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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杭州国立艺术院敲响了开学典礼的钟声，首任校长林风眠举起了中国高等美育的大旗。92年过去，兼收并蓄、调和中西的林氏体系，培养出了无数的莘莘学子，这些与其一脉相承的后继者们，几乎撑起了中国近现代书画的半边天。一群走在时代前面的“哥哥们”乘风破浪的创立了杭州国立艺专，从此中国艺术史上，留下了许多大师弄墨重彩的一笔。 杭州国立艺术院校园内摄于1926年冬 1. 到西湖办学去 1928年2月，林风眠、林文铮、王代之三人去了杭州，为国立艺术院选址。到了杭州，他们游了灵隐寺，观看了飞来峰的石刻，还在石刻弥勒佛像前留了影，登上六和塔，看了钱塘江盛景，最令他们倾心的还是西湖，湖水一碧，与天一色，难怪白乐天“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在此湖”了，更难怪苏东坡不知如何来形容西湖，只能写下“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诗句了。 林风眠感慨万千，杭州的精髓不在城市，而在西湖。西湖，无论一石之微，一亭之小，都各有其动人的故事。清代把它最得意也是它对中国文化最大贡献的《四库全书》分配一部在西湖边；古往今来许多有名的著作，都是在西湖上写成的；佛教自然利用了西湖的天然美，把它的伽蓝纷纷建筑在西湖附近；就是儒家若干学者都也留恋于西湖……这是为什么呢？不是因为西湖的安静舒适，很宜于读书写作吗？ 在孤山脚下，林风眠选下了国立艺术院的校址。 国立艺术院于1928年3月在杭州创建，1929年秋改名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38年4月前后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同迁至湖南沅陵，6月两校合并成立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回迁杭州，沿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名。 林风眠对校址的选择不无得意：南面隔湖可望南山诸胜，东依西湖胜景之一的平湖秋月，可望第六公园，不远处可以望到湖心亭三潭印月，西去西泠桥，可望北山诸名胜；隔湖可见保俶古塔挺秀纤丽的身影，与保俶塔遥遥相对的雷峰塔虽已倒塌，但还遗留下古朴端庄“老衲”的风韵；背后就是内西湖，蒲剑荷风，更是另一番景致；中央白堤马路，为游湖者必经之地。西湖平静满盈的湖水就在校门口，高大的垂柳在岸边屹立着，一派轻柔、妩媚的风姿。 校园内的主要建筑是一座希腊式六根大柱门面的大礼堂，也就是学校的办公所在地。这里原是罗苑，是哈同夫人罗迦陵的别墅，政府将其收归省有，交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前身）保管使用。而第三中山大学离该苑较远，管理联系不便。国立艺术院初创，无力新建校舍。林风眠选定校址之后就与第三中山大学商量租用。虽然如此，校舍仍是不足，又向市府租借胆照台、三贤祠、忠烈祠、白苏二公祠、启贤祠、莲池庵、陆宣公祠等处，作教室或学生宿舍。国立艺术院学制为五年，招收高中毕业生，首届招收学生七十余名。 1928年2月，林风眠到上海为国立艺术院招生。忙中偷闲，在招生地霞飞路萨波赛路尚贤堂举办了一次画展，展出《生之欲》、《人类的历史》、《松音》等，并印刷批评特刊，参观者踊跃。 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大门(现“平湖秋月”附近) 1928年3月26日，学生开始报到。但是学生报到不久，还没有正式开学，就闹起风潮，反对校长林风眠。 随林风眠南下的刘开渠，这时在国立艺术院当助教，后人为他所作传记《青铜与白石》中写道：“不知什么原因，开学不久，还没正式上课，就有一部分学生反对林风眠校长，把标语口号贴到了校内外。刘开渠上学时虽也曾带头闹过学潮，可这次他想不通学生为什么要闹事。” 他认为有西湖这样美的环境学画，条件是很难得的，切莫蹉跎大好时光。他遵从学校的安排，和吴大羽教授带领一部分不愿闹事的学生到绍兴旅行写生。半个多月后回来，学潮还没有平息。 4月8日，林风眠校长决定正式开学，并要开除带头闹事的。“文革”期间，林风眠被捕入狱，笔者从他的《狱中陈述》中看到，有人将此事视作林风眠镇压学生的罪行并对其进行了审讯，林风眠回答：“1928年，学校正式成立上课，因校舍不好，同学们不满意几个教员，把校舍内关帝庙铜像打掉了，引起风潮，我为了保持自己的名利地位，我就镇压学生，要他们停止再闹。但他们继续闹，我开除了一个或两个学生。” 1988年3月，林文铮在《蔡元培器重林风眠》一文中回忆道：“1928年4月10日，蔡先生偕夫人，由南京来校，主持国立艺术院开学典礼，他的长女蔡威廉同时应聘来校任西画教授（她后来成为我的妻子）。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蔡先生来杭州，为什么不住在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家里，也不住西湖豪华的新新饭店，而是高高兴兴地住在葛岭下、林风眠简陋的木房子里呢？蔡先生之所以一定要住在林风眠家里，具有重大意义。蔡先生就是要昭示全国文化教育界，他，年逾花甲的老人，多么器重林风眠这个不满28岁的艺术家，把他当作新艺术运动的旗手。” 对闹风潮的学生，蔡元培告诉林风眠：不要开除他们，让他们自己退学就可以了。 在开学典礼大会上，蔡元培到会祝贺，并发表讲话：“自然美不能完全满足人的爱美欲望，所以必定要于自然之外有人造美。艺术是创造美的，实现美的。西湖既有自然美，必定要再加上人造美，所以大学院在此地设立艺术院。”在讲话中，蔡元培没有直接提学生闹风潮的事，他只是说：“艺术院不但是教学生，仍是为教职员创作而设的。学生愿意跟他们创作的就可以进来，不然不必来这里。” 蔡元培的讲话有力地支持了林风眠，也缓和了学生的对立情绪，风潮平息了。国立艺术院顺利开学上课。
2. 教师队伍： 一个多姿多彩的艺术群体 20世纪30年代的国立杭州艺专的教师们 林风眠此时的办学思想仍是办北京国立艺专的继续，正是国立艺术院《组织法》所写的“培养专门艺术人才，倡导艺术运动，促进社会美育”，把办艺术学校和倡导艺术运动结合起来，以此来促进社会美育，达到改造民族性，振兴中华民族的目的。学院有四句标语以示办学宗旨：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 林风眠把自己肩上的担子压得太沉重了。 但是，林风眠接受了执掌国立北平艺专的教训，认识到要办好学校必须要有一支生气勃勃的教师队伍。所幸的是学校新创，没有历史的负荷，他就把在法国时凝聚的海外艺术运动社的力量集中到这座崭新的中国最高的艺术学府来了。林文铮任教务长，吴大羽为西画系主任教授，李金发为雕塑系主任教授，克罗多为研究部导师兼教授，刘既漂为图案系主任教授。王代之为艺术院驻法国代表，负责购集石膏模型以及图书资料。
林文铮，既是林风眠的好友，又是他强有力的助手，似乎从梅州中学组织“探骊诗社”起，他就一直甘当林风眠的助手，支持林风眠。这可能是因为他佩服林风眠的才气，更重要的是他的天性美德。所谓林风眠的艺术思想或教育思想，都应该含有林文铮的贡献。他和林风眠一样热衷于艺术运动，对于艺术的作用，他在《首都美展的意义》一文中写道：“艺术对于社会，是抱调剂、兴奋、清涤、提高、美化一切情感的责任；士卒闻激昂悲壮的军乐而勇气百倍视死如归，瞻仰巍峨壮丽的建筑而胸襟舒展意志高昂，鉴赏神妙的图画而情致浓厚陶然忘机……艺术运动就是想把这种神圣的美感广播给全体民众。”他对国立艺术院的成立，曾撰写专文《为西湖艺院贡献一点意见》，他认为艺术院应该培养创作和教育两种人才，既栽培高才创作家，也“培养艺术之宣传者”；主张学理与技术并重；采纳启发式教学法；注重图书石膏模型等教具的建设；重视西洋基础画和美学、美术史的教学；提倡图案班亦同时采取西画的基础方法，多多描写社会的状况，在精神方面宜与时代之思潮吻合，呼吁不要忘记了雕塑、建筑、图案教学等。 吴大羽，江苏宜兴人，比林风眠小3岁，和林文铮同年。1922年赴法国留学，与林文铮一起回国，在艺术上和林风眠一样是同学院派背道而驰的。林风眠评论他的艺术为“中国色彩派之代表者”，说“颜色一摊到他的画板上就好像音乐家的乐谱变化无穷，西方人所谓‘使色吟哦’，吴先生已臻致神妙之境。”吴大羽在学院极有威望，这来自他的作品中有强烈的个性和绚丽的色彩，还有他讲课的魅力。他和林风眠不同，他善于言辞，言语中富有诗意，导人思路步步入胜。吴大羽到底还是东方人而且又生在太湖边，他的画风含有和蔼明媚之意趣。较之莫奈似尤于情绪而不单持感官，较之雷诺阿虽无灿烂之肤色，而亦有透明之肌肉及深邃之浓郁。他乃介乎二者之间而独辟蹊径。吴大羽的经济条件较好，每月的工资不领，要他的助教领去用。刘开渠赴法国留学，吴大羽在经济上也给予很大的支持。 1929年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与法籍教授克罗多和夫人合影 林风眠称赞他“是艺术天才，是用才气在作画”。吴大羽的艺术眼界很高，艺术感觉也好，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认为林风眠的画是技巧的，方干民的画是基础的，真正的艺术还不够。杭州国立艺术院的学生都有这样的感觉，林风眠是春雨，总是微笑着对待学生，吴大羽是秋风，他的面孔很少笑容，但重道义，重气节，重操守，虽狷介自守，对人极端真挚。他上课时很少说话，模特脱去衣服，姿势摆定，大家开始动笔画，他总是站在一边看。过了半小时，他说：“停一停。”然后慢慢地说：“大家注意掌握大体，工作先要注意捕捉大体。”然后他解释为什么必须先捕捉大体，怎样才能捉住大体。有的学生暂时画不下去，他往往说：“不必纠缠细节，暂时忘掉细节，只要大体上好，就可画下去。”因此学生都喊他“吴大体”。他也讲课，往往一讲就是几小时，不是讲如何画画，而是讲艺术，讲历史，讲哲学。远古洪荒，希腊盛唐，旁征博引，使人觉得混沌里顿出光明。吴大羽和林风眠一样，不给学生改画，认为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是道义上的关系；吴大羽也与林风眠一样，对中国壁画特别钟情，有着振兴中国壁画的宏愿；吴大羽和林风眠走着同样的艺术道路：默默地孤独奋进！ 李金发，他的雕塑显然不如他的象征派诗歌那样出名，他从诗歌中谈到东西方艺术的关系：“东西作家随处有同一思想、气息、眼光和取材，稍为留意，便不敢否认，余于他们的根本处，都不敢有所轻重，唯每欲把两家所有，试为沟通，或即调和之意。”这种思想与林风眠的观点是一致的。李金发对山歌“有时是大诗人也不及的”观点，与林风眠推崇民间美术亦有同趣。在教育上，李金发主张加强基础训练，他的雕塑作品运用写实语言，不像诗歌那样艰涩和浪漫。只是后来李金发当了驻伊拉克大使，林风眠就与他疏远了。李金发20世纪50年代移居美国，1976年在纽约逝世。 潘天寿，浙江宁海人，比林风眠大3岁。在办北京艺专时，林风眠聘齐白石任教，即是他从齐画中的“民间味”看到一种革新精神。在杭州办国立艺术院，杭州和上海中国画家名流云集，林风眠为什么单单看重潘天寿？潘天寿原在刘海粟任校长的美专任教。1926年，上海美专掀起风潮，学生要驱逐刘海粟，收回由学生出力募捐兴建的校舍，刘海粟组织力量对峙了一段时间，罢课师生另去组织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潘天寿也参加了这个新组织，成为新华艺专教授。林风眠向他发出邀请，遂到杭州国立艺术院任教，并由此在杭州定居下来，有时到上海其他学校兼课而已。1979年，北京艺专老学生、后到杭州国立艺术院任教的李苦禅回忆说：“当时林先生对我说：‘潘先生为吴老缶的弟子，苦禅是白石门生，可谓南北艺坛之写意集中杭州了。’又云：‘有风眠先生及李、潘诸君自可相携，虽远客他乡不至苦寂……’”可见，林风眠、潘天寿代表了少数非现实体系的艺术家的精神追求，所以他们心中有着相通的灵犀。 方干民，也是留法学生，和周碧初、汪日章、颜文樑是同学，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初到法国，新生要被老生捉弄，老生要颜文樑以裸体作模特儿，弄得颜文樑非常尴尬，还是方干民出来解围：“东方人不习惯在人前裸体。”这才算作罢。方干民的画风崇尚现代派，极力介绍现代画大师塞尚和马蒂斯的作品。 蔡威廉自画像 出身名门的蔡威廉和曾落入青楼的潘玉良，是20世纪30年代高等美术学府讲坛上出现的两颗明亮的星。国立艺术院成立伊始，林文铮、蔡威廉夫妇即登上讲坛。林文铮任教务长兼美术史教授，蔡威廉任西画教授。在留学法国期间，对蔡威廉影响最深的画家是现实主义的委拉斯凯兹、浪漫主义的德拉克罗瓦和后期印象主义的塞尚。这位风度秀雅、沉默寡言、勤谨教学的青年女教授，深得学生的尊敬与好评。她的艺术主张：“作画和翻译一样，可以直译，也可以意译。”她善于“直译”，又长于“意译”。她非常重视素描教学，认为这是培养学生写实能力的基础。 潘天寿与国立艺专学生合影 1930年代初 蔡威廉长于肖像，她的自画像被评论者认为是“画家内心片刻之形象凝定于画幅之中”；她给音乐家李树化画像被评论者认为“沉实的笔锋和其深邃的色调混为一体，而音乐家的个性亦霍然整个表现于画中”。丁玲来杭州和他们比邻而居，并一见如故，画家灵感突发，为新朋友画了肖像，生动地表现出这位当时崭露文坛的女性开朗、坚强而富有思想的精神面貌。丁玲非常喜爱这幅画像。去世后，这幅画像仍然挂在她的故居。 1928—1937年的十年时间里，国立艺术院（后改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院）在林风眠的主持下，艺术家们结成了坚强的艺术群体，且共事时间较长，影响也较大，西画有克罗多、吴大羽、李风白、李超士、王悦之、蔡威廉、方干民、叶云；中国画有潘天寿、李苦禅、张光；雕塑有李金发、王静远、刘开渠及英籍魏达和俄籍薛洛夫斯基；图案有刘既漂、孙福熙、陶元庆、王子云、雷圭元及日籍的斋藤佳藏；建筑艺术有俄籍杜劳；史论方面有林文铮、姜丹书、李朴园；并有钟敬文任文艺导师，张天翼任国文导师。这些都是美术史上卓有成效的大师或各方面的开拓者。当时，他们都还是二三十岁的青年，又都在艺术上有改革精神和开放眼光。 教师们艺术流派纷呈，同时留学法国的教师也不是一个面貌，各有自己的艺术个性和风格，中国画的潘天寿自然也不同于李苦禅。王悦之留学日本，陶元庆没有留过学，他们的艺术个性也很强。学校的学术自由空气很浓厚，人们称林风眠是自由主义艺术家。他主张学生独立思考，自己去选择艺术道路。正如艺术教育大纲中提出的那样：“本校艺术教育的方针是不偏不倚的立场，以忠于艺术，促使吾国文化恢复其过去的光荣为目的。” 3. 国立艺专往事 化装晚会 艺专的化装晚会，可能是老师从法国带来的节目。每逢校庆等节日，常常举行，变化多端，长盛不衰。早年的化装晚会，多出现西洋人物，如圣诞老人、卖花姑娘、福尔摩斯等。有一次晚会开始了，遍寻林风眠校长未得，最后发现坐在角落，默不作声的法国老太太就是林校长。后来的化装晚会，民族和时代气息越来越浓厚，村姑、船夫、流浪汉、伤兵老爷，甚至希特勒也堂而皇之走进晚会。 化装晚会后来立下规矩，必须人人化装才能入场。门口站着两个女生，扮成“活无常”，身披白纱帐，手持滚筒，如遇未化装想入场的人，滚你一脸黑油墨没商量。潘天寿校长是个方方正正的人，大概也不会化装也不屑化装，笑眯眯地走来，两无常女毫不客气地滚得他满脸黑墨，弄得潘先生十分尴尬，还好他的得意门生刘伯骏在场，忙去端了一脸盆水把他洗干净。
世界上最奇妙的毕业生纪念册 后来在台湾故宫博物院任副院长的李霖灿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西湖艺专真可谓人才济济，举一个小例就更明白：民国二十七年时光，我们到了潇湘深处的辰州（沅陵），即是道家金鼎炼丹朱砂的出产地，也是盛传有赶尸奇事的神秘所在。那一年，我们一班要毕业，但是抗战一起，照相底片奇缺，价格贵不用说，而且不好买也无处买。好啦，艺专同学急中生智说这种事有何难哉？我们不是都练过素描和画像吗？何不牛刀小试一展所长。
教师郊游 一排左起：林风眠夫妇及女儿、国画主任教授潘天寿、西画主任教授吴大羽、西画教授蔡威廉、教务长林文铮 于是说做就做，不论老师学生，大家就交互画起像来，最后一汇集，用石印印出了世界上最奇妙的毕业生纪念册，有用毛笔的，也有用钢笔的，有漫画式的，有现实派和超现实派的，还有把人画成剪影式的，更有人被画成石膏像式的……总之，你想到或梦中都没有想到的，在这本同学录中应有尽有，而且还惟妙惟肖，各得其神情，应称为艺术纪念册中的一项佳作。世界同学录中应该有独特的地位，各大图书馆应当各自珍藏一册以供阅览。不是非常之时，非常之人，非常之事，岂能有此奇书之问世？” 该册封面宋体铅印《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二十七年毕业同学纪念册》共录入毕业班主科教员像7帧，毕业同学像33帧（共37名）。
【杭州国立艺专史料】佚名 手稿《一次别开生面的聚会 · 记西湖“同窗白首会”》一组三页 及《同窗白首会纪要》一页 HXTX185733点击上方图片查看此拍品详情 烽烟乍起 1928在杭州西子湖畔成立的国立杭州艺专，努力求索艺术教育，成绩斐然。正待庆祝建校十年校庆，不料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艺专师生和全国军民一样，义愤填膺，同仇敌忾！ 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艺专学生就发动了义勇军的训练，现在更加强实战的操作，投弹、射击，随时准备奔赴战场，为国效命。更发挥了艺术的优势，大张旗鼓，宣传抗日。师生们纷纷走上街头，爬上木梯悬空作壁画，方干民老师，朱德群、彦涵等同学都是先锋分子。连原本不重视宣传画的留洋教授，也放手用油彩在画布上创作大型宣传画，给同学留下永远的记忆。李超士先生的《日旗休矣》，画一个人正在撕日本的太阳旗；方干民先生画一个穿木屐的日本强盗被赶下大海。最引人注目的是吴大羽先生的《血手》，宽约一米半，高约二米，远看画面就是一只惊心动魄的血手，近看背景是“长城内外，惟余莽莽”的景象。内涵虚远而丰富，色块对比强烈，题曰：“我们的国防不在北方的山岗，不在东方的海疆，不在……而在我们的血手！”作品如泣如诉，震人心魄。 音乐系的同学成立了抗日歌咏队，演唱抗日歌曲，排演话剧《放下你的鞭子》，在杭州街头和郊区演出。浙江省区政府在艺专成立宣传队，邱玺为队长。 在杭州艺专的校园盛满豪壮的气氛，去面对战争！迎接战争！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登陆金山卫，杭州危急。杭州艺专一百数十名师生，在林风眠校长的率领下，辞别西湖，在钱塘江南星桥码头，分乘几只木船，溯江向诸暨吴墅西施故里驶去。 时已冬季，江水寒彻，岸树凋叶，一片凄凉和悲愤的气氛。 师生们唱起《流亡三部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师生们举臂高呼：“杭州，再见了！”“杭州，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3. 学生故事里蕴藏着大时代的大梦想1937年抗战爆发后，学校迁诸暨、贵溪等地，1938年奉令与北平艺专合并，改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迁贵阳、昆明。1945年抗战胜利后迁回杭州原址。1946年撤销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恢复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50年改称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1958年改称浙江美术学院，1993年改成中国美术学院。 浙江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储藏着生活在新中国成立前、国家民族都处于忧患之际的大时代中的国立杭州艺专一些年轻人的故事。这批档案，记录的是1946年抗战胜利后迁回杭州原址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部分学生的故事。这批学生1946年到1947年入学，他们经历过抗战八年，又马上面对国共内战，在求学过程中等待黎明出现，并见证新中国的成立。因为所处时代的特殊性，他们的小故事里，蕴藏着他们在大时代的大梦想。
【杭州国立艺专史料】佚名 手稿《一次别开生面的聚会 · 记国立杭州艺专30年代部分同学“同窗白首会”》一组三页 HXTX185732点击上方图片查看此拍品链接 1946年，对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这是个特殊年份。因抗战胜利，1945年起，国立艺专定永久校址于杭州。1946年10月，国立艺专在杭州外西湖开学。当时，杭州校舍破败不堪，校具荡然无存。不过好在有潘天寿任校长。他请了许多一流的教师，国画方面有谢海燕、吴茀之、关良、邓白等，西画方面有李超士、方干民、倪贻德、吕霞光、李可染、吴冠中、赵无极等。至于学生，则坚持严格要求，新生百里挑一，经过严格的考试，选择最优秀的录取。 1946年和1947年的新生入学训练很多，在浙江省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中，其中有两项内容特别有代表性，分别叫“感想写作”和“自述写作”。前者让新生谈入校后的感想，后者让新生谈自己的家庭和从艺经历。从这些年轻人当年的文字中，我们可以读到他们个人的小故事，也能读到他们的时代大梦想。 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出现在不少学生的感想写作这个训练科目里。 弘扬国画的梦想 · 希望西湖边的艺专成为世界艺术中心 在1946年入学的新生中，有位叫朱恒有的写了这样的感想：“我常这样想着，研究西洋艺术，有一个中心巴黎美专，要发扬东洋或东方艺术，也须要有一个专门的学校，能够担当起这个责任。那么西湖艺专就最适宜负起这个责任了。从前在英大时，曾经和潘先生说起过，现在潘先生负了校长的责任，就非常虔敬地祷颂着，盼望着潘校长向这一方向慢慢建设着，将来有一天，西湖艺专和巴黎艺专为世界艺术的两大中心，这是多么灿烂光明的未来呢。” 朱恒有毕业后，历任小学、中学、师范教师，浙江美术学院副教授，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一直秉持着最初的理想，为发扬东方的艺术而努力。 中西合璧的梦想 · 取长舍短 表现中国民族文化 还有的则对当时学校内的争论大胆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国立艺专办学以来，一直存在重西画还是重国画的纷争。早期的林风眠校长重视中西合一。此时的潘天寿校长则更注重坚守传统，并在传统的基础上图谋创新与发展。因为不同的观点，学校内部的教师之间都有不少争论。 新生杨成寅却在感想写作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指出了他认为的中国画革新的道路：“我觉得，学习艺术是不分中西的，也何必一定要学哪一种艺术，不过注重或偏重那一种罢了。学习绘画造型艺术，当然也不应该分开中画或西画，中国画的当然都是中国画，所不同的是方法及技术的问题。中国画有好处，西洋画也有好处，中国画注重写意，以具体的东西变成抽象，再用抽象变成具体……当然意境是高深的。西洋画注重写实，透视、色彩及构图皆有深刻的研究，未尝不是好处。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国画西画都学，取长舍短，用正确的方法技巧，表现中国的民族文化。这是我的理想也是中国画革新的道路。” 这位当时进校时就在思考美术理论的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出了《艺术概论》《美的问题》《美的分析》《美学概论》《艺术美学》等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也是不忘初心。 兼济天下的梦想 · 迫切希望艺术指导世界走向和平 打动我们的还有同年考入雕塑系的高美璞。 她年仅19岁，在自述写作中深感自身发展与国家艺术的发展息息相关：“我因感到自己的需要及国家艺术教育、国家文化前途的需要，我以极诚挚的一颗心希望国立艺专尽量发扬光大……希望国立艺专的同学们能严肃地生活，我们是充满生气的中国青年，我们在各方面表现出生气、活泼的象征，尽情发挥各人的天才，以期创造更新更美的艺术，为外国所称羡。我更迫切希望以艺术指导全世界走向和平之乡。” 一个女孩子，却颇有“达则兼济天下”之豪情。毕业后，她果然多次筹办教育美展，“文革”期间仍用余暇自习“芥子园画谱”等书，担任美术教师等教书育人，退休后仍在教授工艺美术课，一生投身美术教育。 这些对社会对国家、对艺术充满责任感的文字，今天读来仍让人心潮澎湃。 苦难中坚守梦想 · 迫切希望艺术指导世界走向和平 通过自述写作，一个个在兵荒马乱的年月中执着地寻找艺术梦想的学生形象鲜明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1947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国立艺专雕塑系的吕国璋，在自述写作中这样写道：“中学毕业，升不起大学，读不起私立美术学校，只得以做事来换取生活（因为家里人多），经过多方面的曲折周转，才得以在晚上进苏州美专去画石膏，为了吃饭白天做事，为了学习晚上去画石膏。那时呀正是敌伪统治的时候……时常要停电，为了防止飞机侦察，晚上门窗都得遮掩，如果被发现有灯光透出，就得被抓进宪兵司令部拷打，因此我们的学习是危险的，是困苦的，而且也是孤独的。最初有两个同学画，最后仅存我一个。教师、同学什么都没有。但就在这最艰苦最危险的时光里，我打下了一切绘画的根底——素描。” 在那样危险的情况下，还继续画画，没有坚定的信念和对美术的热爱，想来很难支撑。吕国璋入校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国立艺专地下党支委。浙江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显示，他各科成绩屡屡排班级第一，后来成为知名书法家、西泠印社名誉副社长，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曾先后九次应邀赴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访问、交流、发展、讲学，受到热烈欢迎。 3. 国立杭州艺专新生感想 解放全国的梦想 · 带领师生写美院“家谱” 而同年考入雕塑系的郑福朝（后改名郑朝）的求学经历也是非常波折。 本来他的家庭也算是小康之家，父慈子孝，可七七事变发生，他们惶惶不可终日，“母亲本来体弱，又育子女五人，时局动荡，不能安枕……是年十月，竟与世长辞。” 那时刚刚小学毕业的郑福朝，考入离家十五里远的中学，“初离桑梓，年幼无知，结交若干游荡儿，终日嬉戏，不知用心。过两年，日军破竹而下浙东告急，连夜出走……日军烧杀无度，财物抢劫一空。山居半载，困苦不能喻也”。 日军窜去后，祖父才带着他重返故里，生活清苦。这时，他“数经磨砺，颇知用功”。 几经辗转，祖母去世，他又生病，但一直坚持学业，直到后来决定考艺术学校：“概一人之职业务必吻合兴趣，我之名利心亦浅，但求精神之高尚与快慰，不计今后之出路也。自古皆然：寒士固穷。” 郑福朝带着淡泊名利之心，一心只为兴趣求学。1949年，在解放军进入杭州后，他和同学一行五人去参军，还特地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郑朝”。 因为他的原名郑福朝，是从“福禄来朝”中撷取两字得之。那时候，他觉得需要的是全中国的解放，为什么只追求个人的幸福呢？ 郑朝后来成为史论家。国立艺专的不少校史，都是他带领师生一起谱写的。他也被中国美术学院现任院长许江称为“写家谱的人”。 革新社会的梦想 · 终于找到能呼吸的地方 吴南极是一位家境相对富裕的学生。他的自述写作因真诚深深打动了我们。 他说：“我的家庭是不能再完满，虽然父亲是死了，但是他老人家留给我们许多的家产，并且留给我们在杭州一生心血的大喜公司。我的母亲虽然年纪很大，但是一个新时代的慈母，靠着她，我们兄弟人人都很友爱，家中的生意也蒸蒸日上。” 可是，他在这样完满的环境里，却曾经常常感到苦闷。 因为日本侵华，他们一家从上海迁到了杭州。他也因不愿受敌人奴化的教育而去一家百货店当学徒。 “到了杭州一面做生意，一面计划着到能呼吸的地方。”他辗转到了重庆。因为从杭州汇钱到重庆的不便，他为经济所迫，当了一名小公务员，后来又加入部队。虽然在部队里也有升迁，但是其中长官的贪污和腐败，让他非常看不惯。他虽然从小喜欢组织团体，但在部队里只能机械地做事，于是便脱离了部队生活。 他觉得憋闷，慢慢对艺术发生了兴趣，终于努力学习考进了艺专。 在自述写作里，他除了讲了以上经历，还认真地分析了自己的弱点。他觉得自己“意志不坚，容易发火，为人太傲，做事没有头绪”。但还好自己“能原谅别人，能同情别人，不在背后言别人的坏处”，希望自己能在学校里多得到一些优点，减少自己身上的“市侩气味”。 这个本来应该继承家业的“小开”说，他的理想是将来做一个小学的教师。因为他觉得小学生是天真无邪的，没有一点虚伪。 这位吴南极同学，后来在学校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据同期在国立艺专读书的郑朝回忆，那时，进步同学间秘密传递着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另一本是关于革命文艺思想的。这些禁书居然都是吴南极一手操办的。 这位在社会上看不到光明的“小开”，进入国立艺专后，接触到进步的同学和革命思想，好像突然看到了一片灿烂的阳光，自此思想剧变，精神振奋，时刻要为革命出一份力，甚至到了不怕流血牺牲的地步。 后来他被特务发现，无法在杭州住下去，攀山越岭，到达四明山浙东游击队。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被派为联络员回杭，接应青年学生参加游击队。因为当时有不少年轻人革命热情高涨，他带着枪化装成商人，机智勇敢地穿过封锁线，他的家成为了输送青年学生到游击队去的联络站。 这可真是一个传奇人物。想来他要当小学老师的愿望是无法实现了，可创造一个光明的新社会的大梦想，绝对让他更加激动。 改造民众的梦想 · 剧目公演一月不衰 在浙江省档案馆馆藏新生感想写作中，有一位叫刘勋的学生写下过这么一段：“潘校长所讲的艺术是人精神的食粮，人类需要一种物质食粮以外，尚需要精神食粮。物质食粮的生产者为老农夫，精神食粮的生产者是艺术家。老农夫的责任为供应社会人士的食粮，艺术家的责任为供应社会人士的精神食粮……” 要让艺术为民众服务，这的确是当时国立杭州艺专不少学生的理想，他们不仅把这个理想放在口头，也通过成立进步剧社到街头展演等方式来实现这一梦想。 艺专的剧社在当时非常有名。在浙江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可以看到不少剧社上演剧目的宣传和海报。其中《夜店》是师陀根据高尔基《夜店》改编的一个反映劳苦大众生活状态和革命欲望的进步剧目。 这个剧目在艺专大礼堂正式公演，立即轰动杭城。大中学生、市民有的几十里路跑来观看，常常爆满，历一个月而不衰，使艺专剧社话剧演出达到一定的高度，也是杭州话剧史上的重要一页。 这个剧目采用了更加直面现实的自然主义表现方法。在馆藏档案中有学生写的排演花絮：“一次在开幕时，鼓声大作，舞台清晨之气氛大为增加，无一人不加以赞赏，随之在轮到他说话时，他还是睡在床上打鼾，已入真实之睡眠状态。如此过真之现场，前后不止三次，堪称自然主义第一流演员。” 学生采用自然主义表现形式，自然到表演睡觉真的睡着过去，有趣得很。 在馆藏档案中，有该剧导演张君川教授专门评论该剧的文章——自然主义戏剧和《夜店》。 他提出该剧在艺术形式上有革新，抛弃了公式化的形式主义，不需要奇巧的故事情节，不用不自然的韵文。剧中没有浪漫主义的英雄，而是从当时社会人生取材，注意当时社会的通常事件，取用人生自然的对话，人物描写也力求客观真实。 他认为，就是因为这样的革新，直面社会，才更能影响观众，引发思考。 争取胜利的梦想 · 高歌猛进冲向敌人 艺专另一个有名的进步社团叫水手合唱团。 这个合唱团成立于1947年秋，是艺专最大的校园社团，排的第一个节目是《黄河大合唱》。 “水手”这个团名，寓意着黄河里的船夫（水手）那种敢于冲破恶风险浪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和要有挽救国家危亡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 《黄河大合唱》于1948年元旦在本校大礼堂演出。演出成功，受到鼓舞，接着又排练同是冼星海的《生产大合唱》，在1948年二十周年校庆纪念晚会上演出。 这两个大合唱成为“水手合唱团”的保留节目，曾在浙大广场、杭州青年会等处公开演出，轰动杭城。 平常合唱团主要教唱群众歌曲。在对敌斗争时，歌声成为激励斗志的力量。浙大学生于子三被反动当局杀害后，杭州各校学生去参加他的追悼会。突然一伙暴徒冲进会场，殴打学生，当时合唱团就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你这个坏东西》，勇敢地冲向敌人。 弘扬国画、艰苦求学、革新社会、改造民众……国立杭州艺专的年轻人，在那个特殊时期的大梦想，值得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尊敬，更值得我们反思——在我们现在的小时代里，真的不能有大梦想了吗？ 国立艺专昔日的教务长林文铮曾说，国立艺专的前十年，是最好的十年。既有林风眠、李可染这样的老师，也出了赵无极、吴冠中、朱德群这样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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