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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谈（总第8期） 延安木刻 编者按：汪占非先生在1931年“一八艺社”举办的习作展览会上写道：要使艺术与人生成为不可缺少的联系，对于人类，对于世界，我们将要运用我们尖锐的笔尖，凭着我们青春的热情，做有力的贡献，使这灰暗的世界转为羲和！ 九十年过去了，回看汪占非先生所期盼的“人民与艺术之联系”，果真如雨后春笋，在往后的中华大地上根深蒂固、生生不息。中国文艺发展当中的一项非凡的成就——“延安木刻”在民族危亡之时经受血与泪的洗礼，饱含追求艺术本质之精神，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西安美术学院杨锋教授常年研究版画的材料、历史和教学，第八期“美谈”，我们与杨锋教授通过访谈的形式，与大家一同了解“延安木刻”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以下内容节选、编辑自访谈实录和杨锋教授提供的图文资料）  ▶杨锋：1984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版画系，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0年获“八、九十年代优秀版画家鲁迅奖”，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解放区木刻研究（1937-1949）》主持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委员会委员。 李腾子：延安因为中国革命圣地的美誉而被我们熟知，但“延安木刻”似乎被了解的并不多。您对此有着多年的研究，曾主编了西安美术学院的重点学科项目《思想的力量：解放区木刻文献展1937~1949》，请您跟我们讲讲什么是“延安木刻”？ 杨锋：我们在陕西经常会提到“延安木刻”这个词汇，实际上我们也叫“解放区木刻”，是指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一直到1949年，在解放区形成的一种艺术形式，而这个形式是通过鲁迅艺术学院、《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共产党组织的各种文艺形式，从而达到宣传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 李腾子：那么这个特殊的艺术现象为什么被称为“延安木刻”？是因为它的源头在延安吗? 杨锋：不是的，要谈延安木刻，必须从“新兴木刻”开始谈起，这一部分大家还不是特别的熟悉，我简单回顾一下。1931年，鲁迅在上海组织了由十三个学员参与，为期一星期的“木刻讲习会”，这里面有些学员曾是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这个讲习会邀请了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来讲解木刻的技术，鲁迅担任翻译。当时正好发生“九一八事变”，他们就制作了木刻传单。这一群人是左翼进步青年，组织遭到国民政府的查封，展览被取缔。后来他们纷纷来到延安，这样就促成了“延安木刻”的诞生。 1931年8月17日，鲁迅与木刻讲习会成员合影 1937年，这些人中最优秀的一部分木刻家，如江丰、胡一川等，带领这批艺术青年在延安展开创作，此后陆续有进步青年来到延安。这些年间涌现出了胡一川、焦心河、罗工柳、李桦、力群、牛文、古元、彦函、丁里、沃渣、王式廓等一大批美术家。“延安木刻”是相对于敌占区、国统区，是共产党在解放区宣传教育群众的有力武器，又因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所以我们将这一特殊的美术现象被称为“延安木刻”。 李腾子：在救亡图存的年代里，文艺工作者们为什么选择木刻这种新兴的艺术形式，它在当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杨锋：我们现在谈“新兴木刻”也好，“延安木刻”也好，它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晚清时期，我们特别重视梅兰竹菊这样的古典文化，民族文化逐渐温和、柔软了，特别是民国初年，五四运动以后，新青年主张文艺要关注大众，所以提出来“为人生的艺术”，在这样的前提下，就与“为艺术而艺术”形成了一个对比。“为人生而艺术”的派别在杭州最早成立了“一八艺社”，也就是民国一十八年，它的成立标志着新的中国艺术的诞生，艺社的成员后来受到国民党的迫害而到了上海，聚集到鲁迅的周围，鲁迅在那段时间介绍了版画的样式，这些青年跟着左翼革命的文艺受到了版画这种艺术形式的影响，鲁迅实际上在很早以前就对版画有了深刻的认识，因为它最有力量，最有号召力，鲁迅曾说：“木刻不但淆乱了雅俗之辨而已，实在还有更光明，更伟大的视野在它的前面”，他认为版画既不是俗的，也不是雅的，而是在革命之时最方便、最有力、最能贴近大众的艺术。 1936年10月8日（鲁迅逝世前的十多天），鲁迅在全国第二次木刻展览会的会场 到了1937年，这些进步青年到了延安，延安当时的条件不太好，画国画、油画的条件都不具备，在这种情况下，版画自然成了首选。于是从上到下，从领袖一直到战时画家，他们都拿起了木刻，建立了木刻工厂，举办了木刻展览。据不完全统计，当年有上百个木刻作者，后来这些作者里分别有各大美院的院长，有后来新中国美术代表性的人物。在他们的组织下，特别是在鲁艺的建制里面，很多作者分别奔赴于各解放区，这些战时画家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面貌，诞生了像古元这样的画家。当年徐悲鸿在重庆看见古元的画，他就认为这是中国有可能是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大艺术家。解放以后，这批画家和文艺思想实际上深深地影响了我们新中国后边的美术教育和美术创作。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我们对西方表现主义版画进行了改造，形成了自己的木刻面貌。因为当时群众不能理解，所以我们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喜闻乐见的概念，跟民族形式结合，使一个西方有表现力的画种成为中国有表现力的艺术形式，继而使多年以后，我们现在的版画艺术仍然在当代的艺术发展当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古元（右）与焦心河在鲁艺创作木刻
李腾子：“延安木刻”最主要的作用之一是思想政治教育，但我们看到像徐悲鸿、徐冰这样的大师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是为什么？我们当今的艺术界在重新审视和研究“延安木刻”的时候，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哪里？ 杨锋：就我们今天的版画创作来说，实际上不能说“延安木刻”已经很完整了，因为当时的技术限制，只能以木刻的形式创作，我们把它当做版画。版画里面有平凹凸漏（四大版种），有铜版、石版等等，当年都没有这个条件，而且做的都是黑白木刻为主，在工具材料上，比如刀子、纸张相对而言都比较粗糙。我们现在说的“延安木刻”主要指它对生活的认识，这一点不管到哪一个时代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跟现实生活接近、结合。他们跟政治生活靠的近，他们背起了艺术家的责任，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一点，他们是最敏感的那一部分人，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他们的作品仍然有着我们现在无法达到的一种效果，特别是古元先生的作品。2019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还隆重举行了古元的作品展览，作品展览影响特别大，而且跟当代艺术家“安妮施·卡普尔”的画展一起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进行。后来连同国外的人都觉得震撼，古元的作品都是小小的、一块一块的，但是这一块块的作品仍然具有那么强大的力量。“延安木刻”里面有几个标志性的特征，一是有我们民族自己的风格，二是非商业的、唯美的、装饰的，甚至不是那种有意识的发泄感情，而是生活里真情实感的表露。古元曾说，他画完了以后让老百姓看，老百姓都能发现他画的羊是谁家的羊。而且他们表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也是特别重要的，第一次出现这种特征是在作品《离婚诉》当中，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很重要就是民主革命，“离婚”这样的一件事情当年就这么画上去了，这张画在国外影响也特别大。在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到今天的过程中，我们看一个农民在村子里头，“婆姨”提出要离婚。体现出古元对生活的敏锐观察，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来认识这张作品。 “延安木刻”告诉我们什么？思想的力量转变为一种艺术行动，这种行动召示出随时随地的民族精神的存在，在适当的时候，这种精神会以不可逆转的形式现世，“创作木刻”这一陌生及质朴的语言，在解放区成为不可替换的形式被选择，同时，这种选择也使木刻艺术超出了形式，最终成为革命文艺的代名词。 古元《离婚诉》延安木刻 1942年 江丰《清算斗争》延安木刻 1944年
焦心河《内蒙组画》延安木刻 1940年
力群《饮》延安木刻 1940年
石鲁《群英会》延安木刻 1944年
罗工柳《鲁迅》延安木刻 1938年
沃渣《红星照耀中国》延安木刻 1938年
武德祖《挖窑洞》延安木刻 1942年 “美谈”是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创办的学术性、公益性系列讲座活动。内容包含所有与“美”相关的艺术门类，美术馆将邀请各领域有独特见解的专家学者，在保持学术性的基础上突出趣味性、知识性，向人民大众传播艺术之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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