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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蒙古人-蒙古征服-蒙古统治，人类第二个千年开始不久到结束，成为举世皆知的“蒙古谜”。其中，有太多的研究者穷其一生，就想能有一个发现，令学界为之一震，但这何其难也！除非发现拉施特·丁所说的《金册》由你刊布，或找到《蒙古秘史》的蒙古语原著，也可以是成吉思汗以下的大汗陵寝，伴随着出现从未有过的实物、文字、图片等等——那真就石破天惊了（反对挖掘成吉思汗陵寝的态度当然是坚决的）！ 第三个千年开始近二十年，这个千年,研究蒙古—— 有兴趣、能坚持、蛮幸运的人会是谁？ 蒙古谜无疑是长盛不衰的话题，因为亚洲大多数国家-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没有蒙古的内容，其历史就有了窟窿——开天窗的历史岂是完整的；中东欧国家也是没说的，只要涉及十三、十四世纪的历史，再不爽都必须乖乖滴回归蒙古话题。 以蒙古语为话题的系列中，《蒙古语的时空》，主要记述1206年为时空的节点起，蒙古语就成为蒙古高原、蒙古人（尤其非蒙古人语言的蒙古化）的共同语，重要的是这个语言千年来语音、词汇、语序依然保持原貌的生命力（当然，语言学家从研究角度划分古蒙古语、中古蒙古语、现代蒙古语等，是必要的），在世界各民族语言中是绝无仅有的； 随着蒙古大军席卷亚欧大陆，蒙古语也自然扩张，成为各蒙古汗国的强势语言，而当时的地区霸主们不得不面对蒙古时，蒙古语的影响就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日本、中国、伊朗、伊拉克、俄罗斯、匈牙利、法国、西班牙到梵蒂冈，蒙古语文献竟珍藏于这些文明古国，成为研究那段历史的重要资料。 但诸多史实，见证蒙古语扩张并毫无疑问地产生国际影响的同时，也传递出各汗国内部的语言在逐渐转换的苗头。 1. 1265年，蒙古汗国中心的元朝，经忽必烈的亲自点将，伊利汗国的旭烈兀派遣伯颜出使大汗之国·元。伯颜何须人也，笔者曾著文纠正《元史》以下各种史料认为伯颜生于当时伊利汗国的谬说（见公众号《嫩科尔沁历史文化》的《再说元朝名将伯颜》）。不说伯颜是否生于伊利汗国，他1265年来到忽必烈身边时，已经近三十岁了，又直接进入元宫廷任职，此时元朝将很快推行“巴思八新字”，而元朝此时使用的文字是畏兀体蒙古文（约1269年使用巴思八新字），那么伯颜会说什么语言呢？第一语言毋庸置疑肯定是蒙古语，他本人仅过了十年，就在三十八九岁时，受到忽必烈的信任，统兵伐宋。其军事功绩自不待言，令人惊异的是，他所做的汉文诗竟然流传下来，并且得到后人极高评价。 诗作仅几首，选两首赏读： 其一、【奉使收江南】 剑指青山山欲裂，马饮长江江欲竭。 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圣灵血。 其二、【过梅岭冈留题】 马首经从岭岛归，王师到处悉平夷。 担头不带江南物，只插梅花三两枝。 一个伊朗（当时的伊利汗国）返归元朝的宫廷上层人物，其语言环境主要是蒙古语（元政府文件为蒙古文，有【元朝硬译文牍】传世），他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在十来年间是怎样迅速掌握汉语的？并且能够作出如许高格调的诗词，真是不可想象。 这只能说明，元朝政府文牍固然是蒙古文，宫禁上层以蒙古语为主要交际语，但不可否认，汉语的社会强势地位并没有受到蒙古语的致命影响。相反，上层中的非蒙古语成分，在忽必烈朝就已成为仅次于蒙古语的重要交际语了，如若不然，年轻将领伯颜能够迅速掌握并达到很高造诣，单一语言环境是想都不能想的。 从历史记载看，蒙古汗国时期的窝阔台朝，大汗窝阔台即下令于（金中都）燕京（今北京）举办官学，令蒙古贵胄子弟入学，习蒙汉语，到忽必烈朝，大蒙古国迁都大都后，官学制度化，从太子到其他王子、贵胄子弟等入官学，习双语，走仕途成为正途。 说到伯颜，从伊利汗国回到忽必烈身边后，正当青年才俊的他，也在公务之余，必然抓紧学习母语和环境需要的第二语言——汉语，而当时所学不过经史子集，词赋格律耳，十余年濡染，写出上述诗词来，当是可信的。 令人怀疑的记载还有大汗忽必烈，也写有汉语诗，流传下来一首，但得到种种质疑，基本否定非忽必烈所作；但元惠宗妥欢帖木儿的一首汉语诗被肯定为本人所作，以《赠吴王》为题（近人改题《答明主》），诗曰： 金陵使者渡江来，漠漠风烟一道开。 王气有时还自息，皇恩何处不昭回。 信知海内归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 归去诚心烦为说，春风先到凤凰台。 元惠宗的这首诗被叹服谓“最为别致的国书”，表达了自己非亡国只禅让的不卑不亢姿态。从妥欢帖木儿的个人遭际看，他生长于近元末，基本生活在大都，在宫廷斗争中也曾贬谪南方，他的即位颇费周折，是急匆匆从贬所赶回大都的。可以肯定，妥欢帖木儿本人的语言能力不仅局限于母语，他与他的祖先忽必烈以及伯颜等人比较，更具有熟练运用汉语的能力。因此，史传的汉语诗抑或“哀大都”的蒙古文诗，是其亲作当属无疑。 有元一代，蒙古文字始终贴有“国字”标签，蒙古语当然称为“国语”。但举族不过百万，且已分散至各汗国，即使镇戌要地的兵卒规模可观，但统治江山辽阔，人口庞大的国家，元朝百年间“国字、国语”始终保持强势地位，已是奇迹了，但蒙古语的使用空间毕竟狭小，从大汗到大臣，掌握并熟练运用非母语，实属必然。 2. 1282年1月，伊利汗国第二任大汗阿八哈去世。阿八哈去世后，出现了汗位继承问题。究竟谁可以继位呢？阿八哈汗的哈屯和大臣们各执一词，意见很不统一。主要集中在旭烈兀七子帖古迭儿，十一子忙哥·帖木儿，还有阿八哈汗的长子阿鲁浑。就当时的境况看，在议继位的忽里勒台现场，因为帖古迭儿具有较强实力，而此时传来忙哥·帖木儿已死的消息，所以，多数倾向于帖古迭儿继位；做为阿八哈汗长子的阿鲁浑身边，没有军队可依靠，因此竞争力大为减弱。支持他的大臣只得劝他暂时隐忍，赞成帖古迭儿继位。阿鲁浑也就依计同意自己的叔叔登上大位。 帖古迭儿是一位较早伊斯兰化的蒙古宗王，就当时的形势而言，他信仰的改变，在一定意义上时间节点过早了一些，因为帖古迭儿在伊利汗朝的汗称是“阿合马”，这让伊利汗朝上层感情上难以接受；而即位后在政治、军事上的具体做法也得到抵制，这直接导致众多宗王将领倒向阿鲁浑一边，使阿鲁浑强化了对阿合马的成见，下定了夺得汗位的决心。 在阿合马阿鲁浑叔侄二人的冲突中，阿合马的政治智慧或军事才干的确逊于阿鲁浑。实际实力阿合马强大很多，但他显然缺乏政治家的果断和凝聚人心的手段，在处于劣势的境地时，阿鲁浑不仅得到宗王和将领的支持，更得到波斯籍臣下的大力支持——只因阿鲁浑的一个举动，使波斯臣属将领感恩戴德，甘于追随甚至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 这是1284年初，阿合马手握重兵，于军事行动中使阿鲁浑处于劣势，阿鲁浑为挽救颓势，获取广泛支持，调集奇珍异宝，散发给手下各路官兵。《史集》是这样记载这一细节的：“[阿鲁浑]把这些东西（指奇珍异宝）分给了异密们和军队。列夷篾力法黑剌丁把分赐的一切财物一一登录。这位篾力在帐册上题作《分赐给常胜军队的珍物册》。阿鲁浑进入官库，从他手中接过册页，尽管他不认识波斯文，却拿起笔，突然很漂亮地写了‘满速儿’（波斯语，义常胜）一词。法儿斯宰相合瓦马丁在场。他对这一罕见的微妙情况感到惊讶，便禀告说：既然‘常胜’一词出自君王笔下，这就证明至高无上的真主将赐给君王胜利”。 可以肯定，从成吉思汗1219年西征到1284年，倏然已过60余年；旭烈兀西征最终完全征服并建立伊利汗国，也已然30年了，在伊然（伊朗）和阿拉伯地区汪洋大海般的人流中，蒙古统治者除强大的军力外，人口居于绝对少数，但蒙古人第二代甚或第三代，还坚持学说母语——蒙古语，这是令人惊喜的！ 问题是，汗国统治层面的蒙古语虽然无可争辩地居于法定地位，且蒙古文教育亦是唯一的选择，但社会底层的广阔空间，蒙古语还是无法抗衡波斯语——这不是么，没有接受过波斯文教育的阿鲁浑，竟然写出漂亮的波斯语词“满速儿”，借以表达他战胜对手的坚强决心。 从波斯籍臣属的反应看，在文化上，就一个词获得了非蒙古人的广泛认可，阿鲁浑的政治智慧非同一般。 虽然阿鲁浑时代的伊利汗国，依然奉蒙古语为汗国统治语言，一切外交文书都用蒙古文为第一书写语言，但也充分说明了蒙古语在非蒙古本土的地域，已悄然发生着变化。 3. 十三世纪前半叶，与蒙古本土相距遥远的斡勒嘎沐涟（伏尔加河）畔撒莱立都的金帐汗国，在信仰上是最快伊斯兰化的汗国，巴图（拔都）汗弟博儿克（別儿哥）时代即因信仰与伊利汗国发生了战争。 1253年，经过库里台（会议）商议，蒙哥汗决定派遣其弟旭烈兀全权统帅伊然（伊朗）为中心地区战事的时候，叮嘱他消灭敢于反对蒙古军的一切敌人，爱护那些听从命令、表示顺从、归附的人们。其中特意提到两点：一是报达（巴格达）的哈里发能够效忠、表示支持就须承认他的地位，不以任何方式使其不悦；二是免除广大的“剌亦牙惕（农民）”（“剌亦牙惕”这一称谓可能是蒙古语中指农民的“塔日牙沁”的借用）的赋税，使其过上幸福生活。 当旭烈兀剿灭亦思马因派堡寨时，依据蒙哥汗的叮嘱派遣使者，请哈里发派助援军，但哈里发以低姿态的“俯首听命”打发使者，却没有一兵一卒前往，这与成吉思汗西征时的西夏如出一辙。灭掉亦思马因派后，旭烈兀始有问罪，这时候的哈里发才把自己的轻蔑表达出来，他给旭烈兀几近下达战书说“你这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啊，你强求永生、胜利和一旬的幸运，自认为已取得胜利并公诸于世，你把你的命令指为不可改变的命运和不可动摇的判决，你从我这里得不到你所要找的任何东西”。 就是这封轻蔑更带有侮辱性言辞的书信，激起刚过不惑之年（哈里发所说的“没有经验的年轻人”）的旭烈兀极度愤怒，他迅速集结军队，向哈里发的报达进发，在蒙古军的雷霆攻击之下，报达陷落，哈里发最终被抓、被杀。 正是这一事件，让金帐汗国的博儿克（別儿哥）汗强烈不满：哈里发是伊斯兰教的最高领袖，旭烈兀敢于执杀哈里发，无异于向伊斯兰教徒宣战，所以，他做为穆斯林首先向堂兄弟发兵讨伐。 其实，两位堂兄弟在几年前还在一起情深意长，共同为蒙哥即位而力挺，几年后却兵戎相见，可见宗教的力量远大于亲情。 这一大段叙述是为金帐汗国蒙古人的母语转向做铺垫的，金帐汗国距离本土最为遥远的汗国，相对而言，当初术赤分得的人户不是最多但也不少：九千户，约四五万人口罢，加之拔都西征时留下的军队，五七八万是一个可信的数字。但金帐汗国从別儿哥始信仰伊斯兰教，这对语言运用产生重大影响是肯定的。 目前，考古发现金帐汗国时代曾有畏兀体蒙古文的“桦树皮文献”，内容为普通蒙古劳动妇女送子出征时的嘱托与儿子思念母亲、家乡的情感对唱歌；时间为13世纪末。 这类现象在十三世纪先后形成的各汗国中后期出现的事实具有相近的特点：即语言文字运用方面（或者说文化习俗遵行方面），上下相左，官民不一。金帐汗国的情形可能是上层信仰很快转向，语言随之转换，但下层民众依然信仰原始宗教，语言文字保持母语，甚至文字已经成为成熟的书面语，文人创作也成形。 大汗之国的元朝也是如此，忽必烈即位后，改创畏兀体蒙古字为巴思八字，颁诏译写一切文字，称“国语新字”，奇怪的是，巴思八字基本是政府发布公文使用，民间却始终没有丢弃畏兀体字（期间，大汗册封其他汗国新汗即位时，敕书中都要出现汉字。伊利汗国的第二任汗阿八哈的册封诏书就是如此，有“辅国安民之宝”字样，现存1279年阿八哈汗所颁敕令盖有方印，印带有“辅国安民之宝”的汉字），元朝丢掉大都，与明朝对峙形成北元后，畏兀体字就直接成为上下通用的文字。 而察合台汗国出现的历史现象，又何其相似。 蒙古各汗国中，有两个汗国情形特殊。一个是元朝，丢弃畏兀体蒙古字，改创方体蒙古字（巴思八字）；另一个是察合台汗国，他们也丢弃畏兀体蒙古字，创制察合台文字，于现在的中亚广阔区域使用察合台文字，而且察合台文字使用时间之长，延续至中亚各民族国家的建立。 那么，关于察合台汗国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蒙古语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察合台语中有多少蒙古语成分还是一个谜？现有的文献资料相互抵牾，相较于元朝或伊利汗朝，关于语言文化有相当多的空白点。 4、 无论元帝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金帐汗国（窝阔台汗国忽略不计），在蒙古人集中的行政中心、军队以外，社会民众生活层面的交际语言绝非统治者的——蒙古语言，因为上层统治者距离普通民众生活很遥远。以汉语记音“达鲁花赤”的各地驻守者为例，第一代的交际语可能大多是母语，第二代开始已少有说母语的了，第三代还能说母语的恐少之又少。 考察各汗国第三第四代以后的语言使用问题，不仅缺少语言环境的“达鲁花赤”们，甚至上至大汗，在语言方面鲜有单语人，操双语者或多语人也并不稀奇。 十四世纪二十年代的元朝，在元成宗辞世后的短短二十年间，大汗更替频繁，使统治阶层勾心斗角、攻讦不断，预示了元朝进入多事之秋。在诸多大汗中，元文宗的即位，在文化语言上，为非蒙古文化和强化非母语化时代来临的标志。 文宗图帖睦尔是一位汉文化程度最好最高的大汗，诗文俱佳，书画造诣极高的“文化人”，他在位时间虽短，但建立奎章阁以网罗文人学士，下令编撰《经世大典》以经世致用，启用才俊脱脱以示知人善任。而《经世大典》的编撰，就是中国古代传统影响的结果，依据《周礼》唐宋《会要》编撰，是《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的余续，也是《永乐大典》的先声；兴废科举的摇摆态度矫正也很坚决；而其拔擢的脱脱于十余年后为总裁管编修的《宋史》《金史》《辽史》荣膺二十五史之列。 如果需要反思，元朝以“国语（蒙古语）”为统治语言的时代，没有文化和语言的转向，完全以非蒙古语编修三朝历史，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伊利汗国的后期历史应该比元朝走的更远。 阿鲁浑汗的儿子合赞是一位弱不好弄，少有异秉的君王，他是语言天才，熟练掌握蒙古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印度语、克什米尔语、藏语、汉语、富浪语，另外还懂其他一些民族的语言。 有趣之处在于，他掌握阿拉伯语、波斯语是可以理解的，他根本没来过元朝疆域，他是怎么掌握藏语、汉语的？ 合赞即位后，他下令伊利汗国奉伊斯兰教——因此，伊朗历史上合赞被称为伟大的伊斯兰君王，幸运的蒙古人也因合赞而留下一部详实的民族历史巨著《史集》，如果没有《史集》，蒙古人早期的历史完全是混沌不清的——问题也来了，《史集》和脱脱的三史一样，非蒙古文著作。 察合台汗国的历史中，值得述说的史实很多，其中察合台语察合台文的形成、发展、演变就是一个传奇，甚至对现今中亚一些现代国家的语言依然产生影响。 而察合台文最终成为成熟的书面语，其重要的标志还是蒙古人后裔如莫卧儿王朝建立者巴布尔的察合台文《巴布尔回忆录》，他是征服者帖木儿的六世孙。做为文治武功卓著的帝王，巴布尔还写过许多优美诗文，使察合台语察合台文成为词汇丰富，表达准确细腻的一种文字。 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十四世孙，阿布·哈齐·把阿秃儿汗的《突厥世袭》，也是一部史料丰富的历史著作，是十六、十七世纪中亚历史变迁的第一手亲历者的叙述史，而使用的语言也是察合台语（文）。 这些实例说明了蒙古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那些曾经显赫的各汗国，似一颗耀眼的流星，已无可挽回地划向主流生活的边缘。 5、 蒙古汗国时代即已出现语言转向的严重苗头，更毋需说若干世纪后的巴布尔、阿布·哈齐时代了（据阿布·哈齐自己透露，他懂得突厥语、蒙古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塔吉克语、卡尔梅克语等多种语言。他生于1605年，于1664年辞世；1643年即位为希瓦汗，所以，这时候的哈齐还能说蒙古语，是不可思议的）。 图帖睦尔等君王如此，在非蒙古语人流的汪洋大海中孤岛存在的 一家一户或屈指可数的军户子弟后人，到第二代第三代，语言的丢失就已非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其第一语言与母语绝缘是必然的。 有元一代，地方官宦子弟丢失母语，改操汉语的文化名人大有人在。 生于1247年的郝天挺，族属虽有争议，但《元史》记载其为蒙古朵鲁别氏。他是勋臣子弟，著有《云南实录》五卷，《唐诗鼓吹集注》十卷，亦有多篇（首）诗文传世。 《云南实录》在元代地方史志中影响颇大；《唐诗鼓吹集注》被认为是蒙古族文学理论方面的第一本著作，而他又是文学理论以汉文创作的第一人。 蒙古汗国大将速不台骁勇善战，为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部立有大功，长子西征时，又辅助巴图（拔都）征战欧洲大陆，把欧洲联军打得落花流水，闻风丧胆。速不台的第六世孙童童，因祖上功德，本人亦享高官厚禄，他汉文化造诣极高，据有关记载，他曾叹自己未与董解元相见为恨，可见他多么痴迷《西厢记诸宫调》曲本。 月鲁不花，科举牛人，干脆进士出身，为文下笔立就，粲然成章，《元史》有传，为政为文卓然不凡。 元代诗文成就卓著的是萨都剌和泰不华，元代文学史上都有一席之地。 在语言转向变化中，尚能与蒙古语有些许关系的是察合台文察合台语，关于中亚历史文化的著述也是多用察合台文完成的，甚至还有深刻、细腻、优美、准确的文学作品流传于世，成为中亚各民族人们共同的精神财富，上文中的巴布尔，莫卧儿王朝的创建者，是征服者帖木儿六世孙，因母系为察合台后裔云奴思（又记作“羽奴思”“歪思”等）汗女儿，也较长时间随外婆（云奴思汗的哈屯）生活，他竟取蒙古语名“巴布尔”，义“虎仔”，就是小老虎，在内蒙古蒙古语中一般记写为“班布拉”，这都是出乎人们意外的，更令人敬佩的还是他的察合台文历史和文学作品。 与巴布尔同时代的海答儿，做为巴布尔的表弟，也著有《中亚蒙兀儿史记》（也称《剌失德史》），使湮没无闻的史实得到保存，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历史依据。 与元代蒙古人语言转向有巨大差别的是，中亚地区失掉母语的蒙古人，他们虽用其他语言进行创作，但主题是中亚蒙古人的历史。 综观蒙古汗国时代，早期各汗国的统治语言，无疑均为蒙古语，但在各自的统治区域，因被统治者人数众多，屈指可数的统治上层——蒙古族，其语言在社会底层无法产生决定性影响，始终未能改变民众生活语言的面貌，反而在不是很长的时间内，自身的语言取向就发生了变化。 当然，一个民族的文化、语言等，在面对另一种文化和语言的时候，之所以转向，其原因是复杂的，但不可否认，一个经济方式单一的民族，面对精细化的农耕文明，城市化历史久远，工业经济（即使处于手工作坊阶段）满足日常所需，市民文化成熟，口语书面语底蕴深厚，对生活符号的涵盖游刃有余的局面，统治民族的文化即使能够嫁接，想必结出的果实也是苦涩的——这是文化空符号太多造成的。 当客观现实中第二代第三代社会化环境为单一语言环境时，习得就毫无选择地余地。因此，经过极度扩张和产生重大国际影响的语言，非本土地区很快就开始了收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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