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晋时期，门阀士族婚姻的基本特征是实行严格的身份内婚制，即大族联姻的对象基本上属于门第相等的士族或皇室，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门当户对”。然而到了南朝时期，士族失去了最高统治权，但是在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还是存在的。由于南朝各代统治者的出身比较低微，缺乏当时社会所需要的地位，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要依靠和利用士族根深蒂固的社会威望来稳定政权，与士族共同统治国家。 这些变化反应体现在婚姻上，使土族的国婚和门第婚都出现了东晋所没有的特点。国婚就是皇室婚姻，包括纳后、尚主及宗室婚三种类型；而门第婚，是指男女双方按照各自所属门第相当、相等，或近似的原则而缔结起来的婚姻。故我们本篇文章主要就是介绍国婚与门第婚的区别和联系，及其历史演变的过程。 门阀士族们的日常生活写照 士族与庶族并存，门第成为国婚的第一标准宋、齐、梁政权的建立有共同的特点，从皇族的地域上来看，都是属于以彭城为中心的西楚地域，开国君主出身地位低微。宋、齐、梁的皇族分别出自彭城刘氏、兰陵萧氏，族望与本为西晋皇族的河内司马氏难以堪比。齐、梁皇室萧氏东晋时期与彭城刘氏相互通婚，因为东晋以来士族之间实行严格的等级内婚，由萧、刘互婚可见兰陵萧氏郡望与彭城刘氏差不多。故此，清赵翼曾言：“江左诸帝，乃出自素族。” 而在南朝改朝换代的过程中，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最显著的是士族与庶族力量的变化。很多出身低微的文人和武人，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地位显著上升，他们并不只满足于政治权利，他们既需要经济地位，又需要社会地位，以挤入士族阶层为荣。 南北朝发展示意图 同时南朝统治者也依靠着新兴的庶族，来掌握中央实权和地方军政大权，致使庶族力量不断地壮大。而士族阶层，因只需凭门第而不必靠才能就可以仕进、升迁，一部分人生活放荡不羁，不思政事，士族的实力减弱。不过，在中央决策中枢中书省和门下省的最高长官中书令、侍中依然还是士族担任，但其中实际掌握政务的中书舍人和给事中，却基本上都由寒族担任。皇室、士族与庶族的变化使国婚出现了很多特点。 首先，南朝国婚仍然注重门第，它是国婚选择的第一标准。以宋、齐、梁纳后为例。刘宋第三代的婚姻即是立国后所缔结的，皇后都出自高门。宋、 齐、梁立国后，所纳后族的族望明显呈现出上升之势，皇后的选择仍然注重门第，并且逐渐和高门大族靠拢。刘宋国婚士族共有18门，通婚士族的范围明显比东晋扩大了。其中前6门属于门阀中的次门，后12门属于门阀中的高门印蜥。据《宋书》记载，刘宋一朝前后共有皇后6人，而侨姓望族王氏、谢氏、袁氏三氏就占了4人。其中琅琊王氏一家就出了两位皇后，尚主6人，王妃等4人，先后共有国婚12起。 《宋书》 可见，刘宋时高门士族与次门士族都与皇室通婚，其中高门多于次门，次门士族开始出现于国婚中，政治力量的变化对士族的婚姻有重大的影响。萧齐时期，国婚士族共有13门。在13门士族中， 也是高门、次门并见。 萧齐时期，虽然与皇室通婚的士族更为复杂，但高门与次门并见的特点是鲜明的。萧梁时期，缔结国婚的士族共有12门，与皇室通婚的士族也是高门、次门并见，其中东海徐氏已逐渐发展为高门，而范阳张氏则属此门。陈氏立国之初，地域是江南以来各政权中最小的，并且政局也最为动荡。 面对地方豪强据城自立的形势，陈霸先一面采用武力镇压，一面采用传统的政治联姻手段，联合门阀士族的高门，组成盟军，对付地方割据，国婚中侨姓高门渐渐多起来了，与东阳留氏、巴西侯氏的国婚即是此类。 高门内的女子日常生活 此外，陈朝的建立者陈霸先虽然也属于侨人，但陈氏渡江到建立政权，已经有二百多年的时间，和东晋时刚迁到南方的侨姓有很大的不同，文化心态和生活方式已经与江南融合，所以国婚中开始有了吴姓士族，有吴兴钱氏、吴兴章氏、吴兴沈氏。其婚姻由立国前延续至立国后，形成了国婚门第的多样性。 其次，人物的才能、品德、相貌等因素对婚姻成败有一定的影响。宋初“诸尚主者，并因世胄， 不必皆有才能”南朝宋文帝以后，皇权加强，统治稳定，国婚中对人物素质的考察也趋于严格，主婿多为一时之俊杰，故国婚重视人物才干不足为奇。南朝国婚注重人物素质，与整个魏晋南朝重人物风尚分不开。 国婚在满足了通婚对象为士族的基础上，人物的素质对婚姻的成败有着一定的影响。在士族力量鼎盛的东晋，与皇室通婚的门阀士族是侨姓士族中的高门，通婚范围狭小；南朝宋、齐、梁时，与皇室通婚的门阀士族突破了士族中高门和次门的界限，既有侨姓中的高门士族， 又有侨姓中的次门，通婚范围有所扩大；南朝陈时，与皇室通婚的门阀士族突破了士族的地域界限，既有侨姓士族，又有吴姓士族。它揭示出门阀士族与皇室的通婚，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化，由狭 小封闭的婚姻圈逐渐走向扩大，它与门阀政治的衰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士族与庶族朝堂不相容的局面 身份内婚制被打破，士族向权贵寒族联婚，门第婚出现南朝时期，东晋以来的封闭的身份内婚制逐渐被打破，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随着历史的变化，一些门阀大族退出历史舞台，使现存的门阀大族的通婚对象减少； 在东晋到南朝宋的更替中，许多门阀大族在政变、兵变中被大量杀戮乃至灭绝。梁末的侯景之乱，从起兵以来便大肆烧杀抢掠，严重破坏了江南经济，使江南人民遭受到一场空前浩劫。战乱之后，繁华的扬州地区呈现“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的荒残景象执拗。侯景之乱也沉重地打击了南方的门阀士族。大量名门望族的衰微乃至灭绝，不仅使门第婚姻的主体受到冲击，使其趋向衰落。 另一方面，现实的利益是南朝士族与庶族联姻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经济利益。虽然许多士族在经济上具有雄厚的实力，但并非所有的士族在经济上都是富有的，在士族渐衰的南朝尤其 显。出于种种原因，南朝家贫士族也并不少。同时，随着南朝货币经济的发展，很多中下层的庶族通过经营土地，经营商业，成为大地主、大商人，其经济力量迅速膨胀。 而那些家境日贫的士族， 与有钱的寒人庶族联姻，不失为一条出路。于是，那些迫于实际经济问题的士族，打破士庶不婚的界限，与有钱的庶族通婚。 其次是政治利益。东晋以来，门阀士族担任的官职是清官，多数都是一些闲职，居官而不做事，高门子弟不屑操持政务。繁杂的政务则由庶族处理，国家权力逐渐转入庶族之手。这些政务中军事的实际指挥权滑入庶族之手是庶族兴起的关键所在。 宋、齐、梁、陈的开国君主都是通过军事实力登上历史舞台的。南朝各代都出现了很多因军功而显赫或位至三公的庶族地主，他们成为抗衡门阀地主的重要力量。再加上南朝的君主为限制门阀地主，任用寒人执掌机要，虽然这 些职位位卑权轻，但机要性极强，庶族操纵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权，庶族的实力大增。这使得有头脑的士族放下架子，与庶族往来或通婚。庶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提高后，他们要求社会地位的提高。 士族与寒族通婚 这种提高并不是要打破士族和庶族的界限，而是强大起来的庶族通过各种途径，比如买卖、伪造士族户籍，与士族通婚等手段 跻身于士族，以期享受士族一样的社会地位。宋齐时期就有很多庶族跻身于士族行列，到梁、陈时 更多。 刘宋时期，士庶之间开始通婚。《建康实录》记载：“是岁，始坏士族杂婚者补将吏，于是民多逃亡。”说明士庶杂婚数量不少，而且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所以朝廷专门下诏令来对付这个社会问题。也可以看到，此时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士庶之间出现了联姻。萧齐时期，士庶联姻超过刘宋。此时不仅士庶之间联姻，而且自东晋以来高门对高门的联姻也发生变化。 《建康实录》 总结可以看到，不仅一般的士族与庶族联姻，而且高门士族也与庶族、吴姓士族联姻。这直接反映出，随着军政大权高度集中于皇室和新贵之手后，丧失政治实权的高门大族的婚姻从单一的门第要求转向政治、经济实力，逐渐从政治靠山转移到新兴的庶族身上，与其联姻，以保住家族的现实利益。 总之，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士庶之间的鸿沟已经被打 破，虽然有些思想保守的士族还拼命的阻拦，但历史的大潮是无法阻拦的。南朝土族婚姻的变化 充分表明：一方面，门阀土族在逐步衰败；另一面，庶族寒门在不断上升。而这两个方面，恰恰是门阀制度由盛变衰的具体体现。可以说，“士庶不婚”习俗的变化过程也正是门阀制度的盛衰过程。 参考文献： 《建康实录》 《宋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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