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濂：“ 金石学 ” 研究的当代意义与我们的作用

金石学研究作为学术形态，从宋代欧阳修、赵明诚以来，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程。在清代中期，金石学曾经有过第二次辉煌。从学术考订到金石拓片制作，从制订石刻目录、青铜器名录到玺印文物鉴定，一大批金石学家如阮元、毕沅、翁方纲、刘墉直到陈介祺、赵之谦鱼贯而出。民国时期金石学的巨擘，前期有罗振玉、王国维，后来则有马衡。此外，金石学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从宋明以来的限于青铜器、碑刻到今天的上涉甲骨文，下涉瓦当、铜镜、陶文、画像石等，随着地下出土文物种类的日益丰富，新学问不断涌现出来。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于西方新学科的引入与中国教育制度的变革——从科举到办学堂，“金石学”的发展反而越来越离开主流学问而日趋边缘化。“金石学”的学问不断被分解到现代新学科的各个分支内容中去，成为许多新学科成立的原点与支撑点，但“金石学”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学问却慢慢远离了中心。在民国初、中期，金石学虽然离开了学术，但在一些饱读诗书的文人士大夫圈子中却仍然可以大行其道。这种情况，很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矛盾”现象，整个社会大趋势是“脱亚入欧”，富国强兵，视汉学如弊履，但在许多高层文士甚至是入阁的大臣宰相圈子里，吟咏汉诗以示教养深厚之举却风行一时。“金石学”的情况与此非常相似。一方面，它已被分解、变形为新学问而逐渐缺失了主体的自立，新学问不涉它，学校里不教它，学科设置与分类目录里也没有它；另一方面，在当时的高层文人士大夫风雅圈子里，它却又是显示身份、趣味、知识、修养的标志。它是一种学富五车的的优雅。而在建国以后，随着文人士大夫阶层退出社会舞台，更随着革命文艺的崛起，金石学则逐渐走向消寂，成为一种过时的“古董”，成为少数人缅怀往昔辉煌的“图腾物”。除了极个别人私下里还痴迷其中，在一个社会文化结构中，它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声音了。时替世移，有时候实在也是很无奈，但反过来想想，它可能也正是社会变迁中必然会有的阶段与过程。

　　随着新时期学术再一次走向昌盛，随着国富民强所带来的文物市场开放政策，经济基础开始作用于上层建筑，金石学所依赖的物质基础，大量的金石文物被发掘面世并迅速进入拍卖市场。近年来的金石文物交易，已成为谋利获富的最有效途径。“一夜暴富”已不再是神话而正在成为眼前的现实。此外由于国家对历史文物的日益重视，各种文物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正在成为一项国策而为社会大众所了解。它对于既有的金石学的刺激与影响也是巨大的。它表明了国家、政府官方的提倡态度，与建国初相比，社会大环境的气氛，已经是全然不可同日而语了。

　　正是在学术面临断层，社会认可度不够的尴尬局面持续近一个世纪之后，新的政策、制度与社会经济杠杆的激活作用，使得重振“金石学”才有了可能。本来“金石学”是一个古已有之的学问与概念，它并不是一个创新的概念，但既提重振，就意味着它遇到了困境与挑战，它的阶段性衰弱颓退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因为有这样的困境，才会需要我们去重振。

　　“重振”需要一个主体。谁是适合承担这个艰巨任务的主体？由于金石学是一门“旧学”、“国学”，不像以现代新学科分类、分野为根基的，如文物考古博物馆学、美术之学如绘画书法篆刻之学，分支越细，要把握它的整体内涵就越难。而西泠印社作为天下第一社的百年名社，它走的却不是分科的路子而是综合的路子。比如：它不单关注篆刻科而更关心综合的印文化内容；它不单考虑印学而更在意于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综合框架；它不单只求刻印而更重视实践（创作）与理论（学术）之间的综合发展。所有这些，都表明西泠印社应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主体”，由它来承担“重振‘金石学’”研究项目工程，应该是可望有所收获的。更何况西泠印社的创社宗旨，即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学”，能把“金石”与“印学”这个印社的立身之本并列，表明西泠印社从一开始即是视“金石”为己任的。既如此，“重振‘金石学’”与西泠印社的必然关系，又何用置疑哉？

一、关于“金石学”的话题

　　关于“金石学”之研究，其实在很久以前即已有过一些蒙眬的“念想”。首先，当然是因为西泠印社早期创社之初，是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研究印学”这一部分，迄今为止并无消歇衰弱之象，反而是越见兴旺之意。西泠印社号为“天下第一社”，在当代中国与世界上有着无与伦比的号召力与影响力，即证明“研究印学”可以而且应该是坚持不渝的核心宗旨，几代人对它的尊奉，是成功的。至于“保存金石”，在过去也有20世纪20年代西泠印社抢救《汉三老讳字忌日碑》的壮举，足可在近现代金石学史上存一段佳话。此外，30年代西泠印社举办“金石家书画展”,出版多卷本的《金石家书画集》，乃至40年代末延请金石学家马衡出任社长，都表明“保存金石”在西泠印社同样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专业素。

　　有了它，西泠印社才不像是一个普通的只讲刻印的篆刻学会，而是具有了更广阔的历史、学术背景与难得的业绩。

　　但随着建国后文物考古博物馆系统的日趋健全，“保存金石”这一部分的工作，似乎不必再由西泠印社这样的文人士大夫社团来越俎代庖，而可以由更专业的各省文管会、博物馆来承担。故而近50年来，西泠印社在“保存金石”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而不得不去关注更专门的印学与篆刻艺术创作。记得在西泠印社某一次社庆大典中，沙孟海先生也曾专门讲过这一问题。

　　同样是在某一次社庆时，沙孟海先生以一个学术大师的敏感，又专门提出了在印社老辈专家中弥漫的“金石与篆刻不分”，以高攀“金石”的心态，指篆刻为金石，以印人而自封“金石家”的种种风气，并以一个学者的严谨态度指出：“金石”是学术，“篆刻”是艺术，两者不宜混淆，尤其不宜以篆刻家去充任金石家。这一振聋发聩的论断，在当时还很不为社中同道理解，但它的前瞻性与预见性，即使是迄今为止，也还是极其卓越而无人可以抗肩的。西泠印社定位于篆刻而不是笼统意义上的金石学，这对于其专业定位及在全国艺术界所处的位置，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正是定位于篆刻，我们才会对印章持一种决绝的专业态度，从而在遇到2008北京奥运会会徽“中国印”横空出世之历史机遇时，迅速作出专业反应，并以“百年西泠·中国印”大型海选活动、《“人文奥运”西泠印社百印谱》等，为当代印学与篆刻，留下了历史性的业绩。如果还是旧有的以金石学来指代“篆刻”，无论如何也无法达到如此境界。

　　但反过来的疑惑则是：对于西泠印社而言，难道真的在“金石学”方面注定要无所作为了吗？

《汉三老碑》拓本

二、现代学科框架中“金石学”的尴尬

　　金石学的衰败或不景气乃至渐渐消亡，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但究其原因，却不是因为斯界学者的不努力，而是基于一个外力的冲击。

　　明清以来的金石学，尤其是清代依托于乾嘉朴学的金石学，是一门综合性非常强的学科。它包含了碑帖之学、墨拓之学、器物之学、玺印之学、考古之学、美术书法之学、文献历史之学、典章制度之学、古文字之学与目录版本校勘考据学等等，甚至，除了严谨的学术之外，金石学还与收藏鉴定、文人雅玩联结起来，从而使本来是一种学术存在，变成兼容的艺术存在。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又兼是文人。这样学问以外的兼容，是其他学科很少会有的。

　　近代从梁启超开始倡导“新史学”，新的学术理念与学术框架逐渐取代古代文史不分、学艺不分的现象。从学术自立的角度说，这样的“转型”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从重感性到重逻辑，从重描述到重论证，从重直觉到重推演，从重结论到重过程……现代学术的理性品格，正是首先受之于“转型”的恩惠——以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郭沫若……为代表的现代学术泰斗，以及废科举、办学堂以来以蔡元培、林风眠等为代表的现代教育学大师们，通过学术推进与在大学里的学科设置，把新学术以学科分类的方式确定下来。其最基本的特征是：从综合走向分析，从混合走向分类。以我们今天的术语说，叫做“学科分类”。

　　正是在这种学术分类的转型过程中，综合的“金石学”却遇到了意外的窘境。原有的“金石学”所包含的学术内容，被分别归入了现代学科分类意义上的“考古学”、“古器物学”、“鉴定学”、“考据学”、“文献学”等。它的分支越来越强大而自成体格，而它本来的母体“金石学”，却在被稀释、被分化、被零散化、被细密化之后，反而找不到自身的位置了。在今天人们的心目中，“金石学”是一个大杂烩与大拼盘，它自己的学术核心与边界是不清晰的。但它所包含的诸种子学科，及其每一项的立足点与宗旨、目标、方法却是十分清楚的。那么，至少在“金石学”概念上，我们看到的是虚化与泛化的倾向。此外，原有的金石学在被分解为各个子学科如史学、考古学、古文献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之外，又有一些内容无法被分解成独立的子学科，比如碑帖之学、墨拓之学、石刻之学，在今天都几近消亡了。其学术理念与方法也渐渐被遗忘了。即使坊间也有几种传拓技法、石刻文化或碑学、帖学的著述，大抵也是从雅玩与收藏古董的角度而发，与学术显然是渐行渐远了。

　　金石学在当代的“淡出”，不仅仅是一门学术的淡出，还意味着一种理念意识，甚至是一门丰富的传统技艺的淡出，甚至消亡。比如，面临精美绝伦的印刷术冲击的碑学帖学刻镌技术的消亡，墨拓技术与篆刻边款拓制技术的消亡，但其实，它们本来应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要针对抢救的珍贵历史遗存。

　　“金石学”真的无路可走了吗？

三、“金石学”内容在21世纪当代的侧重点

　　面临“存亡继绝”的金石学，靠自身似乎已经很难挣脱目前的进退维谷之绝境。它逐渐走向消亡，似乎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至少在近50年之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悄然而至、并未大声张扬，但却坚定不移的目标指向：金石学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可以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中国富强繁荣，没有国家对文化、对文物、对文化遗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张旗鼓地倡导、推扬、鼓励、奖掖，没有全社会对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在我们眼皮底下的“金石学”还是摆脱不了消亡的命运。

　　作为一门学科内容逐渐“淡出”，并不等于我们可以在这一方面无所作为。作为一项珍贵的历史悠久传统积累深厚的文化遗存，作为一项拥有特殊技能、特殊文化指向，标示着一定历史时期文明承载与传播样式的特定文化遗产，它的综合性在现代学科重分析、分科的要求下，或许会有格难入之窘境，但它的存在仍然具有特定的传统文明“可持续”的价值。但必须说明的是：被重新定位、承传的“金石学”，应该不是旧有“金石学”的翻版，而是以现代文化艺术承传为脉络，取其作为传统绝学的技艺部分作为主要研究、发展的对象内容，而将作为传统知识谱系的综合内容作为观念背景并与现代对应的诸学科相结合，以此来打造“重振金石学”的学术理路与展开的实际取径。

　　亦即是说，作为一种学问的“重振”，现代金石学在重视传统金石学的观念架构与知识系统之外，不必走回头路去恢复旧有的模式，只要能获得相应的知识内容，既有的传统金石学与现代被分科确立的考古学、古文献学、古文字学、考据学、古器物学、石刻学、碑帖学等，可以兼容并蓄而无须重起炉灶，又对于一些即将失传或正在消亡的“技术性内容”，如古代石刻技艺、铸金技艺、墨拓技艺，因其失传之后无法“再生”，因此反而应该成为“重振金石学”计划中的首要任务。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承传的更宏观立场看，或许这一部分的重振（它本来是形而下的具体技艺内容），比形而上的理念、知识等学问形态的振兴，具有更切实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

　　西泠印社既有“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宗旨，西泠印社在“保存金石”方面本来既有令人瞩目的业绩，今后也仍然可以付出应有的努力。如果在新时期以来，我们不把“金石”简单地理解为古文物实物，而赋予它更多学科的、技艺的动态内容，即将之作为学问来研究它，更将之作为“绝技”或濒临失传的技艺来恢复与重振它。如此，则“保存金石”仍然可以是西泠印社办社宗旨的重要一环而不至于无所作为。

　　对于风雅自许的“天下第一社”西泠印社，这样的重振、恢复、提倡，是我们这些当事者的工作职责，相信它也是历代先贤名家们积蓄已久的夙愿。今天的“重振‘金石学’”，与百年之前的“保存金石”的宗旨，当然是一脉相承的。

四、新时期的“西泠印社”与新时期的“金石学” 

　　百年西泠印社，在学术上正遇到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如前所述：从50年代开始，西泠印社在“保存金石”方面逐渐淡出，而在“研究印学”方面则倾注了全力。但在百年社庆之后，我们不断在进行反思：关于印学研究，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并无须赘言，而关于“保存金石”，难道就真的无所作为了吗？

　　一些偶然的契机，使我们的思路豁然开朗。首先，是西泠印社长年以来的“拳头产品”——原钤原拓印谱，在百年社庆后获得了一个大发展的平台。而在考虑如何推广、发展原钤印谱并使它走向规模化、产业化的过程中，我们对于原钤原拓，尤其是边款拓制技术的承传与保留，进行了深入了解。边款墨拓、印章钤拓，以及封泥墨拓，这些特殊的技术，本来不就是金石学的内容吗？有如印章本身即是“金”（铜印）、“石”（石印）之学一样，边款墨拓与封泥墨拓，当然也是刻帖墨拓、碑刻墨拓与金文墨拓、甲骨文墨拓这个大盘子中的一环。既如此，原钤原拓印谱之技术展现过程，当然也是“保存金石”宗旨的一环了。

　　其次，是西泠印社社藏大量金石拓片与原钤印谱。在近几年的大活动尤其是春秋两季雅集中，这些藏品的展示，为树立西泠印社的整体学术形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如王福庵、韩登安、陈伯衡等题的《汉三老碑》，王襄题《毛公鼎》，翁方纲、阮元等题的《散氏盘》拓片；又如吴昌硕《西泠印社记》拓片，王福庵《西泠印社记》拓片等等，都是一些一流的金石名品。过去我们太偏重于创作，一办展都是社员的书画篆刻作品展，其实专门办一个金石拓片展，又看拓本又看题跋，其审美感受定会不亚于当代人的书画篆刻展示。而这种面对拓本的体验，其实已是暌违甚久了。西泠印社的“保存金石”，何不从此做起？

　　再次，是在2005年举办陈介祺学术研讨会时，我们曾在山东潍坊讨论过陈簠斋的不世功勋，其中就提到：像陈簠斋这样全面又精深的金石学大家，已不会再有了。仅仅是他发明的“全形拓”，现在或许都失传其技术了。由此而想到：如果仔细研究墨拓技术，从乌金拓到蝉翼拓，从平面拓到全形拓，从拓小件边款到拓大幅摩崖，从拓墨到拓朱……仅仅一个拓墨的技术承传，就有不少名堂。过去陈簠斋的大范围且不说，作为当代西泠印社这样一个“天下第一社”，本身又有“保存金石”的百年宗旨，为什么不能在此中有所作为呢？

　　新时期的西泠印社，对“保存金石”这个老祖训有着新解读。新时期的金石学，也可以有新的时代含义。对青铜大器的收藏、鉴定，对甲骨文的收藏、墨拓，对古玺印、古石刻、古镜铭、古瓦当、古陶文的收集和鉴定、研究，应该都是“金石”的范围。只不过，我们的着眼点，不想使它过分地“古董化”、雅玩化，而想使它更趋于学术化。因此我们设定的基调是：技术承传优先于实物递藏。相比之下，前者可能会失传，需要悉心抢救；后者却可以是古玩界的作为，有大量人投入，未必需要我们来做“存亡继绝”的工作了。

《西泠印社记》局部

五、西泠印社的“金石学”传统

　　西泠印社在建社之初，不仅仅以刻印自囿，而是对整体意义上的“金石”之学具有全面介入的意向与实践。比较典型的是六篇《西泠印社记》的撰文与刻石， 20至30年代几次西泠印社举办的“金石家书画展”，编辑《金石家书画集》，还有抢救《汉三老碑》……从西泠印社以“印”立身来看，强调“金石学”视野，就是强调文化，强调综合，强调诗、书、画、印诸项一体化。以此来看《西泠印社志稿》中大量的诗、赞、联、文、赋、记、铭等，当然也是注重文化的标志。它可以保障西泠印社不沦为仅以一技自囿的西泠篆刻社，也是百年名社能维系百年生命的奥秘所在。

　　百年西泠历程中，在金石学方面堪为代表的专业代表人士，前期当推第二任社长马衡，后期当推金石碑版专家陈伯衡。马衡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著有《中国金石学概要》两卷共八章，对“金石学”作为学科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了系统的展开，其《凡将斋金石丛稿》，被誉为是近代金石学的开山之作。在《中国金石学概要》中，他提出了金石学学科定义、范围，与史学关系，以及铜器、石刻、甲骨、竹木、玉、陶等不同种类的分论内容。还指出金石学可能有的研究方法与搜集、保存、流传的材料处置方法的构想，堪称是一篇全面的学科导论性文献。在当时，具有统领学科的巨大价值。此外，正是马衡对金石学与篆刻作了清晰的划分，指出篆刻是艺术创作，而金石学则是学问与学术。这一划分不但对混淆“金石学”与“篆刻”的旧有传统认识，具有振聋发聩之效，反过来对于推动篆刻的艺术化、纯净化以及学科独立，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陈伯衡长年久居钱塘，是碑帖拓本方面的专精之士。他收藏宏富、鉴识极精，孤本名拓，所在多有。50年代末西泠印社有恢复重振之议，在筹备的七人小组中，陈伯衡作为副组长，协助张宗祥组长努力工作，对西泠印社的再创辉煌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以一个金石碑版鉴定专家的身份来参与西泠印社社务工作，正表明了西泠印社视野开阔的特点。“保存金石”的宗旨，在各个时代有不同的阐释方式，陈伯衡的存在，即是后50年西泠印社并未舍弃“金石”的一个重要见证。

　　进入新时期的80至90年代以来，西泠印社在“金石学”方面虽未有重大举措，但沙孟海社长本身，即是一位金石碑版方面的大家。与社中同道多书家、画家、印家相比，沙老的文物考古、金石碑版方面的造诣，使他能够以一种非常学术的立场来观照西泠印社的发展，从而为我们规划、指引新的学术方向。

　　亦即是说：除了书画篆刻与学术研究之外，在“金石学”方面，我们已可划出从马衡（20年代）、陈伯衡（60年代），到沙孟海（80年代）的一个三段式传统轨迹。或许还可以说：除了书画篆刻创作之外，若论西泠印社的学术研究传统，反倒是以“金石学”为其主要脉络而不是以印学为唯一视野的。它构成了我们今天倡导振兴“金石学”的思想认识基础与出发点。

六、“金石学”再振兴的契机与因缘

　　把思路集中到重振“金石学”这个思考点上来，除了它必须具有合理性外，还需要有一个灵感触发的机遇条件的配合。如前所述，近年来连续组织的几场学术活动，比如“陈介祺学术研讨会”（2005）、“《汉三老碑》五种拓片鉴赏会”（2007）等，皆是这方面的机缘所至。此外，2006年—2007年，受几位门生子弟的催促，先是为国家图书馆藏梁启超饮冰室所藏古碑帖拓本28种作再题跋，出版后广受业界关注。后又将书斋所藏几百种金石拓片逐一作题作跋，共分为碑版、瓦当、画像石、镜铭、陶文等类项，并汇成大型画册出版，费时一年多，每日摩挲各种拓片、查找资料、撰古文作跋的经历与体验，使我对于重振“金石学”的理想，有了一个更加切实的把握与理解。我真切以为：这一计划肯定不是纸上谈兵，是具有明显可行性，也是这个时代急需的。当然更进一步说，是唯有西泠印社这样的社团结构（不同于分科的院校与社团），又是这样的社团历史（唯一的百年辉煌），还是这样的社团层级（四个“国”字号品牌与具有国际范围的社员构成），才有可能去完成的历史使命。西泠印社在当下应该做的，正是这样一种“存亡继绝”的历史性工作。

　　而从西泠印社的外部环境来看，形势也发生了极大变化。过去沙孟海先生之所以会提出“保存金石”应该由文物博物馆部门去承担，是因为在建国之初，金石之实物交易与社会存在感，已经非常萎缩。但在新时期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文物古玩（书画、玉器瓷器、青铜器等）的民间交易极盛，其市场之大，连我们这些业内人士也惊讶不已。有市场就有社会需求，近五年来，古玺印的交易价值不断上升，而金石拓片碑版拓本的交易价值，也翻倍上涨。在这样的市场刺激下，更多的人流与资金流，托抬起了金石碑版拓本的市场，也带动了“金石学”振兴的机遇与可能性。有如书画市场的繁荣，催化了书画鉴定行业的振兴与重组，金石碑版拓本的市场需求飙升，必然会带动“金石学”学术研究的走向繁荣。这是一个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关系。过去我们站在艺术家的立场上，对经济动力与社会存在重视不够，较多地习惯于视自己从事的专业至高无上。其实辩证地看：当经济能量足以从正面来影响艺术与学术，使它的发展更健康、更有后劲、步伐更扎实，我们又何必要去拒绝呢？

　　以此来看重振“金石学”计划，我们可以调动与整合的资源，包括身怀绝技的专业技能人士、学术深湛的学者教授、收藏宏富的私人藏家、对碑版拓片研究极深的鉴定家、对金石学学术振兴有兴趣的出版家、资深的文物博物馆专家……而我们努力的成果，也许能极大地提升作为传统“绝学”的“金石学”的地位。有如在中国迅速走向现代化之时，许多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应当振兴“国学”一样，在我看来：金石学不正是一种“国学”的构成内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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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来源：兰亭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