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学前沿的多元发展（下）

袁承志dtau70na 2020-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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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版画《新博物馆的埃及庭院》 ▲

作者：Eduard Gaertner（1801—18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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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语单词和文献的微观解读

古埃及语的文献解读是埃及学研究的基石，对古埃及文献的精准解读是了解历史真实的重要手段。如前所述，埃及学的建立是以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成功破译为开端，此后，对古埃及语的研究和文献整理从未停止过。

近年来，学界开始从整篇文献的内容、体例和语法的宏观解读逐步转向某个单词的微观解读，同时着手于埃及语数据库的建立，为各国学者对原始文献的合作研究提供更大便利。

埃及十月六日大学的哈姆登（Ahmed Hamden，“An Iconographic Study of the tp-sign and Some of its Unique Uses”）介绍了古埃及语tp的书写形式以及阐明其在宗教场景中体现的特殊用法。

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的波特（Daniel Potter，“Understanding Divine Interaction: The Differing Use of the‘Hand of the God’and the ‘Arms of the God’”）探讨了“上帝之手”（Drt）和“上帝之臂”（`wy）在古埃及文献中的不同用法和含义。

塞提一世陵墓神庙中的古埃及象形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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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戴森（Camilla Di Biase-Dyson，“How the Ancient Egyptians Used Metaphors: Testing Old Theories with New Methods”）分析了比喻修辞的使用情况，他认为教谕文献、诗歌和王室纪念性文献中通常使用丰富的比喻，而叙事性文献中常常缺乏这种修辞手法。他分别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考量了各类文本，并结合现代语言学对比喻的研究，揭示了古埃及文献中比喻的变化形式及其与现代语言发展趋势的关联。

此外，德国海德堡大学的世俗体埃及语数据库项目有助于学者研究世俗体埃及语的词汇、拼写辨析以及书写材料，更便于确定其书写年代和出土位置。

古埃及纸草文书：阿美尼摩普的教谕（部分），现藏大英博物馆，编号EA1047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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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仪式流程的重建

古代埃及宗教是古埃及人思想、道德、观念的反映，与古代埃及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学界已经从古代埃及神祇研究和神庙研究逐步转向宗教仪式流程的重建。

根据胡德·赫斯特纸草（Hood-Hearst Papyrus）中相关宗教文献的片段，在比对大英博物馆10252号纸草（P. BM EA 10252）、大英博物馆10081号纸草（P. BM EA 10081）和柏林纸草第3057号（P. Berlin P. 3057）等三篇与奥西里斯仪式有关的文献后，英国牛津大学的吉尔（Ann-Katrin Gill，“Of Parts and Pieces: Reassembling the Osiris Liturgies of the Hood-Hearst Papyrus”）重新解读了奥西里斯的宗教礼仪的流程。

第21王朝的黄金吊坠：奥西里斯神（中）与他的妻子伊西斯神（右）和他的儿子荷鲁斯神（左），现藏于法国卢浮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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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埃德温·史密斯纸草（Edwin Smith papyrus）、埃伯斯纸草（Ebers papyrus）和柏林纸草第3027号（P. Berlin 3027），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兰德伯格（Anne Landborg，“‘I am Horus who passed by Sekhmet’s infection’- Ritual identity and its Correlation to the Purpose of the Rituals”）分析了宗教仪式中施行对象的身份后，认为这些仪式是用于治病或为逝者来世而准备，是理解埃及宗教活动机制的关键点。

意大利罗马大学的科隆纳（Angelo Colonna，“Performing and Presenting Animal Worship in New Kingdom Asyut. Religious Practice, Display and Social Setting Key”）通过对新王国时期阿修特地区（Asyut）的动物崇拜的研究，分析了犬科动物在宗教仪式中的功用、当地文化宗教系统内的宗教标识和当时的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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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葬礼中的宗教仪式，底比斯墓地TT100号墓壁画摹本 ▲

作者：Nina de Garis Davies (1881–1965) ▲

来源：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

平民社会地位的评析

随着工匠村和城市遗址的考古发掘，古代埃及社会生活史研究蓬勃兴起，王室成员不再是研究的唯一群体，对妇女、工匠、商人等平民阶层的研究成为目前的主要研究趋势。

私人信件一直是社会生活研究的重要资料，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索普（Susan Thorpe，“The Feminine touch: Aspects of the Role and Status of Women as Evidenced in Ancient Egyptian Personal Correspondence”）根据古埃及的书信探讨妇女的识字程度、婚姻财产状况以及职业等。

挪威奥斯陆大学的斯库姆斯奈斯（Reinert Skumsnes，“The Change in Reference to‘his wife’from Hmt.f to snt.f, and the Feminine Element in New Kingdom Tombs”）从埃及语文献中“他的妻子”之称呼ḥmt.f和snt.f的变化出发，探讨了古代埃及妇女地位的演变。

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的贝腾斯（Gert Baetens，“A Female Touch in the Necropolis”）则从古埃及大墓地中的女性工作者出发，对古代埃及妇女的社会地位进行了勘定。

同是天主教鲁汶大学的道格尔（Nico Dogaer，“The Organization of Crafts and Commerce in First Millennium BCE Egypt”）重构了公元前一千年的古埃及手工业和商业组织，他指出，尽管由王室成员、神庙祭司和贵族大臣等构成的精英阶层在古代埃及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是平民的经济活动也同样值得深究和不容忽视。

瑞士巴塞尔大学的加布勒根据拉美西斯时期的1500份行政文献，整理出麦地那工匠村工作人员smd.t的名字及其任务，分析了麦地那工匠村在拉美西斯时代的250年间，其工作人员的构成、发展与变化。

埃及卢克索神庙前，以象形文字为标识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王名圈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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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起源和文明归属的再讨论

古代埃及的国家起源和文明归属问题历来是埃及学界研究的重点。目前，随着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发展，这一论题的研究视角不断拓宽，以往只能依据考古和文献资料的有限研究格局业已打破，如今在结合了地理学、社会学和建筑学等大人文科学下的综合知识后，埃及的国家起源和文明归属等问题的研究指向也愈加明晰。

从地理学的角度讲，埃及当然属于非洲大陆的一部分，不过，从文明属性上看，古埃及文明却一直排除在非洲文明之外而归属于近东文明。

对此，波兰波兹南考古博物馆的马克兹伊恩斯卡（Agnieszka Mączyńska，“African Roots of the Ancient Egyptian Civilization”）提出了新的观点，她根据最近20年来在三角洲地区、尼罗河谷和东撒哈拉地区的考古研究结果指出，下埃及新石器时代早期群体的社会形态更接近东北非地区，而原先学界长期认定其所受影响是来自黎凡特南部农业社会的观点则可能需要一定的修正。

Tell el-Farkha出土的陶器，由上埃及和黎凡特南部而来 ▲

来源：Agnieszka Mączyńska，“The Nile Delta as a centre of cultural interactions between Upper Egypt and South Levant in the 4th Millennium BC，”Plate 1, in SAAC 2015. ▲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美第奇（Paolo Medici，“An Interdisciplinary Analysis of Stat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in Social Complexity in the Pre- and Early Dynastic Egypt”）使用考古数据和社会演进理论，依据上、下埃及墓地及定居点的考古数据，分析国家经济管理、官僚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进而探讨古埃及国家的形成过程。

法国东方考古研究所的蒙塞拉特（Felix Relats Montserrat，“News from the So-called‘Temple Primitif’of Medamud”）对1938年由罗比雄（Clément Robichon）在美地穆德（Medamud）发现的一座古代埃及文明早期神庙的建筑结构进行探讨，揭示出宗教崇拜与国家起源的内在关联。

美地穆德神庙一处遗址1926年影像 ▲

上图中美地穆德神庙遗址2018年影像 ▲

来源：Félix Relats Montserrat, Lorenzo Medini, Alain Fortier, « Quelques considérations sur le « tableau de l’oracle de Médamoud » : un relief cultuel ? », FIG 4, FIG 5, BIFAO 118, 2018, p.389. ▲

结语

本届埃及学国际大会由埃及文物部承办，这也是该大会第三次在埃及本土举办（前两次分别是1988、2000年）。

大会共设6个分会场，议题分为考古、艺术、宗教、语言文字4个大项，具体则细分为10个小组，基本涵盖了埃及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会议期间总共安排了357场报告交流会，共有600多名代表参加，可以说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埃及学大会。

希腊“考古·维基”网站（https://www./blog/2019/11/11/twelfth-international-congress-of-egyptologists-an-overview/）列出以下7项大会成就作为总结：

位于卢克索西岸Kom el-Hetan，为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而造的法老陵寝神庙（pharaonic mortuary temple），是目前已知的同类神庙中最宏大的一座。最新研究表明，虽然这座神庙的地面高度要低于现代地表3米多，但是神庙中闻名遐迩的门农巨像（Colossi of Memnon），其最初的设计理念却是要避开尼罗河水的泛滥，不过至今为止，它们确实从未遭到尼罗河水的冲刷。

底比斯墓地的4D模型演变。

在考古中应用河流和景观分析，以确定米威尔港口的具体位置。

在阿玛尔纳开展了一项重现玻璃珠制作的考古型实验，其结果表明，技术含量低的小型火坑其实效率很高。

在Berenike的发现表明，希腊罗马时代的埃及和印度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利用X射线断层扫描技术，可以安全地展开4千年前的埃利芬提尼（Elephantine）古卷。

许多报告都提到对古埃及妇女地位的重新认识。例如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样继承职业和权利，而防腐工作者中也包括女性。又如，在希腊罗马时代，希腊、埃及两国中产阶级之间往来逐渐频繁，随之而来的是，那些在埃及的希腊妇女便得到了更高程度的自由。还有，从第18王朝开始，女性与男性之间的肤色区别就不明显了。

毋庸讳言，在埃及学领域中倡导多元化新发展的主导力量，目前还是以来自欧美国家的学者为主。相比之下，我国的埃及学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尤可谓任重而道远。借此简报，笔者由衷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有更多的青年学者融入到埃及学研究队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