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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我上大学时脑子里只有王孟英的那张清暑益气汤，而没有注意附在此方后面的东垣方，那才是正本清源的清暑益气汤，从今天的文章中我们则可清晰地看出两方的“分歧”在哪里。清暑益气汤，首创于金·李杲，乃为治疗“长夏湿热困（脾）胃”之证而设立。东垣在《脾胃论》中曰：“暑邪干卫，故身热自汗，以黄芪甘温补之为君；人参、橘皮、当归、甘草，甘微温，补中益气为臣；苍术、白术、泽泻渗利而除湿；升麻、葛根，甘苦平，善解肌热，又以风胜湿也。湿胜则食不消而作痞满，故炒曲甘辛，青皮辛温，消食快气；肾恶燥，急食辛以润之，故以黄柏苦辛寒，借气味泻热补水；虚者滋其化源，有以人参、五味子、麦门冬，酸甘微寒，救天暑之伤于庚金为佐，名清暑益气汤。”明清以降，许多著名医家用此方治疗暑伤元气而无异辞。如张凤逵云：“东垣意见精密，立方中和。”雷少逸云：“用药少而不漏，多而不乱。”陆子贤云：“勿以药味之多而妄为增减，用得其宜，效如桴鼓。”近人岳美中云：“清暑益气汤，……药与症合，用之颇效”。然而自清·王士雄始，却认为“东垣之方，虽有清暑之名，而无清暑之实。”故另立清暑益气汤，“用西洋参、石斛、麦冬、黄连、竹叶、苏梗、知母、甘草、粳米、西瓜翠衣等，有清暑热而益元气。”孟英此说一出，呼应者亦多，如叶子雨、时逸人等。特别是王氏之说对后世影响较为深远，现今的高等中医院校的教科书均采用王孟英清暑益气汤，而略李氏之说。其实李、王二氏立方背景，治疗范围，适应病证各有异同。李东垣注重“长夏湿胜”，以暑为湿、热二气致病，“夏热”与“长夏湿”交结而为溽暑。病人本有脾胃元气虚损，复伤于暑热，临床证见神疲肢倦，胸满气短，身热烦渴，便溏而频，溲黄而数，自汗身重，不思饮食，脉象濡缓或洪缓。此证既元气受损，又暑湿邪胜。故李氏以补中益气汤合参脉饮加清暑解肌、和中燥湿之品，综而合之起到益气健脾清暑化湿之故。在此方中，白术、苍术并用，运脾以渗湿，葛根、升麻解肌热又鼓舞胃气上行津液，泽泻利水渗湿，青皮、六曲助运化，加麦冬、五味子泻阴火以滋肺之化源，少佐黄柏泻火燥湿，助参术清暑化湿，黄芪则补中益气。暑湿清，阴火降，脾胃之元气则得以舒展，这是东垣立方的本意。而王孟英反对“暑必挟湿”之说，认为东垣方中药多辛燥，为治疗暑证所不利。孟英以“夏暑发自阳明”，“暑湿初起在手太阴”立论。太阴属肺，敷布津液之官，阳明属胃，为气血津液化生之源。暑热既伤，气津受损，故治疗一要清其暑热，二要益其气津。因此，王氏用西瓜翠衣、黄连、知母、竹叶、荷梗清热涤暑；西洋参、麦冬、石斛、粳米、甘草益气养阴生津。方中以西洋参、西瓜翠衣为君，二药性凉而滋补，清暑热，益气津；以荷梗、麦冬、石斛为臣，三药均多汁增液之品，具清热解暑养阴生津之功；佐以黄连、知母、淡竹叶，清热除烦泻火解暑；使以甘草、粳米益气调中和胃。此方用于夏月感病，伤津耗气之证，多见体倦少气，口渴汗多，尿赤短，脉虚数。若伤暑兼有湿者，则为本方所不宜。这是王氏方与李氏方所不同之处。 
王孟英认为“东垣方有清暑之名，无清暑之实”，除了反对“暑必挟湿”之说外，与当时就医者多为富贵之家，柔弱好色，大都为阴虚之体，一旦感受暑邪，每易伤阴有关。此外，当时不少医家滥用温燥，造成偏弊。为此，孟英大声疾呼，力辩其非。可见，王氏在实践中，补充和发展了东垣的理论，使暑伤元气的治法得到进一步完善。笔者认为，李东垣和王孟英的两张清暑益气汤方，均为治疗夏季伤暑的有效方剂，只是用药各有特点，治病各有专长。二方可以并存，不必偏废，主要在于用方者的灵活掌握。文源：本文摘自《职工医学理论与实践论文集》。作者/祝永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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