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学前沿的多元发展 （上）

埃及狮身人面像 ▲

来源：IAE脸书账号首页 ▲

导语

19世纪20年代初，几乎所有古埃及学者还受困于象形文字的释读时，英国学者托马斯·杨（Thomas Young，1773—1829）和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1790—1832），在一番既富有合作又充满竞争的努力后，最终由商博良宣告破译了这些历经千秋万代的文字。

托马斯·杨（左）让-弗朗索瓦·商博良（右） ▲

来源：维基共享 ▲

从此，最后一层蒙在古埃及文明上的面纱开始褪去，一门年轻而古老的学科——埃及学（Egyptology）应运而生。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埃及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埃及学研究者更是遍布全球。

为促进学者间的国际合作和埃及学的蓬勃发展，自1976年起，埃及学者国际联合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gyptologists，以下简称IAE）定期召开埃及学国际大会（首届大会名为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gyptology, 后更名为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gyptologists，一般每四年举行一届），以期为埃及学研究者搭建更广大的成果展示平台，提供更多的学术交流机会。

2019年11月3—8日，第十二届埃及学国际大会在埃及开罗举办，笔者和一部分中国埃及学研究者参与了本次大会，从众多学界同人的精彩报告中，笔者深感于当下埃及学在科学化、规范化、体系化、微观化和多学科交叉化等方面的新兴发展之迅速，遂有意提笔对此次大会作一简略概述，和更多有志于埃及学研究者或对埃及学研究有兴趣的朋友们分享。

本文将结合大会所设立的议题，分六个主题来介绍一些埃及学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和主要成果。

上海大学文学院郭丹彤教授在会上作题为“Biography of Methen: A New Study”的报告 ▲

01

应用最新科考方法下的埃及考古学

上述埃及学研究新趋势的集中体现之一，便是将最新的科研考察方法应用于埃及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学既可谓是埃及学研究的前提条件，也可说是埃及学的立学之本，埃及考古发掘的成果更是直接影响着埃及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自埃及学1822年诞生以来，埃及的考古发掘从以探宝为企图的盗掘，逐渐发展成以研究为宗旨的、系统的科学发掘。现代考古学本就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学科，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地理工程技术、4D模型技术、地质信息学技术、冶金学和医学在当下埃及考古发掘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应用。

也正是这些现代技术手段的应用，不仅使那些历史上已发掘过遗址的再发掘成为可能，而且还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新收获。

美国查尔斯顿大学的皮乔内（Peter A. Piccione，“Shaping and Changing the Landscape of Western Thebes”）使用地理信息工程系统，对底比斯西部进行卫星勘测，研究底比斯墓地的建筑地理环境，以山体滑坡、地震和岩石断层等为研究对象，从中揭示出古埃及人在进行墓葬建筑设计时是如何适应或重塑当地地理环境的。

▲ 点击查看大图 ▲

皮乔内领衔开发的“底比斯墓地线上地理信息系统” ▲

来源：https://scgis.maps./apps/webappviewer/index.html?id=cff7333a8b61461eb9d438d91c93ff61 ▲

荷兰莱顿大学的霍芬（Carina van den Hoven，“Introducing the TT45 Project: a New Fieldwork and Research Project on Tomb Reuse in the Theban Necropolis”）团队使用4D模型绘制了底比斯墓地的演变图。

底比斯墓地TT45号坟墓内景 ▲

摄影：项目成员 Matjaz Kacicnik ▲

来源：Carina van den Hoven，“Introducing the TT45 Project: a New Fieldwork and Research Project on Tomb Reuse in the Theban Necropolis,”Phonix 65.1,2019, p32 ▲

法国东方考古研究所的悠优提（Marine Yoyotte，“The Harbour of Mi-wer (Gurob)”)则通过详细了解周围的河流和水文系统等地质考古的方法，确定了图特摩斯三世修建的米威尔（Mi-wer）港口的具体位置。

米威尔港口复原地形图 ▲

制图：Mohammed Gaber ▲

来源：https:///2017/01/01/the-harbour-of-mi-wer/ ▲

上述三项研究成果整合了传统考古学方法与地质信息学的新技术，强调遗址地形在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有利于遗址的新发现以及加强对已发现遗址遗迹的保护。

此外，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学、捷克埃及研究所的奥德勒（Martin Odler，“Research of Ancient Egyptian Copper Alloy Metallurgy at the Czech Institute of Egyptology and Cooperating Institutions: Results and Future Prospects”）对古埃及铜合金技术进行研究，指出新王国时期的工具再利用和再循环情况比古王国时期更加普遍，进而探讨铜合金技术在古埃及历史上演变和发展的过程。

    Abusir出土的部分铜合金工具 ▲

摄影：Kamil Vodera ▲

来源：Martin Odler et al., Old Kingdom Copper Tools and Model Tools, Oxford: Archaeopress, 2016, Figure 220, p. 227. ▲

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的赫雷林（Jesús Herrerín，“Dermatoglyphic Study of the Fingerprints in 22nd Dynasty Mummies from Dra Abu el-Naga”）利用从木乃伊取得的可识别指纹，实现了不同性别下古埃及人死亡年龄的估算。

埃及贝尼苏韦夫大学的哈晒什（Zeinab Hashesh，“Human Remains at the Funerary Temple of Djedkare Pyramids Complex, Spring 2018”）对国王杰德卡拉（Djedjare）金字塔建筑群进行考察后，揭示出某种年龄、性别与特定病理之间的相关性。

02

深入解读埃及艺术

古代埃及的艺术既能直观反映古代埃及社会状况，又可体现埃及人的精神世界。然而早期学者对绘画和雕刻等艺术品的研究往往只侧重于它们所展现的历史信息，其成果未免有所局限。随着埃及学的发展，当代学者则开始将研究重点放在艺术品本身上，通过艺术品所刻画的人物心理、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来解读古代埃及历史中的人物和艺术。

譬如，来自瑞士巴塞尔的学者穆勒（Maya Mueller，“Violence and Elegance in Art: The Deadly Beauty of the Powerful”）根据国王和大臣坟墓中的壁画，利用人类病原学、心理学并结合历史背景，探讨高度遵循美学设计的国王、外敌和奴隶的肢体语言。他通过壁画里刻画的面部表情上外显或隐藏的暴力元素，分析出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艺术形象在创作时所遵循的一般规律，比如国王的形象通常会展现出他对权利、胜利和杀戮的享受。

比利时列日大学的迪维尔（Alisee Devillers，“An Art without Artist … Really? For an Iconographic Approach: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s of Artists in Ancient Egyptian Art”）指出，古埃及艺术虽备受关注，但创造出这些杰作的艺术家本身却往往被忽视。迪维尔通过文本分析和技术分析来追踪艺术家的创作手法，并从肖像学的角度考察他们的社会身份和地位。

EK3号墓中埃及画匠形象 ▲

来源：Alisee Devillers,“The Artistic Copying Network around the tomb of Pahery in Elkab，”Figure 1, In Miniaci, G. et al. (eds.), The Arts of Making in Ancient Egypt, Leiden: Sidestone Press, 2018, p.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