈，我并没有从此安然无恙。 按照奶奶的说法，六七岁以前，我就没有一天让他们安生过。 那些年的冬天，西塬上的雪下得忒早。一到下雪天，我就咳嗽哮喘。白天还轻些，夜间便一阵阵闹腾个不停。有时候，折磨的父母一夜不能合眼。为了我，父母没少麻烦我那干爹，他们经常在深夜里，用褥子裹着我，急匆匆抱到干爹家。干爹为我也受了许多难过，只要听到父亲急切的吆喝，不管寒风刺骨还是大雪纷飞，立马开门把父母迎进家门，为我喂药打针。奶奶在我大了的时候不止一次地说：“要不是你有个会看病的干爹，你那小命恐怕难保。” 春天来了的时候，那花呀草呀的都支楞楞地活泛起来了，我浑身上下也燥痒痒地不安起来。什么疹啊痘啊的都争先恐后地冒出来了。这里疼那里痒把大人们弄得焦头烂额。干爹让我父亲去找些表药之类的树枝草叶，母亲便把这些枝叶熬成汤水让我喝，还用汤药给我洗身子。但这些东西治表不治里，我六七岁那年，身子里的病毒发作，两条小腿上出了连疮，左大腿上长了一个大脓包，害得我站不起来了，主治内科的干爹也无从下手，他和父亲一商量，便把我背到了村南的土外科医生家。 村南的这个外科医生，在陈村南塬上家喻户晓，专治创伤脓包一类的病。那一套切除创伤脓包的外科刀具，可不是现在医院里那些银光闪闪、小巧玲珑的手术器械。那是他专门打造的铁质家伙。单从这个医生的外表看，病人就怵他三分，两条浓眉竖着，眼眶中的两颗眼珠瞪得骨碌圆，左腮上一片黑痣十分显眼。因此村人们都说他心狠手硬。 那天我见到他便吓哭了。但我却清楚的记得，那医生笑呵呵地在我的腿上摸着揉着，还不住地说着：别怕、别怕，不疼、不疼。在我沉静下来的瞬间，却见他手里突然闪出一把像后来我见过的刻字刀一样的小刀，没等我反映过来，那大腿上的脓包便被他一刀割开了。那钻心地疼痛立刻蔓延到全身。我忍不住疼痛骂不绝口，抱着我的父亲见我拽坏了项圈，脸上顿时苍白，一巴掌打在我的嘴上，我不敢吭气了，眼泪像小溪一样流个不停。我那干爹只说了父亲一句：“看吧娃惯成啥啦。以后可要有些教指（教育）哩！” 父亲听了干爹的话，再也不惯我了。也是从这一天起，我见了父亲那一张沉沉的脸，心里就怯乎。 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等父亲把我背回家，母亲看到我泪眼婆娑，不住的埋怨父亲；而奶奶见到我拽坏了项圈，一下子慌神了。奶奶说：“项圈”是孩子的保命圈，弄断了，可不得了！以后娃有个啥事，看你俩哭天没泪！她赶快吆喝着母亲，照护着把项圈缝好，周周整整地又戴在了我的脖子上。接着便嚷着父亲去邻村里请来神婆，又在堂屋里的牌位前安置了一番。 戴着项圈的童年一天也没有享受到长命锁上的祝福，贫穷与饥饿像梦魇一样不断地缠绕着我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太多的是父亲的叹息和母亲的泪水。那些年里，白日饭后靠在父亲的大腿旁，仰脸瞅着从他嘴里冒出的缕缕旱烟随着他的叹息飘忽在堂屋里漆黑的楼板上；夜晚把头埋在母亲的怀抱里，听着她摇动缝花车那凄美的嗡嗡声，任凭那清凉的泪水在脖颈里流淌。这些成了至今我心头抹不掉的印记。 我不记得父母为我的童年买过一次糖果，却记得奶奶领着我去老舅家吃糖蛋的情景。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每年正月里，有两家亲戚要走。村北的干爹家，是父亲带着我必去的地方；从济源落户南登坂的老舅家，每年奶奶必去，总要带着我去。记忆中，每年去干爹家，干娘都会给我五毛钱的压岁钱；去老舅家，老妗也会给我五毛钱。去姑姑家，给二毛钱，姑姑们也是作难哩！在那个年代，五毛钱就是一张不小的钱，能称几斤盐，够我们一家人吃好长时间哩！去老舅家还有一种诱惑，做小生意的老舅家有糖果吃。记得第一次去老舅家，老舅给了我一颗绿色的糖蛋，我茫然不知那东西怎么吃，是奶奶把糖蛋塞进了我的嘴里，方知那东西是那样的甜美。 后来奶奶告诉我，那年我已经四岁。 我进了学堂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至今记在心里。 那时我六岁，坐在教室的中间。那天放学的钟声敲响，学童们到院里站队，还没站定，一个小男孩惊乍乍地叫起来：“我的糖蛋丢了！”随即，跑进教室，一会便出来了。老师问他找到了没有，他摊开手里捏着的糖蛋，点了点头。那是一颗红绿道道相间的糖蛋。看着这像琉球一样的东西，一大半学生瞪大了眼睛，他们不认识这东西就是甜滋滋的糖蛋蛋，他们没吃过糖蛋！ 其实，在那个年代，在我们居住的穷乡僻壤里，是买不到水果糖的。能吃上糖蛋的孩子，大都是大人们手头有些小钱，在集镇和城里的店铺里买的。 我稀奇糖蛋，父亲没钱买不来，母亲心里不好受，就想着办法让我们吃甜食。那些年过年的时候，母亲为我们煮的“麻糖”和“甜丸”至今我还想吃。用软柿子掺和着玉米面，外面裹着一层白面炸的一种条形面食叫“麻糖”；用熟红薯和面做成圆蛋蛋在油锅里炸熟叫“甜丸”。这是那些年我家年节里最好吃的美食。母亲为了我们能较长时间的享用，把它们放在篮子里，挂在屋顶的棚木上。因而那时节，我的眼球也就不断地在那棚木上转悠，嘴里的馋水也就不住地往进吸溜。 然而在我的记忆里，却没有见过母亲吃那好吃的“麻糖”。 童年第一次见世面，是老县城里的“腊八会”。 老县城在黄河岸边。那座古城是垣曲人向往的地方。老县城的庙会“四月八”和“腊月八”，是那时农人们的盛大节日。 那年赶“腊八会”，是父亲领着我去的。 出发的那天早晨，母亲一早起了床，为我擦拭了糊满垢痂的棉袄，然后叫我起床。她把棉袄在柴禾锅圪崂里烤热，严严实实地捂在了我的身上。接着，又细心地把我脖颈里的项圈擦净。吃了饭，我和父亲上路了。 我蹦跶着走在父亲的前头，红项圈在脖子里不停的晃悠着，父亲和他那一帮伙计们看着乐呵着。走过型马南塬那一道凹，再上一面坡时，我蔫了下来。看着我红彤彤的脸上流着汗水，父亲把我背了起来。 伏在父亲宽厚的背上，胸口暖烘烘的我不一会就迷糊起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觉得脖子上的项圈被人拽断了，睁开眼时，却是父亲拉着项圈把我叫醒了。 腊八会是人们置办年货的庙会。像流水一样的人群，几乎要把老县城那狭窄的街道挤破了。父亲怕我被人踩着，把我托上他的肩头，随着人流走东关、去西关、下南关、上北关。看了耍把戏、唱大戏、捏泥人······我便吆喝着肚饥了。 在北关的一个饭铺前，父亲停了下来，店主见父亲领着戴项圈的孩子走来，说一声：“给你来两碗荤面吧？”父亲摇了摇头：“舀一碗胡辣汤，拿一个烧饼吧”。那是我第一次喝胡辣汤，觉得是那样的好喝。一口接一口的喝着，以致呛的咳嗽起来，出了一脸的汗，鼻涕也流进了碗里。吃完了，父亲拉着我要走，我却说没吃饱还想吃。“听话，咱回家再吃。”父亲说。“哥，我这还有五分零钱，让娃再喝一碗。”同行的邻里明叔说。“不啦。”父亲背着我就走。我哭了。 回家的路是爬坡的路，我没走多远就走不动了，父亲又背上了我。 那一天，父亲背着我走了三十里路。 那一天，父亲在庙会上连口水都没喝。 上学后，我发现戴项圈的不止我一个。我班里，还有几个戴项圈的男孩。其中南地的拴住、西街的田园和北沟的河声和我一样，都是穷家的孩子。 三年自然灾害是穷家孩子雪上加霜的日子。那时，已是小学六年级的我们，正是发育成长的时期，但日复一日的饥饿，让我们在生存的道路上步履维艰。 顿顿的稀饭喝得人鼻青脸肿，走不到学校就肚饥了。不少学生上学兜里都装着吃的。我们家是外来户，没有陈年拾掇的那些秕谷芝麻老底，上学时，口袋里连黑窝窝也装不上，奶奶就往我口袋里塞上一个红薯，到后来，红薯没了，就装一个煮熟了的胡萝卜。 红薯是那时人们的主要吃食。上课的时候，红薯产生的胀气让孩子们的屁股不停地响，各种古怪的声音此起彼伏，忍不住的笑声，在各个座位间流淌弥漫。执教的老师忍俊不住，威严的面孔也就有了笑容。 也有课间不吃红薯的，河声就是一个。他家住在河边，他爹勤劳实在，开了几块荒地，还能浇上水，就有了些收成。河声兜里装的是窝窝头。那是用玉米面搅着谷糠做的，还掺着甜柿子，吃着很美。 几个学生要求用红薯与河声换窝头吃，还有几个干脆向河声要着吃。河声不愿意，那几个学生就死磨硬缠，“河声，叫吃一块吧！”“伙计，就吃一点点嘛！”河声没法，那窝窝头就与他们分着吃，肚里也就成了红薯。 河声的窝窝头让我眼红死了。 那一天，看着河声和几个同学分着吃窝头，我肚里馋得嗷嗷叫。我走到河声跟前。“给我吃一点吧！”“不。”河声走开了。那一刻，我脸红脖子粗，无地自容。 此后，河声不管和谁分着吃，我看也不看。 长大了的时候，我们几个戴项圈的同学坐到了一起，说起了当年的情景，都笑了。河声说：“那时我要再让你吃，我就没有了。” 
母亲为我的项圈缝上最后一圈“贵子红”，是在1960年的春天。 那时，母亲的胃病已经到了后期，她知道，世上已经没有她很多的日子了。在一个夕阳如血的红昏里，母亲摘下了我脖子上的项圈，她用大跃进留给她一层厚茧的瘦手，用她过去绣花的钢针，精心地把一层崭新的“贵子红”缝在项圈上。缝完了，母亲把我拉到她的怀里。 “明年我就给娃缝不成了！恓惶娃，以后妈就见不上你了！”说罢，母亲泪如雨下。 那天，母亲抱了我好久。她那抽泣的声音，抖动的双肩，至今在我的脑际闪现。她那不尽的泪水，顺着我的额头流进脖颈，那种冰凉至今仍在我的心中流淌。 又一年，型马村里有“运动”了，破除迷信的吆喝声，让规矩的父亲害怕了。她给奶奶说，把娃的项圈摘了吧？可奶奶不愿意，她怕孙子没了项圈，就没有了神的保护。但她又怕当队长的父亲受了连累，戴在脖子上的项圈就摘下来了。 摘了项圈，我的脖子上利索了，出气也觉得顺当了。 看着我没了项圈，奶奶诚惶诚恐了。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王士敏，山西垣曲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东方散文》、《散文福地》编委、运城市书法、摄影家协会会员，垣曲县作家协会主席，垣曲县舜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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