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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林奈及欧洲植物学和有关事业的发展 今天讲座的第一部分内容，主要是涉及18世纪末到19世纪，在西方出现的从自然史到自然科学这个巨大转变的时期。因为这一部分内容涉及特别多，所以昨天我先给大家分享了一篇文章《从自然史到自然科学：札记—莱奥帕蒂、林奈、卢梭、歌德、洪堡、达尔文、拉图尔》。文章开始，我用了意大利诗人贾科莫·萊奧帕迪（Giacomo Leopardi）写的一段对自然史的描述，他是但丁之后意大利最伟大的诗人，大家有功夫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 摘：贾科莫・莱奥帕迪（Giacomo Leopardi）：杂思录［4214－4216］中对“自然史”的定义 称为“自然史”的是真正的科学，因为它定义、区别分类、有原理、并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必须称其为历史，因为它叙述了动物、植物、等等的特点，同样的名字也应当用到化学、物理、天文学，和所有非抽象的科学上。所有这些科学都叙述，它们通过观察学习而教育，观察就是它们的主旨，对自然史来说也是一样。只有艺术可以免除叙述，因为在艺术中原则足矣。每种观念都叙述，尽管那是抽象的科学。在历史这个词之外，按它通常被理解的含义，是对一个接着一个连续事件，而不是总是以特定方式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事的叙述。这样的叙述是各种科学的一部分。它是教育。这是自然史的那种叙述。可为什麽我们要把“历史”这个名字用到这种科学上？因为它是由亚里士多德建立的：他称其为历史，在希腊语中它的名词来自istor（博学者，行家），动名词从动词“知道” iséme(scio)得来，意思是知识、信息、学识、实用知识、学说、科学、自然史(Φυσική ιστορία)、关于自然的科学。同样伊良(Aelian)［克劳迪奥・伊良（Claudius Aelianus）175–235 AD］的《奇谭录》(Varia Historia)，只不过意味着“各种奇闻异见”，同样其他希腊作者各种各样的历史书(παντσδαπς ίστορίας)都是文献学（phiology）。“历史”在希腊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相当于哲学，并且常常被视作哲学，尤其是在最古老的作家那里，或者在热衷于上古化的智者派那里。所以亚里士多德给他关于动物学的一本着作命名为《动物史》，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circa 370– circa 287 BC)将一本植物学(phytology)的书命名为《植物史》，普林尼将一本百科全书叫做《自然史》，人们并不局限于标题名称所限定的科学术语。 而我们，给历史另外一种意义，因而必须要翻译它，特别是当它并不意味着一种科学的时候；毕竟如果科学中的每个术语都必须精确不给歧义留下空间，也就是比名字本身更加真实。不管怎麽说我们已经完全按照它的原本采用了它；而这样一个迥然不同的原因产生的效果是这种科学的名称，一个已经并且将一直固定在它身上并无法与其分离的名字，在每个人身上都形成了一种模糊的概念，它把历史的观念和科学的观念混淆；这让我们赋予那些研究和写作他们的人自然史学家的名称，可是却没有人想要把它给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或沃尔塔(Alessandro Volta)，或者称卡西尼(Giovanni Domenico Cassini)或伽里略星星或天空史学家。没有人能够面对一个混淆不清晰的概念而自辩，只要这样的名字安在这样的一种科学上，并且永远不会被任何国家从它身上剥去，直到我们现在的文明灭绝（博洛尼亚，1826年10月13日），另一种并非出自这种文明的文明诞生。 那么在18世纪，当时实际上关于自然史和自然科学转变期间发生了许多的事情。一个最重要的现象呢，就是关于分类——植物分类、动物分类的争论。我提到了，就是当时他们法国一个植物学家算了一下，法国在18世纪末有65个分类系统，英国有52个分类系统，有几十个非常著名的有成就的植物学家，那么最后呢，就说是林奈的系统，影响最大，逐渐就把其他的声音都压下去了。 林奈这个系统，实际上在18世纪末、19世纪，有很多人不同意他的这个系统。认为他就是根据植物的性器官的发育，这个分类有一点死板，而且也涉及一些种族和文化的不平等的因素，有很多的批评。但是最后呢，因为林奈是一个庞大的学术、商业和推广的一个系统，那么在1905年的时候，他就基本上就是一统天下，其他的关于植物学分类的或者其他的知识基本上都被压倒了。 另一个重要的现象呢，就是在当时，从文艺复兴之前到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属于博物馆系统的，它包括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园、林园啊，还有苗圃等等，就是在欧洲，甚至在全世界是一个爆发性增长。那么我看到有一个统计，我看看这个统计数据在不在，总之这个数据，是有上千家的植物类的机构在全球建立起来。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摘：到十八世纪末，西方植物世界发展惊人。当时欧洲人在全世界建立1600多个植物园。自然科学家忙于搜集、保存、种植植物，并为分类学争论不休。当时法国的植物学家米歇尔·阿丹森（Michel Adanson，1727-1806）统计法国有65个植物分类系统；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桑顿（Robert Thornton，1768-1837）在英国统计了52种植物分类系统。那是自然科学和植物学群英荟萃的时代，众多杰才为现代自然科学和植物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布冯（Buffon ，1707-1788），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 ，1744-1829），安托万·洛朗·德朱塞乌（Antoine Laurent de Jussieu ，1748-1846），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约翰·林德利（John Lindley ，1799-1865） ）和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他们之中，林奈系统最广为人知。但实际上，林奈系统要在1905年维也纳举行的国际植物大会发表他的《国际植物命名法》（International Code of Botanical Nomenclature）后才压制了其他各种不同的思想。林奈思想一统天下，在知识统一和普及的积极意义之外，也造成了知识和文化的垄断，文化与思想更包容也科学的一些思想被遮蔽，诸如布冯、林德利和洪堡。 卢梭与林奈 1735，1736年第一版林奈 “自然系统” （Systema Naturae ）中性分类系统图示 我前面发的几张图有两张图，是林奈的植物分类系统里头的图示，另外两张呢，是一个画家为了向林奈致敬，他画了一本叫《植物圣殿》的图册，自然的花园，植物插图，其中有三种植物是和中国有关的。这本书，实际上不是一本完全现代科学的书，它里面也收录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别人的游记呀，诗歌呀，甚至包括达尔文祖父写植物的诗呀，还有包括1792年去中国的马戛尔尼对中国植物的观察这些东西。林奈，在18世纪末、19世纪，影响了几乎所有的重要的思想家，比如说卢梭，我现在发几张卢梭的照片。 卢梭是林奈的忠实崇拜者，他认为只有林奈，是第一个把植物学从以前传统的植物和药草不分的那种情况中拉出来的。但是从他对植物的热情程度来看，他不算是一个合格的植物学学生，他实际上更像一个诗人。他对植物的兴趣和他自身的境遇有关，因为他当时写的《爱弥尔》，在欧洲包括法国、瑞士都受到排挤，到处驱赶他，所以他躲到一个小岛上，在小岛上呆了几个月，观察搜集植物。他制作了很多植物标本，但是25卷上千册的植物标本在二战时期柏林大轰炸的时候，基本上全部都被毁掉了，只有个别给私人的现在还存留。然后呢，他虽然学习植物，但是他认为观察植物，人不能只是抽象的去观察，他认为，你还要关注自然本身，你还要注重你在自然中的感受。他在自然中经常就忘了去观察，都忘我了，实际上是一种诗性的体验。 歌德與林奈 歌德与《植物变形记》（The Metamorphosts of plants） 歌德也是林奈的学生，他受林奈启发很大。他自己也是一个热衷于自然研究的人，比如说他研究植物学，研究岩石，研究色谱。他对植物学的研究、著作、标本采集，主要是他三十来岁的时候去意大利旅行期间做的。那么歌德呢，他自己发展了一套他自己的系统，比如他有一部著作叫《植物变形记》，然后还有首同名的诗。他提出了“变形学”，然后还提出了一个叫“原型植物”的观念，这里面有很强的柏拉图思想。他认为植物和所有的生命，应该都有一种原型生命，它是基于生长的，生长的这种模型，它是有一种天然的逻辑，是适应所有存在的。那么他这种理性的逻辑的东西，就是万物的这种协调，和人的协调，和想象，和创造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他这个学说呢，当时和20世纪人们都觉得是很怪的东西，可是在近20年人们又开始重新拾起来这个，然后重新研究这个，发现它对我们现在当前的困境，是一种新的启发。 洪堡的盛世、遗忘与复兴 左图：弗里德里希·乔治·魏茨的肖像画：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年） 右图：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的《天然桥》，弗吉尼亚 Friedrich Georg Weitsch’s Portrait of 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 Frederic Edwin Church’s The Natural Bridge, Virginia 左图：地球板块说，美洲和非洲本是联系的 右图：《植物地理学》扉页：献給歌德 下面讲的一个重要人物呢，是洪堡，近四五年来他是一个重新引起重视的一个现象。他实际上是一位非常伟大的自然史的思想家，他也是一位旅行家。他出生于贵族家庭，他哥哥是影响了现代语言学和哲学的一个人物，也是原来普鲁士的教育部长，他哥哥和歌德是好朋友，他和歌德也是好朋友。那么早先在欧洲的时候，他是学地质的，做地质勘探的。后来他就屡次四周旅行，也在亚洲旅行，他曾经到过西伯利亚，到过中国和俄罗斯的边界。在边界，他其实跨河跨过边境，当时和一个中国人有过交流，但这个就是很偶然的事情。那么他的旅行，可以说是一件对整个世界有特别深远影响的事情。就说他是一个启发了拉美独立运动的人，他对美国的总统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和美国整体的文化有特别深刻的影响。 那么他的著作也非常多，也有关于地质的，而他最重要的，而且是现在最被人重视的，实际上是生物地理学。就是说我们看植物，不是我们仅看到地表上的植物，实际上整个生态环境和地质、地球的变化，和人的活动，都是有关系的。那么人的活动，会影响这个生态，植物生态也会影响气候，他是最早提出“气候危机”学说的一个人。 他也认为人类的不公平的活动，比如说殖民啊，比如说全球化呀，比如说奴隶制呀，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一个从人类和地球共生的关系来说，是不可持续的。他最晚期的著作是一本宏大的书，叫《宇宙》，这本书呢，特别深刻地影响了卢梭，爱伦坡和惠特曼。 史密森学院推出了洪堡与美国大展 Johann Moritz Rugendas, Manqueritipa附近的原始森林Forèt Vierge Près Manqueritipa 塞薩·埃拉：《一个风景画家生平中的一段奇历》 Aira, C., & Andrews, C. (200). An episode in the life of a landscape painter.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洪堡在具体谈到植物的时候，他不光是对植物做科学的观察和生态的观察，他实际上也把美学融合到里面。他曾经说过，说到植物的形态，我就会想到它们的外表会带给人的情感，在这生机勃勃的自然中（他指的是在南美），他所看到的这些高贵的植物，就像是如画风景融合的一个整体的生态的形貌。 最近呢，在五月份，拉图尔新出了一本书，做了一个新展览：“至关重要的地带：降落到大地的科学与政治”（Critical Zones. 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Landing on Earth）。实际上继承他以前的“盖亚说”，回到地球，这些至关重要的地带，降落到大地的科学与政治。然后在里面呢，他突然就发现了洪堡，他说洪堡的思想，有一个竖向的、立体的、剖面的对地球的认识，这对人们就意味着重新把非生物和生物联系起来，是一个新的启发。 但是我觉得他对他对洪堡的看法是还是比较片面的，他实际上还是一个几何式、上帝视角的，虽然看起来他也一直批判这个这种视角。我在这里提一本小说，是一个很著名的阿根廷的作家，塞薩·埃拉（Aira, C., & Andrews）写的一本小说。他写的是陪同洪堡去南美、巴西旅行的一个画家的故事，这个画家是真实的。 书中提到了洪堡当时提出的一个观念，叫“自然形态”，他说这个自然形态呢，实际上风景，就像人的形态面貌一样，它是各种元素，各种形态，能焕发观察者的感性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它是人的直觉所能把握的，直觉能和万物联系的东西，诸如气候、历史、习俗、经济、种族、动植物、风雨等。但是理解这一切万物联系的关键，是一种自然的生长，这个就和歌德的那个理论是比较像的。洪堡式的自然史学家不是植物学家。那么对比一下林奈呢，是一个抽象的植物学家，是抽象的和分离的科学。那么，洪堡式的，对所有生命形式中运作的生长过程敏感的，他要求是一个艺术家。所以就说人对自然的观察，不是说科学的能完全掌握的风景，地理水平和垂直网格都是人为的痕迹，那么一个本地人，他是不会带着某种先验的观念来和现实发生反应，它是一个随机的，生动的过程。 达尔文 我现在简单再提一下达尔文，达尔文呢，一般我们都因为他的《进化论》，认为他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实际上达尔文自己都不会承认他是个自然科学家，他是一个自然史学家。实际上《进化论》最后是被赫胥黎，以及后人的发展以后变了，和他自己本来的思想是不一样的。那么最近有一个科学史学家Jessica Riskin，她在《纽约书评》发了一篇文章，就是分析科学方法，这个近现代以来主导20世纪的这个神话是怎么发生的，然后她说这个东西实际上和科学实践没有直接的关系，实际上它整个是一个系统的需要。那么她提到达尔文的科学方法是自然主义和普世思想的，是适应于人类和生命自然的，他的继承者是把这些彻底改变了。科学这个东西的出现，在英国的出现，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是分不开的。比如说培根，最早说过帝国统治等同于使用科学，就是让各种族、地球上所有的土地都要留下大英帝国科学的印记。 那么结论呢，就是说科学方法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科学领域不可颠覆的一个东西，而是大众职业、工业、商业需需要的一个权威性，需要树立一个权威性而形成的一个东西，它实际上是一个阐释。那么在当时提出这个科学方法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人反对，比如说那个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他是一个文学史家和诗人，他的批评写的很好，但是实际上被人忽视了。他说科学和人文学科是应该是结合起来，它们是人类共同的任务，知识和解释的所有的不同的形式（道德、科学、美学、社会）应该相互联系起来，这才是“认识自己和世界”的一个更大的任务。
左图：拉图尔7月2日推特发言 右图: 查尔斯·达尔文在他的温室(Charles Darwin in his greenhouse), by Victor Evstaf’ev, circa 1950s
达尔文的温室(Darwin’s Greenhouse) 人的世界感知认识，上帝角度 因为前面提到自然史和自然科学的转变，很关键的是分类。关于分类，有一位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在他的一本书《想像的共同体》第十章开始讲到，人口统计、地图、博物馆，这三者是殖民帝国扩张和重构世界的三个核心组成部分，它的关键就是分类和统计。
地图显示了西藏中部的日喀则镇，中心是塔什伦布寺 (BL Add. Or. 3016, f.2)
这张带有藏族标题的地图显示了今天的印度西喜马拉雅山的桑加卡尔山谷的北部
库克船长長和图普拉James Cook, Tupaia 南太平洋The Society Islands, 1769
左图：美国人类学家埃里克·穆尔克(Erik Mueggler): 纸路 右图：傅礼士和助手
JoséIgnacio de Lequanda and LouisThiébaut：自然四重奏、民用和地理，秘鲁雷诺市，1799年
安东尼奥·加西亚·古巴斯（AntonioGarcíaCubas）: 墨西哥，美利坚合众国风景如画，历史地图集，1885年 我刚才发了一些照片，一部分是非现代科学方法的地图，还有一些是现代科学以来殖民时代的地图。20世纪一个法国的数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他叫亨利·庞加莱，他说过一句话：“人的尺度感是世界上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超验的上帝视角，人只能从世界内部获得尺度，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有一些学者呢，特别是人类学家，在具体的实地研究中发现，对比现代科学视野中的不同地图，前现代人的世界视野，从某个层面来说，是更精确反映了人与大地上各种事物和各种事物相互之间的关系。”你们可以看看，对比一下，前面两张地图是西藏早期喇嘛画的地图，后面几张是墨西哥殖民统治者制作的地图。
上面一組的图片里可以看到几张黑白照片，那个方块儿地图是在云南丽江，一个叫赵城章的植物猎人画的。他是那个最著名的苏格兰植物猎人傅礼士的助手，那张照片是傅礼士和赵成章在一起。然后下面还有两张图片，一张就是傅礼士和他雇用的丽江人，他们在收茶叶，在晾茶。还有一张是在那个采集植物的野地里头搭的帐篷。关于这个傅礼士和赵城章及丽江的当地人，前些年有一个很重要的著作，就是人类学家埃里克·穆尔克写的《纸路》（Erik Mueggler），这本书有中文译本，他重点是讲述要重新认识当地地方知识，被西方植物猎人遮蔽的地方知识。 傅礼士呢，是受雇于英国的植物园和研究机构的一个重要的植物猎人，他在云南呆了有几十年。但是他呢，代表着以植物传播为线索的科研、休闲、林农、花木、经济发展的全球网络的一个重要节点。他收集的植物不单送到英国，英国的丘园，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研究机构，还有各个苗圃和私人收藏家，也送到美国哈佛的林园。 为了大量搜集植物，傅礼士和当地人之间形成发展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一种合作关系，一方面是不同文化语言的交流，一方面呢，也有一些现代的教育，以及植物采集的现代商业运作的这种关系。傅礼士培训当地人如何辨别搜集制作标本，怎么贴标签，怎么做国际运输这一整套的知识。他雇用他的助手，再去雇佣管理当地的人。这样的话，傅礼士不在云南的时候，整个植物猎取的事业也不会停止。而傅礼士呢，也从当地人获取植物、地理、文化各个方面的知识，但是他们之间这种知识和文化的交流，会被这种雇佣关系、金钱酬劳给遮蔽，他也没有觉得有必要，就说该给和他一起合作的当地人，如赵城章，应有的认可。比如说有些植物是赵城章发现的，他都不用提的。然后最近呢，植物学家提出来要修正这个，所以他们把一种赵城章发现的植物用他的名字命名了。 后殖民视角艺术中的自然表现 前面呢，我们基本上讲的都是从西方的角度、西方世界、西方植物猎人的角度来看。下面这几张图呢，是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两个当代艺术家，一个是巴西艺术家安德瑞阿那·瓦莱乔（Adriana Varejão），还有一个是加拿大的艺术家，莎拉·安吉鲁奇（Sara Angelucci）。这个艺术家Adriana Varejão，她90年代就到中国，我们要知道这个，从植物传播的这条途径来说，从16开世纪开始，巴西和中国就有非常密切的联系。那么它（植物传播）的这个中转点呢，就是从巴西，然后到菲律宾，到澳门，然后中间可能会经过，比如说越南，泰国呀，甚至北非呀，就是它会有各种途径啊——这个植物传播的线索是从16世纪就开始了。巴西也是一个有太悠久的殖民历史的国家。那么她的这个作品呢，实际上就是把巴西和中国的这种地方风景、植物、文化想象结合到一起，是一个后殖民，或者说反殖民的这个视角。
安德瑞阿那·瓦莱乔-景观(Adriana Varejão-Landscapes), 1995
奇异的植物(Queer plant): Jardim das Delícias, 2015 那么莎拉·安吉鲁奇，她在加拿大，她主要是一位摄影家。她搜集老的图像，19世纪20世纪初人们喜欢摆拍的，有自然风景背景的，这些摆拍的图片，重新处理，来反映这个殖民历史：把原住民给剥夺掉了，实际上对自然对植物是一种掠夺性的开发利用，也包括对动物对鸟儿的灭绝。就是她把人和动植物的，自然界的这种关系和殖民的关系扭转过来。
莎拉·安吉鲁奇(Sara Angelucci)作品 前现代中国植物分类 我们前面一部分，就是讲的以分类学为核心的，这个自然史到自然科学的转变。那现在我们再往回跳一下，在前现代时期，中国的植物学方面的分类。那么最早的呢，是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尔雅》，《尔雅》实际上是字典，它列入儒家十二经之中。它里面有几类是专门讲植物的，大家有功夫可以看一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西晋的时候，张华的《博物志》，张华的这个《博物志》，实际上，可以说在前现代的中国是一个相对代表性的，他和启蒙时代以前的，欧洲的那种植物志是比较像的，就是真实的想象的以及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融合在一起的。 在中间还有很多，比如说孙思邈的著作之类的我都略过了，我就选择提几个吧。宋代出现了一位，皇帝准许批准苏颂编了一部《本草图经》，这部《本草图经》其实是很有特点。因为文献和人的知识记忆随着时代过去，朝代替换，很容易就乱了。一个文献丢失，知识很容易就断了。苏颂根据当时整理唐代宋代以前的那些植物的著作，然后发现其中有很多问题。然后考证现实中的治病啊，草药啊什么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他全部重新整理。值得注意的就是，他特别注重这个草药采摘的环境，就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什么样的气候，这个采摘的植物的过程，比如说采摘的人，他是怎么样采摘，怎么样描述的，到商人手里怎么样，到医生手里怎么样，他会辨别这些过程。就是这样具体的知识和细节。再后来，甚至在现当代，这样的方法和知识已经是不太完整的。而且他的这本著作也非常有包容，他把不同的陈述，不同的来源信息，他进行辨析以后，尽可能罗列出来供大家参考，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方法。
中国关于植物学分类方面的一些文献资料
(北宋) 1061年 苏颂《本草图经》
《独乐园图》卷，由明代仇英绘
劉文泰《本草品汇精要》，明弘治十八年，1505
《植物学》，李善兰 大家在上面可以看到有一张图片，那是明代很著名的宫廷画家仇英画的，画的司马光的“独乐园”，就是司马光受贬以后回到洛阳去写他的《资治通鉴》的时候，自己建了个园子，叫“独乐园”。他有一篇文章描述这个，其中有一部分是草药圃，他有专门描写每一种植物，只种两本，主要是为了观察辨别，这个大家可以回头详细看一下。 然后下一本呢，就是明代明孝宗的时候太医组织编了一本《本草品汇精要》。你们看到有花花绿绿的植物，还有很多和人有关的东西。那太医等于是官方组织编的，但实在是荒诞不经。他列出来的人的身体部位之类奇奇怪怪的东西就有20多种。这里面也有一些很有用的东西，比如说制作药的方法什么的，大家有功夫也可以找一下。 在这部《本草品汇精要》之后，在17世纪，就是利玛窦来了之后的徐光启，这个人物我们上次没有多讲，但他实际上在明代的时候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他建了一些农庄，建了园圃，他进行了很多农作物引种和耕作的试验，比如说甘薯——就是红薯啊，那也是从南美引进的。然后他写了很多种不同的著作，包括怎么种棉花呀，怎么种竹子呀；然后写了《宜垦令》、《农书草稿》，最后他编了一个《农政全书》，这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 下面有一张图叫《植物名实图考》，这个人我就简单提一下。这个人非常重要，吴其濬是一个清代的人，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政治家，一个官，但是他也喜欢植物，他在国内各地都考察植物，实地考察植物，然后做整理。他还在他的老家河南固始建了一个东野花园。他的这个《植物志》呢，收了有1714种植物，分了12类。那么后代的人，不管是德国学者、植物学家Emil Bretschneider，还是中国现代第一个真正的在美国受过训练的植物学家胡先骕，都对他评价很高，认为这是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植物学著作。但是吴其濬他的这本书，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疑点。他是不是和西方人及西方的著作学术接触了？还是他自己做成了一个和以前的植物学著作都不同的书？这个现在我还没有看到具体的研究，我觉得这还是一个谜。 02 礼仪之争、十三行、一口通商
左图：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 右图：奏保祿：中国礼仪之争始末，神学论集79期（1989）p.081-088 我们现在就进入下一个部分，讲讲影响19世纪到鸦片战争和现在的一些关键的事件。在18世纪呢，其实发生了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中国和整个世界的关系有特别深刻的影响。那么第一件事情我简单提一下，是1793年马葛戈尼访华。他访华的这个经历实际上结果是不太好的，双方都不是很满意，它主要的一个争议是就是文献记载的关于礼仪的争执。西方的认识和清廷的认识是根本不一样的，比如说使节在清廷是要磕头的，你去见清朝的皇帝，那个关系是一个默认的朝贡的关系。那么就说在清廷这边与西方那边，有君与民、君权与民权、朝贡关系和各国平等关系的冲突。清朝和西方世界之间，在当时已经是严重的根本不一样的观点。 那么这个分歧呢，也可以说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面临着很多矛盾，和这个实际上是同质性的。那么在1797年发生的冲突没有解决，之后鸦片战争就又出现了。鸦片战争实际上是被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人和主战议员很大程度上操纵的一个事情。那么他们在当时说动要英国进行这场战争，进行情感动员。它主要对清朝的控诉就是清朝用这个华“夷”之辨，用跪拜这种东西来屈辱他国。所以它有一个Injury claim（伤害控诉），那就说清朝有意识的在伤害欧洲国家和国民。然后比较成功地说动了英国的社会和维多利亚女王。刘禾写了一篇文章，谈到了这个，然后也有马克思，有很多的著作谈这个事情，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 那第二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礼仪之争”。“礼仪之争”是从明末清初就开始。最早利玛窦他们到中国，传教士开始到中国受到各种怀疑和排斥。最开始他们先到日本，到日本以后，在日本他们发现也比较有问题，他们曾经在日本遭遇过大屠杀，逃到澳门。那么在日本他们就采取了一个策略，他们就亲近佛教，发现佛教在日本很有影响。然后利玛窦到中国的时候，开始是装扮成僧人，也想用这个策略，但发现没有效果，因为中国实际上是士人阶层有势力，所以他就来学习，接近儒教。 那么接近儒教以后，他想和儒教互补包容，那么就遇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国儒教有“敬天” 、“祭祖”、 “祀孔”这些礼制，这个是从清廷一直到社会民间是一个普遍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呢，罗马教廷和教会有些人认为它是一种迷信，和基督教是冲突的，所以有些人就认为不应该承认这个。从利玛窦的时代开始，一直争到康熙的时候。在最开始的时候，利玛窦这些人还可以说服罗马教廷采取包容的策略，但是后来呢，在法国、菲律宾还有澳门这些地方，有一些其他教派，不是耶稣会的，是那种天主教的，道明会和方济各会的，比较严格，他们拒绝承认这个，就促使了罗马教廷反对，就说你要信基督教，就不能接受儒教，你就绝对不能祭祖拜天。 这个事情呢，就惹恼了皇帝康熙，所以就是在中国就把这个禁了，罗马那边也禁了，清朝这边也禁了，然后那个耶稣会也就被停止了，就是整个传教士的事业受到了就是很大的打击。那么就可以说是从16世纪末开始做的努力就基本上是停滞了。那么在之前上百年，那些受过非常好的教育的这些传教士，有包容心的，这种传教士能和中国文化中国的各阶层能进行交流的，这个基本上就被掐断了。
上图：傳琳呱（Lam Qua）：13行, 1825-1835 下图：傳琳呱（Lam Qua）：苦力在珠江河南岸裝茶，1852年
傳琳呱（Lam Qua）肖像
花地的伍氏花园俯瞰图
伍氏花园水轩
伍氏花园盆景
洪官的私人园林和苗圃成为各国洋人的必到访地
潘有度的表兄弟Consequa的花园门口 那么第三个事情呢，就是通商的转变。明末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有限制通商。明末是欧洲与中国的贸易限制在漳州、月港、广州和澳门。清代基本继承了这个制度。那么在1684到1685年，清廷在沿海设立了包括厦门、宁波、上海和广州这四大海关，每个海关下面有十来个口岸。1757年，在宁波口岸和广州口岸之间，有一些利益之争，然后一个洋商叫洪任辉，他卷进里面了。卷进里面以后打官司争闹不休，最后清廷就是一怒之下，把这些海关基本都关了，只留下广州一地通商，这就是“一口通商”。一口通商(Canton System)，是从1757年一直延续到1842年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签订，重开“五口通商”，才算结束。 “一口通商”，实际上后果是弊大于利。首先因为贸易受限，那大英帝国东印度公司，因为贸易不平衡，就开始在印度和锡兰大量种植鸦片，然后通过各种非法渠道倾销到中国，这实际上是双损的。我刚才我前面给大家发了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里面写到的，这个不仅是残害了中国的人民，实际上说大英帝国也并没有获利，因为你的贸易全部被这个鸦片给占去了，你其他商品是没有办法销售的，所以说这是一个双损的事情。 那第二个呢，就是“一口通商”造就了垄断，垄断的官商就出现了洪官和“十三行”。那么比如洪官呢，因为他是清廷委托的垄断商人，所以他非常富有。洪官被称为18世纪全世界第一富有的人。但是洪官的处境并不稳定，他在严苛的清廷、唯利是图的大英帝国和东印度公司、和那些商人之间，他的处境是很尴尬的。实际上这种关系，不管是清廷还是大英帝国，还是洪商，还是普通人，没有一方受益，没有一方高兴的。但这个事情就是维持了差不多八九十年。 那么第三点，“一口通商”，对外国人在广州的活动是有非常严格的限制。他们只能在指定期间到广州，其他时间他们躲在澳门，在澳门等着。他们只能在广州方圆50里的范围内活动，妇女家属都不能随行。 我上面发的几张画，你们看到有一个像长堤，有一个旗子的那张画，那是一位很著名的叫傳琳呱的画家，他是受西洋画法训练的一个中国广东本地的画家。他画的的“十三行”，中间那个黑白的照片就是傳琳呱画的一个肖像，然后右边一张呢，是就是苦力在珠江南岸装茶的一张图。 那么前面提到的所有这些因素，“礼仪之争”、“一口通商”等这些因素，我们总结到植物传播这条线索来看呢，就是和明末以前的情况是完全改观了。以往进行植物采集的主要是传教士和外交使节，他们往往都是受过极好的人文和语言教育。到了中国，他们主要是和宫廷或者是士人阶层进行交流。植物采集也是文化交流和宗教传播的一个副业。那么在这个之后呢，就是因为前面那些因素受限吧，主要变成了随外交、军队、东印度公司而来，受过近现代植物学、园艺学专门知识训练，受雇于欧洲的自然研究机构和植物商业网络、私人等，是为谋取商业利益而来，而不再是为了文化交流而来的。因为他们行动受限，可是植物的需求是大增的，所以就应运而生了专门帮助他们收集、培育、销售植物给洋人的中国人，然后在广州出现了园圃，比如说那个著名的花地。 有一张俯瞰图，是现存广州博物馆的一个花地的俯瞰图。然后还有一张照片，是19世纪末的一张花地的俯瞰的照片。那么他们委托中国人采集植物呢，就要教授中国人这些知识，然后雇佣中国的画师，或用中国的绘画方法，或者经过洋人培训以后用西人的绘画方法绘画植物图谱，然后相伴的还有图谱制作呀，印刷呀的相关事业。虽然是在这个紧缩的空间里头，但是因为需要，有很多新的可能性发生了。 上面还有几张照片，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是18世纪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洪官的照片，洪官的花园叫作“伍氏花园”，伍氏花园在广州，有两个，一个是他自己的，还有一个在花地。花地那块儿就是一个非常奢侈的奇观，到广州的外国人基本上都会去参观，洪官有一个苗圃在那儿。 然后还有一张图呢，是十三行另一个商人，潘有度的表兄弟的一个花园的外观。它是沿着河畔建的，人们到那个花园都要先乘船才能到大门口。这个潘有度呢，他和那个洪官不一样，洪官实际上一个非常忠君，传统的一个人。潘有度呢，他是对西方知识和科学非常好奇，他喜欢和外国人接触，讨论航海问题等等。但是他呢，受清廷的压制很厉害，他曾几次想退出去，甚至给官府行贿要退出十三行，这个事情折腾了好几次，反正最后他的这一门就是等于是衰败了。 上面有一张图片，当年有一个法国的军官叫费利克斯·雷诺阿德·德·圣克鲁斯（Félix Renouard de Sainte-Croix），1807年，他去了有船有河的那个花园（潘有度的表兄弟）举办的宴会，他描述了他对中国人的自然观世界观的思考，这段话很有意思，我给大家念一下。 他说：“我高兴地看到盆景，中国人喜欢那种样子。你会觉得它们很古老，我想像，对这些独特的（中国）人来说，与其他人完全不同——一个老人，苍老，失去了所有构成青春的装饰，是完美的象征。中国人不爱自然，因为艺术模仿的自然是琐碎的、衰弱的、苍老的。这些人永远不会让什么富有青春活力，它注定保持原样，过去、现在，千万年都一样……同样这些人，着迷于象征老年的盆景，也是花的崇拜者，迷人的生命的春天的形象。每个中国人都至少有一盆花，被精心照料。” 前面这些信息综合到一起，我觉得到这个时间点，鸦片战争之前19世纪初，实际上可以说明清廷面临西方世界的变化，已经不再能有一个积极有信心，像对待熟悉世界，和有一个自己能把握的、有限度的方式和世界接触交流的这种信心。而西方呢，也失去了对中国的幻觉，就是我们上一讲讲到的那些幻觉，对中国文化也开始丧失兴趣。那么在那种情况下，像上面那个法国骑兵军官了解描述的清廷统治下的人民和帝国，像是进入了《百年孤独》式的衰败和梦幻之中，一直到鸦片战争，把这些又重新惊醒。 茶叶大盜 那么在鸦片战争前后，我的两个讲座的重点都放在一些相关联的重要的历史事件上，具体的植物猎人没有太多讲，这里讲一位植物猎人，他叫作罗伯特·福琼，号称“茶叶大盗”。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的植物猎人，这个人呢，是在1843年7月受伦敦园艺学协会的委托到中国去。他先到了香港，然后呢，从1843年到1861年间，他大概有四五次到中国或者途经中国，采集植物。他主要都是从广东东南沿海一路向北，一直到上海，在这个范围内活动。
左图：寄往英国皇家花园Kew的华登植物保护箱(Wardian Case) 右图：移动生物型丛林(Mobile Bio Type Jungle) Mark Dion, 2002 他第一次旅行，是1843到1845年，主要是到了福建、浙江那一带。那么最重要的一次呢，是1848年1851年。这一次，他受东印度公司委托专门去盗取茶苗，因为他之前已经都考察过了，所以他成功地从武夷山盗取了茶苗。然后1853到1856年又再次受委托，又一次盗取了茶苗。后来在1858到1859年，他又受美国林农局的委托，给美国引进了茶苗。 福琼他在1843年去中国猎取植物的时候，发现广东一带基本被西方植物猎人已经扫荡干净了，已经没有什么新的植物可以发现了，所以他就北上。他去过厦门、泉州湾、舟山群岛、上海、宁波、苏州、普陀山、安徽屯溪、杭州、武夷山等地。在第二次1848到1852年之间，他是带着在1829年，由一个叫华登的人专门发明的长途运输育苗箱（Nathaniel Bagshaw Ward），俗称“华登箱”。他带着这个东西从武夷山偷运了的茶苗，运到了印度。第一次的时候，他已经观察发现中国的气候和印度、喜马拉雅山脚的气候比较相似，适合种植茶苗，所以第二次，他把茶苗就偷走运过去，运到印度以后直接寄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的植物园培育。然后呢，东印度公司就此开始大批量的在印度和锡兰种植茶叶，逐渐就把这个茶叶在中国的垄断彻底改变了，最后它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茶叶贸易商，那么，整个中国和西方的贸易格局，因此改变了。 福琼每次旅行都要写书，写游记，是非常详细的日记，他里面写了很多有趣的东西，比如说他写到宁波的天童寺，他写到在浙江慈溪和一个退隐的商人的交往，观察中国的植物培育。他还写到在中国南方旅行，沿路观察的那些坟墓和弃婴。他也到过苏州，写过苏州花园。有兴趣的可以去找一下他的著作看，还都挺好看的。 那么在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之后，西方植物猎人就直接进入了中国内陆，内陆就开启了被称为中国植物猎取的黄金时代。那么我在之前讲座开始前给大家发了一个文档，文档那个列表有数以百计的西方植物猎人。在鸦片战争以后，实际上是在《南京条约》以后，（植物猎人）就蜂拥而至了，名字太多就不念了。 这个时期的植物猎人呢，他们会地毯式的搜寻他们所在的区域。他们之间也相互竞争，比如说在云南的那个傅礼士，就是那个苏格兰的植物猎人，就警告另外一个著名的英国的植物猎人沃德说，你就呆在缅甸那个地方，你离我在云南的地盘远一点。那么黄金时代之前的植物猎取主要是在广东周围和东南沿海，以及北方传教士（如比利时、苏联、波兰等地）和使节他们可以到达的地方。那黄金时代开始以后，他们就穿透中国内陆，特别是向西南进入。在云南，一个植物猎人在他的一次的植物猎取中，就可以找到5000多种植物。 这个时期呢，伴随他们在西南的这个植物猎取啊，特别是云南、四川、西藏等地，发生了很多新的情况。这些植物猎人和当地少数民族的接触比和汉人的接触更深入更广泛。因为当时也是一个巨变的一个时代，清廷和各个外国的关系都很紧张，然后满汉地区的整个普遍的衰败和腐败，然后盗匪横生，而且满族人、汉族人对少数民族的压迫也很厉害，边疆政治的冲突也很激烈，比如说印度、英国、西藏和云南啊，这些地方各种力量的政治冲突很厉害，也有清末王朝政治剧变的各种原因。 因为处在这种历史环境中，他们在西南地区更容易和少数民族的人建立友谊。然后他们在那儿收集植物的同时，也帮助当地人整理民族文化，比如说在丽江的那个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这个人其实是一位贵族后裔，他比较传奇，是个波兰人，他的养父是特别著名的一个小说家，他后来主要是在夏威夷。那么这个人他是“纳西学”这一门学问的奠基人，当地语言的整理记录，民俗文化的整理是从他开始的。 然后有一个好像是比利时的，叫邓明德神父（Father Paul Vial），他在四川北部，就是现在的汶川地震发生那个地方，他和萨尼族在一起，建立学校教堂。当地的那个汉人大地主对撒尼族的剥削非常厉害，然后他就想办法从汉人手里买回来地，建了学校，还教他们耕种，让这个地方的人，他们可以自耕自足。同时用他的方法帮他们整理他的当地的语言、音乐、文化和宗教，实际上等于是形成了一个对汉族大地主有抵抗能力的一个微型的一个生态社区。 这些植物猎人呢，我只是举了几个，这些人数目特别大，每一个人都是有相当多的故事，他们实际上是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早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民族语言学、民族宗教、当地文化的研究者。 03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转变 最后一个部分，我就来讲一讲鸦片战争以后包括1860年圆明园事件这些之后，在中国内部开始发生的变化，就是在各种矛盾和冲突中，吸收西方科学技术基本上就是在清朝内部形成了一个从官府到士人的一个共识。在这个背景下，1862年7月的北京，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面创办了“同文馆”，实际上是开始培养翻译人才，然后学习一些天文、算学等科学知识，同时他们也有印刷厂，也做出版，所以对知识的普及也起到一定的作用。然后第二年，1863年，李鸿章奏准设立了“上海广方言馆”，也主要翻译。1867年，“江南制造总局”设立了翻译馆。“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设立以后，就请了很多的外国人、传教士、汉学家参与和中国人一起翻译，专门研究近现代汉语翻译，翻译研究的会特别注重这段，因为他们这个翻译不光是中国和欧洲，也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就是整个现代思想、现代语言成立的一个关键点。根据多伦多大学孟悦教授统计，在1880至1885年间，“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共翻译了78部著作，其中43部（55%）是自然科学类的。 李善兰 下面我就讲一下中国第一部植物学著作。1858年的时候，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工作的数学家李善兰，和两个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韦廉臣，他们一同编译了林德利（John Lindley）的植物学著作，形成了一本《植物学》，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林德利出版了很多有普及作用的植物学著作，有面对学校的，有面对妇女，面对家庭的，他们把数种合成在一起，编译成了一本植物学书，然后在中国出版。
李善兰和两位汉学家艾约瑟、韦廉臣
李善兰和汉学家根据林德利(John Lindley)的植物学著作编译了《植物学》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介绍这本书的时候，实际上在西方那边，像我们一开始讲到，也是西方自然科学体制化开始的时候。他们把植物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但是介绍来的这个人呢，实际上是传教士，传教士实际上对自然科学有一定的保守，包括达尔文的进化论，他们在里面要加入他们神学的思想，所以他们就是有科学的知识夹杂神学知识，他们有一种特殊的处理方法。那么李善兰呢，尊重他们的实用的和技术的这一方面，也尊重他们对世界的神圣认识的这个方面。 这个情况可能就是要到差不多19世纪的最后20年，才有更多的改变，一些被传教士遮蔽的一些自然科学的，包括比较激进的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进化论的、群学（后来的社会学）的那些东西才进来。 那么这本植物学的出版呢，是在东西科学交流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本书东传到日本以后，影响了近代日本植物学的发展，那么，“植物学”这个词，我们很多人以为是从日本传来，但实际上这个词最早是日本引进李善兰译的《植物学》，然后引用了这个，再转回中国的。 最后我再简单讲一点，除了植物学、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介绍传播之外呢，从19世纪中期开始，最先是在澳门、香港、台湾，也包括日本人在东北，就开始就兴办一些植物园，自然博物馆，实际上就是向公众传播和吸引公众，这种机构性、体系化就慢慢和西方靠拢了。有一个统计是1905到1949年间，中国一共出现了30多个植物园。但是真正就说，受西方完整的科学训练培养的自然科学家的出现，肯定要在20年代，就是胡先骕他们这一代人的时候。 今天的讲座基本就到这里了，我最后讲也就是念一段结语：“西方植物猎人带着他们的帝国殖民世界确定性的知识，来到陌生的土地，很快与异质文化的历史经验和所有存在遭遇，这种陌生土地上的一切，这种社会性的存在，它包含着可知和不可知、可表达与不可表达的知识和感性。作为物和知识传播媒介的植物也传播着不可预期的人与地方的这种转化。我们现在来重新看这些历史，实际上是希望有一种新鲜而友善的眼睛。因为文化的交流，人的交流和沟通，其实不是一个就说可以'Take for granted'的，意思就是你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它是有很多的东西，受很多因素制约。” 所以最后一句，就是希望就是像历代这些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文学家他们所希望的一样，希望我们大家能看到万物和所有存在都是相互联系的。谢谢大家，今天讲完了。 （本期讲座完，感谢周琰老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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