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在这里，我无心爱之人 亦无忠实的朋友，我心哀戚 ……我被命令住在灌木丛中 在橡树下的地穴里 地洞寒冷，渴念攫住了我 山谷幽黯，峰峦险峻 牢房覆满石楠，将我咬噬 无欢乐的住所…… 黎明时分我独自在橡树下 环绕着地洞，原地走圈。” ——十世纪古英语抒情诗《妻室哀歌》 翻译到上面这节诗时，我已经在海波尼亚岛住了大半年，“海波尼亚”是爱尔兰的拉丁文旧称，意思是“冬境”。这个名字实在贴切不过，大概从九月份下半月起，我就没有摘掉过羊绒围巾，始终套着在上海时只有大冬天才会穿的雪地靴、大衣，每天出门几乎都是一样的行头。这样偷懒当然好处很多，尤其在那段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在阴雨中走一个多小时路赶去导师办公室的日子里，最小化了搭配衣服的时间。代价是一种灰不落拓的自我认知，走在路上使劲把脸埋在围巾里，一心希望没有任何人看见自己，最好可以随时消失。 在冬境，一切都是极简的：衣、食、住，还有人。在海波尼亚的第一年，身边没有任何可称为朋友的人，其实，这也是自己主动“作”出来的。每年来爱的新生都有互助会，尚未出发前就会在群里一起商量租房，解决生活问题等，另外还有学者联合会这个固定的组织，负责定期给要在荒岛熬年头的苦孩儿们送去集体的温暖。出于一种也许无聊的执拗，我小心地避开了这一切。我早早订下了位于郊区海边的、有独立卫浴的宿舍，我的室友是四个学商的爱尔兰硕士和一个搞仿生学的美国博士，我打算做个隐士。即使这意味着昂贵的房租和每天花在走路上的两个半小时，那时候觉得，为了得到孤独，安静和孤独，这些完全不算什么。 然而，伏在桌前与《妻室哀歌》中扑朔迷离的属格、与格、离格以及交叉结构作斗争的同时，我还是产生了过于强烈的代入感：这说的，多像是我现在的生活。 圣诞过后，室友们都回家过寒假了，连物业人员也不再每天上班，整栋公寓渐渐变成了一幢名副其实的空楼。除了周末去超市买菜时与收银员简短的交流，我已经数十天没有和现实中的任何人说过话。看书间歇我养成了观察对面公寓一排排窗帘的习惯：统一的脏兮兮的淡卡其色，以不同的幅度在风中鼓动，形成角形或者波形的褶皱，没有一副被拉开过。我甚至发现自己和诗中的女主人公一样，在完全不自知的情况下，一边扳着手指喃喃自语，一边绕着客厅里的桌子走圈。我倒不担心自己的精神状况，假如多做些努力，打起精神出门社交，多半要在人群里碰到更大的疯狂，而待在原地，站在可以看到磁蓝色远山、满园枯枝、枝头蹦跳的灰喜鹊的落地窗前，至少我可以想象他们并不疯狂。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在外过冬，却是我在外渡过的第一个，在最彻底的意义上，只有书本和纸笔相伴的冬天。 2. 大概就是在那段日子里，养成了傍晚去海边散步的习惯。当时我住在城东郊的黑岩镇，普通都柏林地图上找不到它，从宿舍向东走十五分钟就是爱尔兰海。这十五分钟内，要经过每栋房屋都有着雪白墙壁和五彩大门的修道院巷和天使海巷（因为没有更好的事可做，我记下了小镇上每一处最隐蔽的窄巷的名字），穿过主街上烟囱从不升起炊烟的红砖屋、早已打烊的药店、有机食品超市、简陋的霓虹兀自闪烁却几乎永远没有客人的汉堡店、六点准时敲响晚钟的小教堂——暮色里的黑岩简直是一座空城，又像是《寂静岭2》中废弃的工业矿镇，如果街对面突然有一个人走过来对我微笑或打招呼，我恐怕会吓一跳的。 从主街再拐过两个巷口，眼前就会粼粼地铺展开一整片灰绿色的大海。海滩破败不堪，除了开裂的棕褐色岩石和滋生的水草，就只有叫声凄厉的海鸥和矶鹞在其间蹦蹦跳。如果赶上了日落，也可以看到冷峻的海水逐渐幻化成热烈的玫瑰紫与金黄，以一种或许只有海水才懂得的粗粝的温柔舔舐着屹立的礁石，这时候我就骗骗自己：看，君士坦丁堡！ 除此以外，这真的是一片乏善可陈的海，更何况两个世纪以前竟然濒海修了火车站，吓退了大批来这儿度假的新贵。走上一座满是陈旧涂鸦的拱桥，下到一条狭长的甬道，左边是扭成大辫子的铁轨和四四方方的玻璃候车塔，在暮色中散发清冷的紫光，也照亮对面空荡荡的站台；右边是一堵高高的石墙，上面是同样设计平庸但色彩灼眼的涂鸦，还嵌着几扇阴森的铁门，也许是火车站的库房。再走几步，抬头可以发现几排废弃的看台座椅，也许在它的好时代里，这片荒凉的海滩曾布满巡回马戏团的帐篷。 每天晚饭后我就这样走路去海边，看看烂熟于心的礁石和远处若隐若现的岛屿，日落后翻动着银色手掌的波浪，还有青蛇般沿着海岸线呼啸而过的绿色火车。天晴的时候，有时我会看见一只白色的大船，它总是非常缓慢地朝着海中央那座说不清有多远的岛屿移动着，却似乎怎样也靠不了岸。有时候出门晚了，可以看到那座岛上亮起了暖黄的灯：不是一盏两盏，而是漫山遍野，像星的瀑布，也像一个巨人源源滚下的泪珠。就这样，从海边回家的路上，我大致知道自己并没有消失，也不配消失。海浪的节奏，连带着它所有泥沙俱下的动量，深深地渗入了我的身体，以至于当我在台灯下重新铺展开书页或稿纸，那些密密麻麻的花体字母——无论是英吉利规范体、卡洛林圆体还是岛屿杂交体——仿佛形成了语词的浪涛，从白纸那一端朝我一波、一波地涌过来。 3． 是的，我有一个略显奇怪的专业。在冬境的第一年，除了写课程论文和收集文献，多数独处的工作时段里我都举着一面放大镜，费劲地辨别着残篇摹真本上M与N勾结在一处的小腿、有三种形状的S（矛形、肾脏形和钻石形）、有十多种可能拼法的省略符号，据此判断着手稿的年份和产地，原始牛皮纸的质量（可以根据影拓在摹真本上的毛孔来判别），它是出自僧侣还是俗众之手，是修院或贵族私藏的珍本还是民间流传的小册子。那个曾在大学时代一周醉四天，除了恋爱和写诗以外对一切都不屑一顾的躁狂的我，在这蚂蚁运粮般贴近大地的劳作中找到了可贵的安心。 在我前几年翻译的一本保罗·奥斯特的小说《隐者》中有个名叫塞西尔的瘦弱女孩，十八岁那年，她把古希腊诗人“隐晦者吕柯弗隆”的长诗《卡珊德拉》译成了法语——这是一本被某位传说中的男爵附体的天书，每隔一百年左右，被附体的人就会将它翻译成一种新的外语——然而就如卡珊德拉疯狂的预言永远没人相信，吕柯弗隆疯狂的作品也永远没人阅读，“于是这是项无用的任务：写一本永远合着的书”。塞西尔成年后平庸的结局曾让我深深难过，我不明白这个被所有人看作书呆子的女孩身上是什么东西如此打动我，现在我知道那是一种同情——情同此心——或说是同病相怜：“尽管她在狭窄的学术研究领域是个成功者，她一定明白她为自己选择了怎样一种奇怪的生活：禁闭在图书馆和地窖的小房间里，埋头于逝者的手稿，一种在无声的尘埃之领域里度过的职业生涯。” 这是保罗·奥斯特长于刻画的那类人：虽然生活在此世，他们的心智更贴近中世纪修院的缮写室。而翻译，就和分析手稿一样，永远是一项将我们拉回地面的活动，一种谨小慎微、谦卑地把握世界的方式，一种抵御或者维护孤独的工具。 在这样的孤独中，我写完了之前搁置了将近两年的一组长诗，把定稿的最后一行敲入电脑后，我站起身来，看见花园里的酸枣和白蜡树已经片叶无存，一只灰喜鹊停在枞树树顶，长尾巴在寒风中一翘一耸，仿佛那是鱼鳍。稍远处已经冻结了大半的一小片湖水上，有一只天鹅在碎裂的冰块间缓慢地穿行，似乎忍受严寒是最普通的事。我知道要不了多久，这片花园和树林，这面湖，都会溶解在逐渐降临的暮色中，隐入无边的黑夜，仿佛从不曾存在过。我给尴尬的八小时时差之外的战友打了个电话，手机嘟嘟地响了很久，我正要挂机，那边却接了起来：“我刚给一张线稿上完色，”他说，“现在要开始抄经。”于是我们说了一会儿抄经的事，无非是到了第几品，字为什么反而越来越难看了等等，他说他的酥油灯点完了，“好在以前每个灯快烧完时边缘都会剩下一点油，灯芯够不到的地方，我用勺子把它们收集起来了，现在又可以做成一盏灯。”我笑话了一会儿他的抠门，又问他有没有按时吃糖，在抑郁症比较严重的一段日子里，每天出门他都在钱包里装一个铁皮药片盒，里面是各种彩色的糖果。不过那天他说：“今天没有想起来要吃糖的事。” 4. 即使在冬境，永恒的孤绝也是不可能的事。随着寒假将近，室友们逐渐搬了回来，对面公寓的卡其色窗帘有几副被拉开了，又开始有白色的信封陆陆续续地被塞进门缝，宣告着世上照常运作的一切。冬去春来，园里的酸枣抽出了嫩青的新叶，从我的窗口可以看到远方的蓝色山脉涌来阵阵奇特的白雾，仿佛捎带着世界上所有的花粉。据说，在春天里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可是，我已经连“孤独”的自觉性都没有了，甚至不再知道这个词要表达的是什么状态。我把工作台从共用的客厅搬回了自己的卧室，早早把门关上。我不断在手头翻译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本中继续遇到幽闭恐惧症的意象，比如：“狼（女主人公的情人）在彼岛，我在此岛 / 岛屿固若金汤，被沼泽环绕”（《狼与埃德瓦克》）。我写了一篇关于古英语哀歌中被禁闭的女性的论文，随后就忘了幽闭恐惧症这个长长的、说起来绕舌三匝的词：Clau-stro-pho-bia. 也许战友说得没错，没有什么事是不能习惯的。 当独自出门、独自做饭、独自阅读和写作、独自入眠成了最普通不过的常态，你甚至不再能产生一种关于“更好的可能性”的分别念，就如那一波波早已在我体内住下的海浪声，我已习惯了与它们日夜共存。很多时候我的思维节奏和它们是同步的，我甚至怀疑自己的呼吸是否已经开始带着盐味。 而我最深切持久的需要，不过是这样。 2012.10 于都柏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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